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天：兄弟
7月15日，第23天。彭忠志不用写标语了，已经在督军营工作的他，此刻最担心的是哥哥彭忠荣。
7月11日晨，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向衡阳城倾泻大量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不过，日军虽付出极大的代价，仍无法突破中国守军的核心阵地。
彭忠荣的迫击炮连，炮弹已经用完。“炮弹已经打了两三千发。”彭忠荣说，他们被补充进步兵阵地。
彭忠志回忆：“除了炮兵，那些炊事兵、警务兵也都改成步兵，带着手榴弹就上去了。”
步兵阵地比炮兵阵地危险，兄弟俩心知肚明。
这天黄昏，日军的飞机、大炮一起上，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彭忠荣回忆：“敌人那个山炮，一排排地打，飞机来很多，打得我们抬不起头，不敢回子弹。士兵死伤很多。”
轰炸声中，躲在战壕里的彭忠荣隐约听见有人在喊他。“有一个我的老兵，迫击炮连带过来的兵，叫杨志成，江苏人，日本人把他打中了，肚子打穿了，肠子打出来，喊连长救命，赶快来救命！”
彭忠荣很难过，因为他无能为力。“敌人飞机炸，机关枪打，哪还能够救得了？这个士兵我记得很清楚。这些兵很勇敢。”
凭借着火力优势，敌人又冲上来了。彭忠荣大喊：“弟兄们，杀！杀！”剩下的弟兄们已经做好了肉搏的准备，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彭忠荣。
彭忠荣回忆：“我冲在前面，敌人扫射的时候中的弹。”他重重地倒在地上，背后鲜血渗出。他没有叫喊，他看到旁边有死尸，他的士兵们正向敌人冲锋。后来他昏死过去。
阵地保住了，但彭忠志没有在退下休整的人群里见到哥哥。不敢多想，他冲上了阵地。“那个战场横尸遍野，惨不忍睹，天气热，臭得不行，我只晓得哭。”
彭忠志一边哭，一边在死人堆里寻找哥哥。来衡阳，是因为哥哥；当兵，是因为哥哥；回家时，不能没了哥哥。
彭忠志终于找到了不知是死是活的彭忠荣。他看到的哥哥“一颗子弹从胸前打进去，从背后打出来，一个鸡蛋大的洞”。
哥哥似乎已经没有了呼吸。彭忠志抱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方走。
彭忠荣叹道：“老弟把我抬下来，没有老弟就没有我的命。那前面死了好多人，别人谁给你抬？”
在野战医院，彭忠志听到了哥哥微弱的呼吸声，他笑了。“哥哥头上一个小洞，只有六七天就结疤了，好了，但是背后那个洞，军医用黄色的纱布塞进去，拿出来，血流了很多，哥哥痛得在地上打滚，那真是九死一生。”
手术后，彭忠荣脱离了危险。不过，醒来后的第一个消息就让他失声痛哭。“我的两个排长都死了。我这个连118人，就剩了13人，还不是最惨的，有的连只剩了七八个。”彭忠荣说。
野战医院的情况已经很糟糕：缺医少药，很多手术已不能做，棉花、纱布都快用完了。时为第十军野战医院护理长的罗立三对一个姓盛的伤兵印象深刻：“他肚皮被弹片划开一道宽约二寸的伤口，露出一点肠子，四五天就活活痛死了。”有个连长腰上受了枪伤，子弹没法取出，也活活痛死。加上天气炎热，伤口生蛆，重伤后自杀的也不少。
对时为第十军军医处主任医生的肖光来说，每天耳闻目睹的都在考验他的心理承受力。“这次打仗，一讲起就要落泪，打得好惨。伤兵多得很，来了，去了。”
此时，一线阵地的预备第十师，伤亡已经超过70%。日军也很凄惨，《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记载：“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的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损失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连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之步兵连已变为由士官代理连长，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阵亡，而攻击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进攻。
长时间厮杀过后忽然安静下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安静。
衡阳人民的战前支援
战前，衡阳“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破坏道路，毁掉桥梁，切断日军进攻路线。日军曾派飞机侦察，得到的情报称：“株洲至衡阳之铁路和宝庆至衡阳之铁路，悉被衡阳居民破坏，运输设备，一无所有。”这些任务全是群众自愿参加、义务完成的。同时，“抗敌后援会”和市政府、工会还组织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商的木料120余万根，配合第十军，利用衡阳周围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各街道挖掘了战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机枪掩体、铁丝网等，构成坚固的防卫体系。[蒋鸿熙：《血泪忆衡阳：1944衡阳保卫战亲历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
节选：湿毛巾防毒
我军防毒设备极劣，现有防毒面具尚不敷军官分配。在此种情况下的紧急措施，乃立即通知各部队，敌人使用毒气，无防毒面具者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捆在面部，这样岂不成为瞎子？激战中，各种武器岂能稍停或盲目射击？乃将湿毛巾的眼睛部位剪二小孔，庶不致妨碍视线，并严令各战斗部队镇静处之。再报请军长，将军直属部队所有防毒面具收集，即送阵地应用，仅先发给炮手及轻机枪射手使用。第六七两昼夜之激战中，敌发射之毒气炮弹在千发以上，我即时做适当之处置，遭其害者甚微。足见敌人两个师团，皆已使出其全身解数，但均未能得逞，亦未丝毫动摇我斗志，打击我军心，其奈我何。[葛先才：《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81～82页。]
四十七天（下）
亲历者
杨光荣——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卢庆贻——时为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
彭忠荣——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彭忠志——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少尉参谋伍志鸿——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部少尉文书第十军困守衡阳城的时候，蒋介石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后，中国军队节节挫败，国内外舆论对此群加指责。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倍感压力。1944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豫湘战事颇降低中国信誉，拟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在整军会议上“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班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做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他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317页。]
此时，日本政坛发生突变。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衡阳城下的失利，加剧了日本国内反对势力的倒阁风潮，失去天皇信任的首相东条英机于7月18日递交辞呈，小矶国昭新内阁上台。
日本人希望在衡阳城挽回颓势，蒋介石希望在衡阳城重振士气，这场血战，注定将更为惨烈。
第28天：烧掉劝降传单
7月20日，第28天。第十军军部，电台报务员卢庆贻的耳朵里，已经开始产生幻听。
卢庆贻说：“我现在耳朵不好，就是由于那个时候太用心听，那个声音只有蚊子声大。”
日军开始采用心理战术，用飞机向衡阳城内外撒“归来证”和劝降传单。传单上这么说：“能征善战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经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绝不以敌对行为对待！”
第十军官兵把“归来证”和劝降传单都烧了，誓与衡阳共存亡。
“衡阳保卫战啊，第一点就是士气。”时为第五军四十八师战车防卫炮营四连连长、调到衡阳支援的杨光荣说，“第二点，我在第十军里头，始终没气馁，我始终认为有希望解围，我们一定要坚守，等着周围兄弟部队来解围。那么多的部队呢，是吧？”
快一个月了，衡阳守军早就完成守城任务，援军还没有来。
衡阳城外围，枪声时隐时现，第十军辎重团二营营长陆敬业仔细辨听。
陆敬业之子陆启东说：“我父亲讲，敌人的枪声和援军的枪声很容易分辨，因为日本人用的是三八式步枪，他是一枪两响。中国军队用的是中正式步枪，或者“汉阳造”，枪声从远而近的时候，听得出来。”
杨光荣回忆：“听着听着，机关枪响了，以为是友军来了，快解围了。”当时有人说，见到一连援军进城了，他们头戴钢盔，肩扛机枪，斗志旺盛。不过，大家没高兴多久，就听到了一个经查实的消息：是炮兵连没有炮弹了，补充进前线。大家顿时心凉了半截。军部有人随口唱起了京剧《杨家将》唱词：“不提那援军则还罢了，提起那援军令人失望。”
当然，也有好消息：此时，经过报纸宣传，第十军官兵已成为国人心中的英雄。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之子方略说：“那个时候，我看到桂林的商店橱窗里面都放着我父亲的相片啊，大家都说方先觉是民族英雄。”
其时，少年方略很难理解，身为民族英雄的父亲，为什么没有人去救他。
其时，第十军伤亡已超过八成，弹药几乎耗尽，阵地后方池塘里的鱼虾和浮萍早已被饥饿的士兵们吃光了，有人冒死进入敌人射程内去摘南瓜，很快中弹。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参谋的彭忠志回忆：“那时根本没法讲卫生，有什么吃什么，吃生的，没得办法，不知道怎么过，但精神上还坚持着，不想死，就是这个心理，好像第十军没打过败仗一样的，自己打赢了。”
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集中湘江以西部队向进攻衡阳的日军攻击，可惜被日军情报人员破译，日军作出相应部署。国军第六十二军一度突进至衡阳火车西站，但在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反击下，伤亡甚大，且弹药告罄，被迫撤退。第七十九军、第七十四军主力及第一〇〇军的第三一九师也被阻止于日军第四十师团的堵截线之外。[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6～1347页。]
据《蒋介石的陪都岁月》一书记载，7月27日，蒋介石给方先觉写亲笔信：“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勿念。”此信复制数百份用飞机在衡阳上空投下。城内守军的弹药、粮食和医药用品也都靠空投接济，即便在暴雨天，蒋介石也让空军派了飞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驾机冒险空投。
7月28日，早已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为第十军官兵祷告：“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7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城屹立不撼。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
8月1日，方先觉致电蒋介石说，“一定死守”，“一死为国”。
第41天：援军撤退了
8月2日，第41天。卢庆贻接到两封给军长方先觉的电报：一封是蒋介石发来的，上面说“援军不日可达城郊”；另一封来自方先觉的弟弟方先守，内容是“黄涛、王甲本两军（即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确已奉令解围衡阳，现在正破敌阻滞向衡阳靠近，兄可做好里应外合之准备”。
这天，空军飞机再次向衡阳守军空投蒋介石手令，告知“各路增援部队今晨已如期到达二塘、贾里坡、陆家岭、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8页。]
第十军官兵望眼欲穿的援军终于来了。
陆启东说，第十军此时仅剩的一个整建制的营——特务营营长曹华亭，被紧急召进军部。“这是一员猛将，他奉命率领一支150人的突击队冲出城，到城外的五里亭，就是离城五里的地方接应援军。”
突击队杀出重围，到了五里亭，却没有等到援军。“援军第六十二军已经撤退了。”陆启东说。
时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迫击炮连连长的彭忠荣回忆：“第六十二军不能反攻，自己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