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闫廷春回忆：夜色深沉，战士们在行进中靠敲打随身物品发出声响，作为联络信号。
一条不知名的大河横亘在大家面前。对岸河滩轮廓模糊，摸不清虚实。
队伍走到桥边停下。一位班长用一根炭棒顶着个帽子作为伪装先过桥，又敲了敲随身物品，看周围没什么动静，才传令队伍前进。
战士们毫不犹豫地纷纷踏上桥面，向对岸跑去。闫廷春和几个炊事班的战士跑在了队伍后面，刚上桥就听到了枪声。“他（班长）交代每个人不准抽烟，不准点火，不要出什么声响，把吃饭的碗放在背包里。但是炊事班做饭的罗锅太大，不可能放在背包里，碰到路边的树枝发出了响声，敌人就发觉了，朝我们开枪。我们就赶快卧倒，看到子弹在地上打出梅花点。”
枪声一直持续。
闫廷春说，经过侦察，发现对岸不远处有一个日军的临时据点，冷枪就是从那里打出来的。上级决定，立刻对日军据点发起夜袭。
闫廷春成为夜袭小组成员之一。几名从前方撤退下来的英军士兵，成了这次行动的向导。
这些英国兵驻扎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熟悉周围地形。由他们带路，夜袭小组到了日军据点哨兵所在的一棵大树附近，听见两个打鼾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决定以火光为号。翻译官点了一根火柴，火光一起，我们就从两边一起下手，把他们按住，让他们动不了，然后拔出刀来，往他们脖子上一拉，就完了，他们就没有声音了。”闫廷春如此描述自己第一次在缅甸杀敌的过程。
擦拭完刀口的血迹，闫廷春忽然看到前方立着一个东西，像人，却又不动。他有点害怕，不敢上前。
闫廷春回忆说，翻译官叫大家后退，独自上前侦察，发现那个东西是一只汽油桶，装满汽油。“参谋长把燃着的火柴扔进了汽油桶里，火苗迅速蹿起两三层楼那么高，随后就听见四周噼噼啪啪的枪声一下子响了起来。”事先埋伏在日军据点周围的战士们，开始向措手不及的敌人开火，据点里的日本兵全部被干掉。
战斗的血腥还未散去，天一亮，闫廷春和战友们继续前进。首战告捷的兴奋逐渐在闫廷春心中消退——在这个陌生的战场上，随时都面临死亡威胁。
“从哪儿走到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没日没夜地走。”闫廷春回忆说，后来到了一个寨子，“第五军失败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看到很多第五军战友的坟堆，有些战友的遗体半边身子都露在外面，已经发臭，没有人再去掩埋。
闫廷春认为，第五军吃亏在很多缅甸人做了奸细。
第五军九十六师二八八团一营营长陈启銮曾在回忆录中提到，日军入侵缅甸之后，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利用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以帮助缅甸打倒英帝为幌子，进行欺骗宣传，笼络人心。缅甸人上当受骗，把中国远征军当做殖民主义的帮凶，抱有敌意。“我们却没有做什么宣传工作，没有去争取他们的谅解和帮助，这就不能不遇到很大困难，造成很多不应有的损失。”
在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以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经营多年，培养了一支由缅甸奸细组成的“第五纵队”，他们到处放火、投毒、挖铁轨、袭军车，用各种手段妨碍远征军行动，暗杀远征军官兵。不少中国军人死于缅奸之手。
中国远征军所到之处，除了华侨，大部分当地人望风而逃。
远征军在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气候不适、情报不灵的恶劣条件下作战。此时官兵们才强烈地感受到，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作为一支外籍军队，回家的路，那么遥远。
穆旦后来在《阻滞的路》一诗中写出了这种特殊的感受：
我要回去，因为我还可以
孩子，在你们的脸上舐到甜蜜，
即使你们歧视我来自一个陌生的远方。
牺牲：38岁将军的最后一眼
1942年3月29日，同古保卫战进入第11天。日军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古城进行狂轰滥炸，敌人施放的毒瓦斯随风飘散，但是同古防线仍然没有被突破，城内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第二〇〇师残存的官兵们已经记不清究竟打退了日军多少次进攻。
这一天，在震天动地的炮火声中，戴安澜向杜聿明发去了一封电报：“敌与我接触战自19日激战至28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24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城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据杨鸿恩回忆，此时，第二〇〇师损失惨重，有的连只剩下五六个人，实在难以再支撑下去。
杜聿明下令让第二〇〇师在29日晚上突围，但他的想法遭到仍坚持对敌发动攻击战的史迪威的坚决反对，两人在电话里激烈争吵。史迪威要求杜聿明服从命令。杜聿明直接与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联系。蒋介石权衡再三，最终同意让第二〇〇师撤离同古。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强烈反对，断然下达撤退命令。
经过一夜苦战，到30日拂晓，第二〇〇师官兵终于成功突围。戴安澜最后一个撤离。在他的周密部署下，全师在行动中连一个伤兵也没有丢失。
至此，历时12天的同古保卫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日本人占领了一座空城，中国军队则退守100英里外的彬文那。12天里，第二〇〇师9000余名官兵与20000日军血战同古，据台湾官方战史《抗日战史》记载，第二〇〇师伤亡共计约2500人，歼灭日军5000余人。同古保卫战是缅甸防御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役。
同古之役使得盟军乃至敌方对中国军人有了重新认识。
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在其记录中说：“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二〇〇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掩护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军司令官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缅甸作战》（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4页。]
《戴安澜列传》：“……敌酋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承认，同古之役为旅顺攻城以来从未有过之苦仗。”
《印度快报》：“阿奇博尔德·珀西瓦尔·韦维尔元帅说：‘我原以为中国人不能做什么……现在看来他们确实能够做点什么。’”
史迪威：“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
同古一战之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继续北进。他们这样描述：“在远征缅甸的途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印度人的手，英国人的屁股，中国人的尸首。”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在回忆录中提到远征军损失惨重的原因：“友军从来没给我一个通报，上级从来没给我一个正式命令，纵有命令也是口传，只听说昨日第六军某地失陷，今日第五军某地失陷，或者是敌人进到某处，始终不晓得敌人是何番号。糊里糊涂地在缅甸参加了对日作战。以新成立的第六十六军参加远征军，是应付英美两国，实际上也就是把我们当做了牺牲品。”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最后一个胜仗是著名的仁安羌大捷：4月19日，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团，在仁安羌与数倍于己方的日军作战，歼灭日方一个精锐大队，解救出被围困多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一师7000余人，以及传教士、记者约500人，轰动一时。
局部胜利难挽大局颓势。日军在东线取得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于4月29日占领滇缅公路缅方起点腊戍，切断了缅甸与云南之间的重要交通线，然后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5月1日，曼德勒陷落。
战略中枢腊戍、曼德勒相继落入敌手之后，远征军的补给线被截断，回国之路也被截断。怀着一腔报国热情、期待异国扬威的10万青年，他们的悲剧命运就此开始。
4月30日，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中国远征军各部陷入一片混乱。在闫廷春的印象里，最后的逃亡来得那么突然。“夜里，我们见到日本人在那儿，和日本人打了两三个小时。后来折回来找师部，师部已经撤了，找不到。营长就说，他来负责指挥（往回）打，弟兄们整理一下背包，留一套换洗衣服，多余的东西就扔掉。”
5月18日，此前孤军深入敌后、向北转移的第二〇〇师遭遇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阻击，混战之中，戴安澜中弹受伤。
戴安澜长子戴复东说起当时的情况：“我父亲腹部中弹，不能动了，没办法背，身边的人就砍了几截树枝，做成一个简易担架，把他搁在上头，抬着往前跑。当时没有急救包，干净棉花、盐水也都没有，哪怕有一小瓶酒也好啊……”
突出日军重围后，第二〇〇师不足3000人的残部抬着受伤的师长，在暮色中进入了缅北大山，向着祖国的方向走去。
为了不影响行军，戴安澜一直在担架上带伤指挥，行进途中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部下问他：“下一步往哪里走？”戴安澜让随从拿出地图，指了指云南瑞丽，示意部队从此路线回国。
多年后，很多远征军老兵跟戴澄东讲：“当时你父亲给我们指了一条回来的活路”。
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戴安澜叫来第二〇〇师步兵指挥官兼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李菁：《曼德勒的大溃败》，《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5月26日，距离云南仅100公里的缅甸北部芳邦村，戴安澜38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弥留之际，戴安澜叫随从替他整理了仪容，并扶他坐起，朝着北方，也就是祖国的方向，他最后看了一眼。
最后一眼，一眼深深。
戴安澜牺牲的消息传回国，蒋介石电令：务必将戴师长遗体抬回祖国。据郑庭笈回忆录记载：“5月29日，因为天气炎热，戴师长遗体流脓水发臭，不能再继续行走，又不能留在缅甸，乃决定火化。我们将戴师长的棺材遗体在原木上火化后，拣出遗骨，按部位用绸布包好，装在木箱里，跟五九八团团部行进。”
戴安澜遗骨随部队回到祖国。
国家英雄，魂兮归来。
撤退：把血肉脱尽
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非常庞杂和混乱。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根据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资料以及老兵、缅甸老人的回忆，整理出5条主要撤退路线：
野人山路线——第五军军部和新编第二十二师残部英帕尔路线——英军、史迪威司令部和新编第三十八师葡萄（野人山）—福贡路线——新编第九十六师残部滇缅公路沿线——第五军军部部分、第二〇〇师和第六十六军的新编二十八师、二十九师残部景栋路线——第六军第九十三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和暂编第四十九师残部[戈叔亚：《兵败野人山——记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1942年5月8日，缅甸卡萨通往北面的公路上，撤退中的远征军车辆塞满道路。同两个多月前发生在滇缅公路上的那次拥堵不同，此时此刻，空气中弥漫的是混乱与惊慌。
杨鸿恩所在的第五军是机械化部队，上边为保存实力命令其连夜撤走。杨鸿恩记得，撤退途中，有些汽车开不动了，沿路停下，泼上点汽油烧毁了，不留给敌人。
这一天，与第六十六军大部队失去联系的闫廷春，正和战友们在缅北的丛林中挣扎前进。“我们从东边进入缅甸，又从西边出来，大家都说，我们要回国。就这样一直走，走了5天。大路上的车我们没有坐过，我们都是往大路背后走。”
这一天，杜聿明接到罗卓英来电，“令全部向英普哈尔（英帕尔）东150公里之温藻撤退”；而就在前一天，杜聿明接到蒋介石指令：“向密支那、片马转进，勿再犹豫停顿。”
是继续听蒋介石之命回国，还是遵从罗卓英令撤到印度，杜聿明徘徊不定。后来他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我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决心仍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
5月9日，杜聿明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召集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新三十八师师长开会研究突围部署。杜聿明决心放弃从已被日军攻占的密支那正面突破，选择从孟拱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会议后，立即兵分四路，从不同方向撤退。
唯一没按杜聿明方案行动的是孙立人。眼看雨季就要来临，北撤回国路途遥远，他率新三十八师于6月8日撤到印度英帕尔。在中国远征军各部中，新三十八师是唯一保持完整建制撤退的一个师。
史迪威拒绝了用飞机送他去印度或者昆明的建议，率领中、美、英、缅、印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114人，于5月22日到达印度英帕尔，仅仅走了14天，是所有撤退盟军部队中耗时最少的，且无一人死亡。5月24日，史迪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被赶出了缅甸，这是奇耻大辱！我们必须找到失败的原因收复缅甸！”[戈叔亚：《兵败野人山——记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5月中旬，近3万中国远征军官兵陆续抵达缅北山区，计划经胡康河谷退回中国。写诗的随军翻译穆旦也在其中。他听说，在当地人的传说里，这片延绵数百里的原始森林有一个可怕的名字——野人山。
在野人山撤退中幸存的穆旦，3年后写下一首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
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