相传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柳下惠宿于郭门，时有一个没有住处的女子来投宿，柳下惠恐其冻死，叫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将她裹紧，同坐了一夜，却没有发生非礼的行为。高伯虽然不是柳下惠，但他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正人君子。高伯供凤吃住了一些日子，连凤都觉得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偏偏就是没有。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那似乎有点不正常，凤心里就想了很多很多。从内心来说，她也希望他们之间发生一些什么。她觉得，高伯对她是有恩的，她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感恩的女人用什么报答男人？女人自己是最最清楚的，她们一想就想到那方面上去。她觉得她和高伯只有发生一些什么了，她才可以报答高伯，对得起高伯。问题是，高伯并没有按照她想的那样去做。高伯天天跟她在一起，一说就说到回国的事情上去，好像回国成了他的头等大事，别的都不在话下。一天，她问高伯说，你是不是很讨厌我？高伯有点莫名其妙，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凤说，既然你不讨厌我，那你为什么都不理我？高伯说，没有呀！我们这不都好好的吗？凤说，真的好好的吗？高伯说，是呀！是好好的。
高伯说这句话时，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有点太虚伪了。其实他心里非常明白凤指的是什么，他只是在装聋作哑罢了。从高伯这方面来说，他也是男人，那时他已经离开妻子有两年多了，他不可能不想女人。他也不可能是柳下惠。柳下惠是那些无聊文人瞎编出来，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人。他之所以夜夜面对凤却“坐怀不乱”，完全是因为他觉得对一个正寄人篱下的女人那样做，实在太无耻，太卑鄙了，那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为人之道。
高伯“坐怀不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始终把南洋当做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驿站，一艘正在航行的轮船，他不过是它们的一个过客而已，他不可能在这个驿站或是这艘船上长住下去，总有一天，他是要离开它们，要回中国去，要回家里去的，那种有形无形的东西总是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限制着他，使得他不可能对暂时栖身的船和驿站有所迷恋。高伯说白了不过是一个农民，他不可能像那些政治家和读书人一样，把任何一件事都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什么爱国不爱国，他只是觉得中国是他的祖居地，是他的家，家里还有一个女人和他的孩子在等着他。如此而已。
当时在去南洋的那些中国人当中，不外乎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在没吃没穿，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逃难逃到南洋的；一种是认为南洋到处都是金山银山，跑到南洋来淘金淘宝的；还有一种则是像高伯这种情况，是朝廷的钦犯，在国内已经无法再呆下去了，只好到南洋来避难。这种人最不想在南洋久留，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迫来南洋的，来得相当委屈冤枉，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回到自己的故土去的。然而，有时人的意志是非常薄弱的，尤其是在面对女人的时候。高伯也一样，他是一个健康的男人，健康的男人就不可能不想做一个健康男人想做的事，那种生理本能无论是伟人和乞丐，都是一样的。那是过年的晚上，当中国人都沉浸在那个传统节日的气氛中时，漂泊海外的一个单身男人和同样漂泊海外的一个孀居的女人免不了一阵伤感，免不了同病相怜。而在那种情况下发生一些意外是相当正常的。
事情过后，高伯有点后悔，他觉得自己太过分了！最后还是做了乘人之危的事。心想自己说有多无耻就有多无耻。他甚至于不敢面对凤，好像那件事不是凤出于自愿，而是他把凤给强暴了似的。
这样过了半年，凤终于看出高伯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她的身上，倒好像是给他添加了麻烦。凤信佛，慈悲为怀。这时刚好表哥已经不再跑船，回到了新加坡，她便投奔表哥去了。那天，凤一大早就起来了，像平时一样，凤替高伯做好了饭菜，然后把屋里屋外、上上下下拾掇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就像是她要出一趟远门，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似的。临分别的时候，高伯倒有点依依不舍，眼里涌动着泪花。凤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来，叫一声，我就回来了。高伯听凤说了这句话，泪水就下来了。心里想，凤其实是多么好的一个女人！
凤这时说，你不是说有一天你要回中国去吗？
高伯说，是，那是肯定的，总有一天我要回国去的。
凤说，如果哪一天要回去，捎上我，我也想回去。
高伯说，为什么？
凤说，还为什么？你们男人都不想留在南洋，我一个女人还留在这干什么？
高伯说，也是，我们男人在这都不好混，就别说你们女人了。到了那一天，我一定会带你回国去。
但是，凤又马上反悔了，凤说，我还是不回去了，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跟你走那算什么？再说，当初我男人离开家里时，已经在左邻右舍那夸下海口了，想到南洋来做大事情的，像我现在这种狼狈不堪的样子回去，还不让人家给笑话死了？我不回去了，我死也要死在南洋了，哪里的黄土都一样埋人。
凤走了。凤刚走那阵高伯会天天想她，好像身边突然少了一样东西。有几次，他甚至跑到凤表哥住的地方去找她，但去了几次，一次也没碰到凤，心里就想，男女之间走在一起其实就是一种缘分，缘分长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一世，长相厮守；缘分短的就是让你们结成夫妻也不过一年半载，三年五年。他和凤之间大概就是属于那一种缘短的人。缘尽了，人也就散了。散就散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只是他们的这一个筵席也散得太早了点太快了点。不过，从理智上说，他是不能再去找她了。他不能太情绪化，因为他毕竟是有家有室的人，总有一天，他是要回国去的，他不可能长期留在南洋。既然有一天要回国去，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再缠住人家了，凤毕竟还年轻，还可以再组建一个家庭的。
高伯一门心思想着回国，想着回家。他觉得自己在南洋一天也没办法再呆下去了。后来，高伯的思乡病随着女儿女婿的到来，特别是外孙黄佑国的出生，减轻了许多，他除去拉黄包车，整天就都把精力放在黄佑国的身上。孩子实在太可爱了，一句句亲亲热热的“外公”，叫得他眉飞色舞，高兴得一塌糊涂。然而，那一切都不过是暂时的，那种思乡病说穿了就是一种心病，不是什么药就可以治好的，高伯心里相当清楚，要想治好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国去，回家里去。
而且，面对天真无邪的黄佑国，有时他会冒出一些很离奇古怪的念头，他突然想，这孩子打从一出世就在南洋，就连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长大后他还会去想自己的父母之邦是中国吗？想起要回到那里去吗？他们还会对他们父母的国家有感情吗？如果长大后他不愿意回去又该怎么办？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不是连自己是哪里人都给忘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事！一想起那些，高伯的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于是，他带着他的那种深深的伤感和忧虑开始对小小的黄佑国进行了相关的爱国爱乡教育。他本身包含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几乎天天向孩子讲述老家，讲述中国的许多事情，他对女儿女婿约法三章：第一，不管以后他们在南洋生了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孙子，所有儿孙们只能讲汉语，讲家乡话，不能讲当地的马来话，讲英语；第二，孩子长大了进学校念书，只能进中国人办的学堂，不能进洋学堂；第三，不管以后在南洋多少年，多少代，他们始终还是一个中国人，只要有条件，就必须让后代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绝不可以当外国移民。
从高伯这方面来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世世代代永远保留一种中国人最本色的东西，才不会把老祖宗给忘了。对高伯提出的要求，女儿和女婿虽然不反对，但是作为他们来说，认为有些事情是不现实，无法做到的，就比如，孩子长大后的上学念书问题，你不进洋学堂你做得到吗？你不进洋学堂你还能上哪里念书去？你总不可能自己办一个学校吧？没想高伯却认为，自己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学堂又有什么不可以？现在中国人到南洋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早晚得自己办个学校。就是不办学堂，办个私塾总该可以吧，女婿不也是从念私塾过来的吗？
黄泽如便没话说了。他心里不明白，自己的老丈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平平凡凡的大清国子民，他的那些爱国爱乡的热情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谁也没有叫他这样做，谁也没有教他要这样做，那一切完全是发自他的内心。黄泽如心里头便为老丈人的想法感动着。至此，他才明白，原来，那故乡，那故国是那样充满魅力，让人欲罢不能，欲离还回，其实，故乡本身就像是一块吸力巨大无比的磁铁，无论你走多远，你也永远走不出她的磁芯，你最终还是要回到她的身边去的。别说老丈人，他，高兰香，陈可镜，李清华，任何人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