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日伪庆祝会召开后，抗团成员皆利用社会关系进入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李振英发现现场日伪警戒严密，便决定改在会场外下手。而此时，纪采凤、朱慧珍等女学生开始悄悄向参加庆祝会的中国人递发传单。人们看到这些小姑娘衣着时髦、举止不俗，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几乎都是心照不宣，将宣传品悄悄揣在身上，并无一人喧哗或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俨然两个世界。刺杀吴菊痴后，冯运修没有停车，按照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迅速发出“得手”信号，通知叶于良和刘永康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本来，抗团成员的行踪仍然有可能像之前的行动一样，凭借他们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灵通的内部消息，消失于无形。但这次刺杀吴菊痴的行动影响力巨大，1940年8月上中旬，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决定，采取搜捕行动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展开了在北平天津两地同时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八月大逮捕”。这次行动中，抗团成员40余人被捕，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组织也遭到重创。北平抗团负责人李振英，叶于良行动搭档刘永康，递发传单的孟庆时、纪采凤（一说纪凤彩），介绍叶于良加入抗团的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
关于冯运修牺牲的过程，作家萨苏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
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发觉有变，立即起床取枪走出卧室，携带抗团重要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日军破门而入，捕获了冯运修的父亲和弟弟，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与特务们僵持良久。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袁规，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冯运修枪法极好，一枪打出，子弹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之后日伪特务纷纷爬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最终，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进行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据说，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
1940年8月的大搜捕后，抗团遭到严重破坏。大家被送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特课，经伪警察局特务课、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狮子胡同的炮局多次过堂，判决后押往位于雍和宫旁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地人犯临时收容所。因为集体关押，叶老认识了很多抗团战友，他们中除少数人被家庭营救，大部分人在监狱中一直关押到1945年抗战胜利。
出生于1922年的叶于良，1939年加入抗团时，只有17岁。1940年，他已经考上了辅仁大学，但被捕后他被关押在监狱，直至1945年出狱，再无机会读大学。可以说，他错过了生命中最为华彩的岁月。而其他被捕抗团成员的命运，与此相仿。
出狱后叶老被安排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工作，因不喜欢军警工作，一年后辞职到财政部福建区货物税局，不久又转至武汉金融管理局直到解放。解放后归口金融管理处，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劳模及中南区代表。“肃反运动”开始，老人没能幸免，抗团的经历成为劳动改造的理由，至1975年经特赦后回到北京，并在服装公司退休。
从17岁加入抗团，到18岁刺杀汉奸的一年时间，换来的，是18岁到23岁的5年牢狱经历；更换来了，29岁被“肃反”，53岁回家的24年劳改生涯。如今已是89岁的叶老，如何计算人生的实际长度，如何定义“青春”这个字眼呢？
我们无法探知叶老那24年是如何度过的。我在想，比起他，19岁身死的冯运修，显得那么幸福。
（文中资料参考了作家萨苏的文章，在此表示感谢！）编导李戎
1940年年初的一天，北平新新大戏院灯火通明，一派热闹。戏快要开演了。这一场是名角言菊朋父女同台演戏，票友们期待已久。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包下的二楼前排还是空的。两个坐在一楼前排的小伙子，不时偷偷回头望向二楼包厢。
“那时候我们听见人声一片嘈杂，回头一看，川岛芳子来了，戴着傻瓜帽和墨镜，穿着长袍马褂，还是男装，后面跟着十几个人，簇拥她上楼。进二楼前排后，她坐在前排当中。”两个小伙子之一的叶于良，70余年后仍对当时的细节记忆犹新。
叶于良和同伴密切注意着川岛芳子的动向，手枪藏在腋下。
“我们准备等散了戏，看她往哪儿去。”叶于良说。
没想到，戏开演不久，川岛芳子却起身离开了。“也就半个钟头，稀里哗啦又是一片杂乱的声音，我回头一看，不好，他们一群人走了。我们就追下去，看到她坐着汽车，呼呼跑了，就没干成。”
这一年，叶于良18岁，他的同伴李振英21岁，他们都是北平抗日杀奸团的成员。
这次刺杀川岛芳子，他们没有机会下手。此后，这样的遗憾乃至失手也经常发生，但他们不气馁，他们相信，一旦成功，就能名垂青史。
伪满总理孙子孙女入了杀奸团
20世纪30年代末，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对平民百姓来说，除了走过街头的成队日本士兵，日子与以前没有太大不同。当然，心情不一样——现在，是亡国奴了。
不时传来的汉奸被刺消息，让人们得到慰藉。
叶于良回忆：“好几次暗杀活动都让汉奸震惊，比如王克敏曾经被刺杀过。鲁迅的弟弟——汉奸周作人也在1939年元旦遇刺，那时候北平抗日杀奸团还没有成立。结果子弹打在衣服铜扣子上，没有打穿，他没死，受了一惊。”
有研究者指出：“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出于对周作人曾经的深刻崇敬，李如鹏枪打得不是很准。”[李远江：《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九死一生后成反革命》，《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8期。]
这个“抗团”，也就是叶于良口中的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是“七七”事变后不久，一些爱国青年在天津自发组成的民间抗日团体，后来发展到北平。抗日杀奸团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最初成员来自平津几所著名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年-1940年间为高潮。[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加入抗日杀奸团的不乏社会名流子弟，如孙连仲将军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君，宋哲元将军的女儿宋景宪，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等。[李远江：《抗日杀奸团铁血往事：九死一生后成反革命》，《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8期。]“后来郭沫若住的什刹海那个大房子，原来是乐家的，那时候乐倩文就住那儿。”叶于良说，“还有魏文昭、魏文彦，开滦煤矿总工程师的两个女儿。”很多抗团成员来自教会学校，“那会儿能够上得起教会学校的一般家境都不错”。
作家萨苏分析说：“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和孙女郑昆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郑孝胥的孙子和孙女都在北平念书，一个在育英中学，一个在贝满中学。那时我常到他们家去，因为我们沾点亲戚关系，我的姨是郑孝胥的儿媳妇。”叶于良说。
串门时，在和郑统万的闲聊当中，叶于良听说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抗日组织。“谈起抗日，他说，有抗日的组织，你敢不敢参加？一说敢不敢抗日，还能说不敢吗？当然是敢啊。他就说，那我给你介绍去。就把我介绍给李振英，那会儿他是北平抗日杀奸团团长。”
神秘的地下抗日团体，通过可靠成员的介绍，接纳新成员的加入。1939年的一天，在中山公园，叶于良见到了李振英。“他给我讲杀奸团的任务，包括杀汉奸、搜情报、爆破日本人的设施。”
此时，叶于良上高中一年级，李振英上大学一年级。在李振英的带领下，叶于良参加了一个简单的宣誓仪式。
叶于良回忆：“一张小纸上写着誓词。誓词我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还有一个‘团训’，好像是‘遵守团的纪律，保守秘密，如有违反原则，受严厉制裁’，大意是这样。宣誓完了签字，签字完了就烧了，这东西不能存，存下来，将来万一被破获了怎么办？”
看着一纸誓词在火中燃尽，叶于良感觉兴奋多一些，“觉得这也是光荣的，不能到内地去参加抗日，在这里能够抗日，也是了了一个心愿吧。没参加抗日杀奸团的时候，我们哥俩就不想上敌伪的大学。”他说，“当然这是一件难免会牺牲性命的事，必须要有这种准备，如果被抓住了，只有牺牲。也不太害怕，反正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人逮着，就算被逮着了，是为国捐躯，是光荣的。”
马路上刺杀汉奸吴菊痴
开始接受刺杀训练的叶于良感觉到，成为一个冷峻杀手的同时，单纯的少年时代已经远去。
叶于良回忆：“后来李振英看我抗日热情比较高，问我敢不敢行动，我说，‘敢呢。’‘行动就要杀人的呢。’‘行，敢。’他把手枪拿来，告诉我怎么拆，怎么擦，怎么使。小时候玩的只是玩具，现在是真家伙了，所以觉得挺新鲜的，就拆了擦，擦完再安上，学会瞄准、射击。那时候我们没有爆破材料，要自己做，我们曾试过拿汽油或者酒、酒精，泼在日本商店里头，然后点火，试验了几回，点不着。结果就想办法弄材料，从天津弄来。”
在磨练中等待，直到1940年7月7日。这一天是国家蒙耻三年的日子，也是杀奸儆敌的日子。这次的目标，名叫吴菊痴，是北平《新民报》社长兼总编。
叶于良说：“当时北平有两份主要报纸，一份是管翼贤主编的《小实报》，另外一份就是《新民报》。”《新民报》1938年1月创刊，是华北伪政权机关报，鼓吹中日亲善，为日本侵略者粉饰太平。该报总编吴菊痴是一个甘愿为日本人充当舆论吹鼓手的汉奸文人。
叶于良回忆：“7月7号那天，日本人庆祝所谓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在中山公园的社稷坛搞庆祝活动，组织了好多人去，包括吴菊痴在内的几个汉奸在那儿大肆吹捧日本皇军，痛骂爱国军民。当时李振英就跟我说，我们带着枪去，到那儿刺杀吴菊痴。我们到了社稷坛，就在台下四处转，观察动静。”
在人群中，叶于良看到李振英身边多了两个陌生的面孔。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这两人的名字分别是刘永康、冯运修。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一书中如此描写冯运修：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