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困惑”的另一层含义是，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又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
崔永元先生不止一次强调：我们不是在激化民族矛盾，只是告诉大家不要忘记历史。
如果讲述事实只会带来这样的结果，那同样失去了“真实”的价值。
在翻看节目素材带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让我既难以忍受又十分困惑：两个日本老兵在讲述时，尤其是铃木良雄，即便在讲述最血腥最没有人性的行为时，他也会不停地笑，笑得干硬。我专门请教了我们的日语翻译王凡先生，他告诉我，这其实是这个日本人在表示他的礼貌。
这个解答加重了我的困惑。
在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中，当花屋小三郎大声吼着“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的时候，鱼儿的困惑是，日本人怎么说好话还没好脸？董汉臣的解释是，日本人就这样，要不为什么叫鬼子。
但不管是我的困惑还是电影里鱼儿的困惑，只有一点点地了解了，才会慢慢接近真实。我们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编导孙文婷
1940年12月3日，20岁的日本渔家子弟金子安次脸上带着笑容，和同为应征新兵的上千名同龄人一起，在东京上野公园集合。
金子安次忘不了离家时的情景。母亲站在灶前，背对着他。他说：“娘，我会当个上等兵回来。”母亲说：“我不要金平糖，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母亲这么说，让金子安次很不高兴，甚至有点看不起她——对于出征的新兵，大家都不说“活着回来”，都说“为国捐躯”。“自己的母亲竟说这种话……我已被冲昏了头脑，飘飘然想，看我英勇凯旋！”觉得不当兵不是好汉的金子安次，决然地走了。
在上野公园集合的新兵中，有一个名叫铃木良雄的青年。当时，金子安次不认识他，更不会想到，60年后，他会和这个人一起坐上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的证人席。
新兵们穿上军服、军靴，列队走向芝浦港。路边，人们欢呼着，挥舞着国旗为他们送行。
人山人海的港口，新兵们登船。金子安次在船上凝目四望，见到人群中的父亲，他举着一幅写有“金子安次君，庆祝出征”的大字锦旗，旁边站着母亲。
“他们想告诉我，妈妈在这里哟。太多人了，没拿锦旗的话，人海中找不到。”金子安次说，当时部队规定新兵不许挥手，不许讲话，只能敬礼。“说不定已是永别，有些小子不顾一切地挥手。”
军乐队开始演奏《友谊万岁》。向父母敬着礼的金子安次，变得伤感万分。
船起锚了，送行的人影越来越小，金子安次心想：“一定要活着回来。”
船驶往中国。新兵们已经听说，习惯用“鬼”来形容凶残恐怖之物的中国老百姓，憎恨地称日本兵为“鬼子”。他们没多想这个词的含义，一心想着，一定要做个英雄，活着回来。
“为了天皇陛下”学会杀人
船在青岛靠岸。新兵们乘火车到了济南，分别转往各自的部队。金子安次前往位于兖州的华北派遣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后整编入第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四大队报到。
在第四十四大队兵营，金子安次和其他人一起，开始接受新兵教育——用金子安次的话说，不折不扣全是杀人训练。
每天清晨6点，天还没亮，军号声响起，新兵们在慌乱中起床，急匆匆冲向操场。“如果迟到，此时首先被打。”金子安次说，大家赤裸上身一起做运动，“冷得要命，真是寒风刺骨呀。”
金子安次回忆，室内上课的教科书是《步兵操典》、《作战要务令》。国际法方面，比如《海牙陆战规则》讲义里只字未提，士兵们都不知道有这些条约的存在。
每晚就寝前的列队集合，新兵会被教官点名要求背诵《军人勅谕》，背不出来的就被打。《军人勅谕》用古文写成，字里行间，尽是对天皇的尊奉。
在新兵们心目中，天皇的地位是神圣的。金子安次记得，从读小学起，学校就实行“天皇是活着的神，日本是神的国家”这种教育，校园里有一座“奉安殿”，供奉着天皇照片及《教育勅语》，学生们经过，必须行“最敬礼”——全身成一直角鞠躬。“粗心大意忘记敬礼，被视为不敬，会给老师打。”从小到大，天皇是神这想法，他深信不疑。
即使有人例外，也无法超脱。1943年入伍的河村太美雄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就读师范学校时的情况：
对于军国化的学校生活，有些人老老实实并不热心追求；也有些人持有怀疑：“这样做对吗？”也有的人认为应该用其他的方法。这些人都成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谁都被迫承担着军国主义，而争先带头：“我要成为皇军士兵的先锋。”从内心里封闭了对困难的真实的追求，而被那些看起来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个人利益所迷惑。专横跋扈的军部以权力为背景，把国体论及侵略政策作为神圣的东西抢先渗透到师范学校。在“磨炼皇国国民”、“归一天皇”这样的锦旗下，教师、学生的人格、才能、人权都被否定了。那时的教育界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教育的军国化，当然是从小学到大学、研究所全部推行的，自由主义的教授多数被捕入狱。那些什么也不知道的纯情无瑕的、没有怀疑批判能力的青少年，不可抵挡地转化成军国青少年。[［日］河村太美雄：《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新兵们总是听到教官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日复一日，新兵们逐渐相信，为天皇去征服一个劣等民族是自己生来的神圣使命。金子安次说，新兵们上战场前写遗书，都会写上“为了天皇陛下”这样的话。
新兵教育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作战教育，包括露营、抢掠、屠宰抢来的家畜等，还有一项，就是杀人。
新兵全都拿着步枪在一处乡镇广场集合。几个中国人被绑在树上。金子安次记得，其中一个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新兵们来到树前约10米处，排成一列。教官命令他们把步枪装上刺刀，刺绑在树上的人的胸。
“不听命令的话一定被打，骂你：‘你这小子还算是天皇的军人吗？’可是，用刀刺人呀，多可怕的事呀，大家都不愿意做，都在那里被打得鼻青脸肿。”金子安次说。结果，在长官的威逼下，他们一个个一边大声喝叫一边把刺刀刺进中国人的胸。
金子安次的刺刀刺进一人的身体后，刀尖猛然卡在肋骨之间，他手里完全使不出劲，枪脱手掉落。教官马上打了他几拳，喝令他排队再来一遍。“他叫我们看着对方的脸，但我不敢看。对方没有用布蒙眼，一看他的脸，就见到他狠瞪着的目光。”
金子安次看看四周，只有一个新兵蹲了下来，就是曾在日本当和尚的权田。“他说自己是出家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人。”教官扯着权田的衣领，强逼他站起来，喝道：“刺他！”权田哭着说：“我干不了，我干不了。”“最后权田还是没有杀，但自己被打得命也快没了。”金子安次说，“真的下不了手，用刺刀杀人，普通人怎么干得了这些事呢？对手还是毫无反抗之力呢。”
老兵们向新兵演示：为免刺刀被肋骨卡着，刀一刺进胸膛，马上把刀锋横转。
刺杀俘虏训练经常进行。“亲自杀人才能训练勇气，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大量产生成熟士兵”的理论，在日军中流传甚广。[［日］熊谷伸一郎：《回头已是百年身：日本老兵金子安次侵华回忆》，香港精英文化动力2007年版，第67页。]
金子安次说：“最初对杀人这些事很抗拒，但真的上了战场，渐渐不觉得杀人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觉得打仗不可能不杀人。出去作战时，每天都杀人，后来慢慢觉得杀人也挺有趣，所以想出很多杀人方法。拷问至死、辱杀妇女……最后连权田也杀人了。”
跳进井里的孩子，扔进井里的手榴弹
“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被灌输了这一观念的金子安次，在结束新兵教育后踏上战场。
当时，日军把中国国土分成了三种类型的地区：“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非治安区”。“治安地区”是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下的地区；“准治安地区”是一半处于日军控制下，一半由中国军队控制的地区；“非治安区”是日本军队没能控制的地区。[［日］熊谷伸一郎：《回头已是百年身：日本老兵金子安次侵华回忆》，香港精英文化动力2007年版，第74页。]
“我们进入‘非治安区’后，当时军队指挥官公开地指示我们，在‘非治安区’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干你们想干的一切。”与金子安次同时入伍、同在第五十九师团的铃木良雄回忆说。
1941年秋天，金子安次所在部队进入山东莱芜和新泰之间一座村子，与八路军作战。攻入村子后，日军逐户搜查。
金子安次和一个老兵闯入一户人家，他们发现角落有人，是一个30来岁的妇女和一个4岁左右的男孩。
老兵兴奋地对金子安次说：“你把孩子带出去，在外面站岗，等我干完了以后你再来。”
金子安次回忆道，他从妇女怀里夺下孩子，带到门外。孩子又哭又闹。屋里传来女人的怒吼。
老兵扯着女人的头发，把她从屋里拉出来。女人不断尖叫、反抗。老兵气急败坏地说：“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老兵把女人拖到了约20米外的一口水井旁。他让金子安次过去帮忙，一起把女人扔到井里去。老兵抓着女人的头，金子安次抓着她的腿，把她头朝下投进井里。女人的尖叫声之后，是井底传来的破水之声。
据金子安次回忆：老兵点了一根烟。孩子哇哇大哭，喊着“妈妈，妈妈”，围着井台乱转，扑通一声，跳进井里去了。
老兵沉默了一会儿，对金子安次说：“安次，要有武士精神，扔个手榴弹下去。”
金子安次掏出手榴弹，拉掉引信，扔进水井。井下传来轰然巨响。
“这个时候，心理有很大冲击。对方只是个孩子，冲击很大。”金子安次描述当时自己的心理。
心理的冲击过后，金子安次在老兵恣意的笑声中渐渐安心。他知道，同情中国人是会被当做胆小鬼的。他也跟着笑起来，虽然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
战火中，新兵变成老兵，人变成鬼。
金子安次自述：在中国待了5年，只有第一年和第二年当新兵的时候没有强奸妇女。“只要出去打仗就要强奸妇女，士兵之间也互相攀比，你强奸了两人，我强奸了三人。”金子安次如是回顾当时自己的心理：“说不定今天或明天就要战死，反正要死掉，不如堂堂正正地做男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满足自己的性欲。再加上当时我们日本人把中国人称为‘支那人’，甚至骂中国人为‘中国佬’，强奸中国妇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金子安次说，当时，他随部队辗转济南、泰安同八路军作战，老兵们一进街区，就到处搜查是否有女人。如果找到了女人，两三个人合伙，有人去站岗，有人去强奸。
经历了和金子安次同样的心理转变后，铃木良雄在战场上渐渐无所顾忌。
铃木良雄说，他所在的部队占领一个村子后就建立一个据点，然后派出小分队到周围的村庄“扫荡”。当了士官的铃木良雄对手下15个士兵说，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随意强奸妇女。
铃木良雄称，在一次“扫荡”中，他和手下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处很大的宅院，七八个老太婆，脸上都抹着乌黑的锅灰，身上很脏，畏缩在房间角落里，浑身发抖。
铃木良雄在她们中间发现了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就用手枪和军刀威胁老太婆们，想把她们赶开。
七八个老太婆哆嗦得更加厉害，但身体还是挡在年轻妇女的前面，怎么也不肯离开。铃木良雄和他手下的士兵，好半天才用刺刀赶走了这些老太婆。
“等回来想强奸那个年轻妇女的时候，发现她不见了。到处找，就是找不到她。”铃木良雄说，士兵们都已经疯狂了，吼叫着四处打砸，最后在一个猪圈里找到了那个妇女。这可怜的女人浑身上下沾满粪便，脸上也抹上粪便，只求躲避强奸。
“要是普通的人看到她这么想保全自己，弄得全身都这么脏，也许会放过她。可是当时的我却正相反，硬是把她从猪圈里拉出来，强拖进房间。”
铃木良雄提到，当时，只要是女性，不管多大年纪，日本兵都不放过。回忆往事，白发苍苍的铃木良雄语音颤抖：“我敢肯定地说，当时所有的士兵，都有强奸妇女的犯罪行为。”
金子安次承认，按当年日本陆军军纪规定，强奸无辜平民妇女者要受惩罚，但实际上，“日本军队在中国占领区大肆强奸中国的无辜妇女，却没有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受到军事法庭的惩罚。”
不受惩罚的兽行，让日本兵深陷其中。就在青天白日下，他们成为一个个凶残的鬼。
家乡的孩子，异国的鬼子
战时中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炮声成为生活节奏的一部分。当然，日子总是要过下去。河村太美雄在回忆录中写到自己当年在河南信阳西北的游河城所见：
从游河城东门到南门的河滩上，靠近城墙一溜儿摆着几百个摊床。有的用席子围着，有的没有，有的搭着棚，有的就摞在地上。虽然有些杂乱无章，却是一个定型的市场，各种物资买卖交换的场所。
随着战事向其他地区转移，市场规模逐渐扩大，也越来越热闹。市场上人来人往，像是在赶庙会。走在人群里，看着人们讨价还价，会使人忘记这是在两国交兵的前线。[［日］河村太美雄：《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2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