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成立了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共收容了1109名日本战犯。1956年，这些战犯中的大部分人被释放，回到日本。1957年，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在日本各地通过座谈会、展览会、街头宣传、撰写回忆录、证言集等，对自己在战争中的杀戮、掠夺、强奸、放火、破坏等战争罪行现身说法，表达反省之意。日中友好协会曾制作收录他们证言的录像片《证言——侵略战争（从人到鬼，从鬼到人）》。中归联于2002年解散。
逃出731
亲历者
左宪良——时为731细菌部队劳工
朱玉芬——时为黑龙江密山县山河村村民
筱冢良雄——时为侵华日军731部队少年班学员松本博——时为侵华日军第一六四四部队卫生兵越定男——时为侵华日军731部队运输班司机
汤浅谦——时为侵华日军山西潞安医院军医
三尾丰——时为日本关东军大连宪兵队队员
“电影不是直接简单地反映给大家看，例如表现战争的惨烈，表现人们的反战情绪，并不是简单的暴力、尸体的展示，而是如何缩短与现实的距离，希望观众反省反思，而不是刺激的场景。”
这是亚洲导演李沧东，在“新锐导演计划”课堂上的一段讲话。触类旁通，我觉得，这样的思考也同样适用于纪录片。
小的时候看电影《黑太阳731》，只记住了阴森恐怖的氛围，真正对这事开始了解，并有新的认知，是在《我的抗战》创作阶段，在《泣血控诉》的画册里，100位中国老人写满沧桑的面孔让我深受触动。
60多年前，他们经历了那场战争，是战争的幸存者，这些幸运活下来的人，却不幸被细菌感染。战争留给他们的伤口，每一天都在溃烂。战争已经结束，但肉体带给心灵的折磨却从未停止。
每次看到那些面孔、那些伤口，我总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忍不住地想要探寻，在一张张写满了伤痛的面孔背后，隐藏的是怎样一段历史。很幸运，在筱冢良雄的故事里，我找到了答案。
1939年，筱冢良雄是一名15岁的日本少年，他当时所在的学校每天都在进行军事训练，为了逃脱教官们的殴打，筱冢良雄参军报了名，他和很多同学一起来到了中国。因为征兵者承诺：“如果参军，他们日后会得到奖学金，还可能被分配到医院或航空部门工作。”
1942年，筱冢良雄接到了新任务：帮助军医准备已感染上细菌，即将被进行活体解剖的人。在解剖室内，筱冢良雄用板刷把即将接受活体解剖的中国人清洗干净，军医用听诊器确认受害者还活着，在进行解剖后，筱冢良雄还要帮助下刀者取走受害者的内脏器官。
在知道了细菌战的真相后，正式编入军队的筱冢良雄，面对的是严酷的军事法。一是非常严酷的《武器保护法》，对于所从事的工作要做到不听不看不说，另一个就是《陆军刑法》，如果任何人逃出部队的话，就将作为一个逃兵被处死。
战争，只有杀戮，只有满地的弹壳。
1945年，石井四郎在逃离中国前销毁了所有的证据，并向他的部下宣布了严厉的军令：“绝对不能把在部队里做的一切事情说出去！”
60多年过去了，回到国内的日本老兵中有的人良心发现，他们开始不断地经受着精神和心灵上的折磨。因为他们曾参与细菌战的过程始终不能表露，有些人终日惶恐被送进精神病院，有些人因做过这样罪恶的事情心神不宁、经常搬家。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至今没有悔悟，他们甚至裹挟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再次陷入愚昧的狂欢。
编导赵慧
1945年2月13日，大年初一，从华中到西南普降大雪。这一天的《大公报》社评写道：“今后一年是我们国家最艰苦的一年，已经吃了七八年苦，再吃苦一年，就有苦尽甘来的展望。”[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1页。]
这一年6月的一天，黑龙江延寿县，正在干农活的青年左宪良突然接到伪区公所征集劳工的命令。这一天，全县有500多人接到了同一命令。
劳工们被告知，将要上国境线去，没有期限。他们并不知道国境线在哪里，但他们都听说过，凡是被抓到国境线去做劳工的，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有人警告我们，谁也不许往回跑，跑回来还是死罪，而且爹妈都得死罪。”左宪良回忆说。
身处沦陷区，他们不敢反抗。一辆载着500多名劳工的火车，在家人们的哭泣声中慢慢远去。
“乘警告诉我们，谁往外瞅就把脑袋砍下来。”左宪良和工友们惊惧不安。轰隆隆的列车，像是通往地狱。
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在意老鼠？
几天后，左宪良和工友们被押送到劳动地点——位于哈尔滨平房镇的一个场区。左宪良记得：“大墙一丈多高，四周都是铁丝网圈着，南边有门，两个站岗的。”
场区只有一个门进出，劳工们每次必须经过门岗卫兵搜身检查后，才能进入场区劳动。左宪良当时的工种是木工。
在左宪良的记忆里，劳动时总是提心吊胆。“在那里头干活，不许你打听，不兴你乱瞅，你走吧，就这么直接往前走，东张西望都不行。旁边有日本鬼子，端着枪，带刺刀，看你往周围一瞅，一枪就打死你。”
据左宪良回忆，日军对劳工们规定了十二条禁令：不准经过场区乱看，不准谈论场区事情，不准给亲友写信，不准在场区劳动时交头接耳等等。如果违反规定，就会被处死。不过，时间一长，大家也学会了应对的办法。“一共有二三十个仓库，我们白天干活，卫兵走过去了，我们就偷着瞅。”
场区里有一幢灰色建筑，戒备森严。左宪良和工友们就在灰色建筑外的空地上干活，建筑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他们无从知道。
据左宪良回忆：一天，工地上出现了两只老鼠，“我在另一边，我听到有人说，踩死了，踩死了。我看他扒拉扒拉，用棍子掘出来，一看，黄老鼠，大眼贼。”
工地上这个小小的变故引来了日本人。让劳工们感到意外的是，日本工头竟然因为两只老鼠被踩死大发雷霆。“日本人关岗来了，拎个棒子，半截扁担长，上去打他，那小个子就立正站着，老给他敬礼，嘴上说，哈伊。”左宪良说，整个场区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事情似乎比大家想象得还要严重，劳工们被命令放下手中的工具排队站好。
个子最高的左宪良站在了整个队列的前头。“（日本人）到我跟前，把那棒子撇了，扔到一边，啪啪啪打我耳光，又抬腿踹我一脚，一踹就倒了，脑袋一下子嗡嗡响。我寻思，好好的，打我干啥啊？”
左宪良被打掉了两颗牙齿，耳膜也出了血，疼得就地翻滚、惨叫。其他工友在日本兵的胁迫下被迫互打耳光。
左宪良记得，后来日本工头找来翻译告诉大家：“今后再见到老鼠要捉活的，不准踩死！”
大家都很疑惑：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在意老鼠？
为什么防疫给水部队要从事跳蚤繁殖？
劳工们对老鼠充满了困惑。场区内21岁的日本兵筱冢良雄，也有着同样的困惑。
筱冢良雄回忆说，1939年的一天，在日本东京的一所中学里，一名征兵员向学生们许下效忠天皇的美妙诺言：“你们如果参军，会被分配到医院或航空部门工作，还将得到大笔的奖学金。”听到这个消息，少年筱冢良雄十分开心。
“当时日本的学校不是学习的地方，而是军事训练的地方，一直在进行训练，经常被教官殴打。由于这样的情况，更想加入军队，也许能逃脱。所以连家长也没有说就报了名。”
那一年，筱冢良雄只有15岁，他在录取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两个月后，筱冢良雄与一批新兵一同来到了中国，加入驻扎在哈尔滨平房镇的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关于这支部队的渊源，在榊原秀夫、田村良雄、秦正氏、荻原英夫合写的《“满洲第731部队”罪恶史》中有如下描述（有删节）：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邮政信箱队号是“满洲第731部队”，这是根据天皇命令设立的细菌部队。
日本统治者培植出一批能满足帝国主义侵略需要的“科学家”。当时在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学”教官的石井四郎军医少佐，就是这种“科学家”的代表。他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地主家庭，以陆军派遣学生的资格在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当了军医。他是一个性情执拗，非常狡诈，野心十足而无半点良心的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开始侵略中国东北，转眼之间，东北沦陷。石井便利用宪兵警察逮捕中国的爱国人士当做实验的“材料”，以研究细菌战的方法，这是吃人魔王石井最得意的一手。
他要求庞大的经费，在东北设立大规模的秘密研究所，制造细菌武器，以供肆行侵略之用。石井的要求，立即得到允许。因此，在曾经洋溢着春耕秋收愉快歌声的背荫河畔（五常县三岔口）的肥沃的土地上，农民被逐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就在这里，出现了实现细菌战阴谋的秘密部队。这是731部队的前身，所谓“加茂部队”（1933年建）。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关内。这时，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越发感到侵略中苏两国必须以细菌武器为有力武器的必要。于是，石井就强占以（哈尔滨）平房车站迤北约4公里正黄旗屯为中心的2平方公里的耕地为建造兵营的工地，奴役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大规模地修建了“细菌制造厂”。
外围工程在1937年完成，1938年进入内部工程的阶段。
以活人做实验的“第七栋”、“第八栋”包括有大约120间独身监房，还有特殊试验室（冻伤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卫生用的减压试验室）、实验室、尸体解剖室、标本室以及种种杀人设备；“第三栋”、“第五栋”是培育细菌室；“第四栋”、“第六栋”是细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设备陆续建成。
以该部队为中心，方圆8公里半径的范围以内，划为特别地区。以《国境地带取缔法》和《军机保护法》为护符，从该处通往外部的各街道，即在双城街道、拉林街道、平房街道、阿城街道等各街道上，经常有伪警和宪兵严密监视。在这片土地内的23个村，1.2万农民都变成了731部队的奴隶。
731部队的人员，也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骤然增加。到1942年，部队人员已达2000余名。
另一方面，在1938年以后，更把731部队的基干人员，置于中国关内各地的沦陷区内。于是在中国各地，组成了一张细菌战的网，到1940年7月，遂对中国大陆开始了细菌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78～684页。]
1907年的《海牙国际公约》和1925年的《日内瓦决议书》都明确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气体、毒性气体以及包括细菌武器在内的生化武器。日本是这两个国际公约的签约国，却秘密建立细菌部队。日本人森村诚一曾经采访了一些原731部队成员，在其著作《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中写道：“我在采访期间，只是从前队员的谈话里才略微窥见该部队的一副可怕的凶相。这个731部队本是从日本陆军中派生出来的一股恶魔式的部队，它的任务是把生物学和医学转用于武器上，肆无忌惮地想要发动已被国际法禁止的细菌战争。”[［日］森村诚一：《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第一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940年春天，筱冢良雄被派到了跳蚤繁殖部门。“在暗室里，湿度很大，温度很高，我们当时每次只能进去30到40分钟，都是赤身裸体在外面罩上一层白衣，穿上木制的拖鞋，进行跳蚤的繁殖。”
筱冢良雄最初以为，防疫给水部队的任务是负责向士兵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防疫给水部队要从事跳蚤的繁殖。
筱冢良雄负责每天将老鼠放入培养了大量跳蚤的暗室里。“放入的老鼠都是被注射过鼠疫菌的，这样就产生了大量染有鼠疫菌的跳蚤。”
据筱冢良雄回忆：病原菌的大量生产是根据第10号关东军作战命令进行的。至于细菌用到什么地方，怎样使用，他一无所知。直到1941年，他被派去执行新任务时，才知道这支防疫给水部队的真正工作。“生产的细菌要确认它的杀伤力，实际上就是杀人的实验。”筱冢良雄说，杀人实验要进行活体解剖，“为什么活体解剖很必要呢？因为培养细菌时会有杂菌进入，腐烂尸体中的细菌就含有很多杂菌，因此必须趁人活着时解剖，从脏器里将细菌提取出来。”
被运进来的，绝对不能活着出去
朱玉芬没有见过父亲朱云桐的样子，因为父亲在被日本兵抓走时，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来得及为她留下。那一年是1941年，在黑龙江密山县山河村，父亲被抓走两个月后朱玉芬才出生。
后来，朱玉芬听大人们讲，父亲和二叔朱云岫都是抗联战士，二叔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时被捕。
据朱玉芬回忆：“我姑姑上了火车，就在那车厢连接的地方，看到我二叔了，二叔披个棉袄，手倒背着，因为被绑着嘛。我姑姑说，二哥你干啥去？他就拱拱嘴，意思是日本宪兵队在那儿，不让说话，只是说，你告诉家里吧，我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