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岫被抓走几天后，因为汉奸告密，日本宪兵来到山河村，踹开了朱云桐家的大门，朱云桐来不及和已有身孕的妻子道别，甚至还没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就被带上了开往宪兵队的汽车。
整整60年后，朱玉芬才第一次见到了二叔的照片——在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里，保存着一份长达15万字的《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档案中，朱云桐和朱云岫的名字紧挨在一起。档案中的《昭和16年度扑捉谍者处理一览表》，清楚显示了当年朱云桐和朱云岫被带走后，被押送的目的地，正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王雷、张耀武、马宏伟：《侵华日军731部队活体试验受害者证人首次发现始末》，《中国国防报》2001年4月19日。]
“被运进来的，绝对不能活着出去，这一点很清楚。”曾负责将被捕后的中国人押送到731部队的原关东军大连宪兵队队员三尾丰说。
原731部队队员越定男提到押送中国人的情况：“为了掩盖同一辆车的频繁出入，而不断更换车牌。押送时，驾驶室坐3人，后面车厢里都是‘马路大’，被苫布遮挡。5年内，共运了3000人。”
朱玉芬的父亲和二叔被押送到731部队后，她的奶奶每天都守候在院子外的小路上，老人相信两个儿子总有一天会平安归来。“我奶奶领着我妈，去了宪兵队，带着给我爹的棉袄棉裤，宪兵队的人说，东西你搁这儿吧，（你儿子）几天就回去了。”
但是，年过七旬的母亲没有能够盼回朝思暮想的儿子，直到老人去世，两个儿子还是杳无音信。
朱家兄弟和其他被押送到731部队的中国人一样，在这里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原731部队队员松本博说：“这些俘虏来的时候还都穿着衣服，根据各人的体质适用于霍乱还是适用于鼠疫等，分配到各班，然后把这些人的衣服扒光，每人都放入一个50厘米长宽的装动物的小笼子里，不能直立也不能躺着。笼子里有一个大小便的器具，除此之外，什么生活用具都没有，连大小便的纸都不给。吃饭的时候，不给饭碗，只是用纸卷起来，这些人把手从铁栏杆空隙伸出去拿，当然也没有筷子，没有勺，都是用手抓饭吃。他们根本没有受到像人一样的待遇。这些俘虏在笼子里关了有半年时间，上面认为他们已经有了对细菌的抵抗能力，他们就被送到处理室。”
左宪良也差点被送进了处理室。1945年7月，他被抓来劳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一天午后，分队长命令他和一名军官去仓库取东西。
据左宪良回忆：所谓的仓库，正是平日里严禁劳工靠近的那幢神秘的灰色建筑物。空旷的车间里有几个油罐形状的大机器，6个日本人穿着黄色工作服，戴着白色手套、口罩，正在查看机器。将他带进仓库的军官走过去，跟其中一人小声议论。“那人看着我。说啥啊？日本话，不知道。”
虽然听不懂日语，左宪良从那人打量自己的眼神中，感觉到对方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把他留下。“那人摆摆手，军官领着我又走。”
军官将左宪良带到了其他几个穿着工作服的日本人面前。在打量过左宪良后，他们都向军官摆了摆手。
当左宪良走出闷热的车间时，汗水已经湿透了全身。回到工棚后，他立即被工友们团团围住。“他们问，你拿啥啊？我说没拿什么啊。他们都说，你命大啊。我说咋命大呢？他们说，日本人领去那里的劳工，没有一个回来的。”
你这样的算人吗？
“哈尔滨以北250公里处，有个安达野外实验场，在这里曾多次用活人做细菌弹实验：把四十多名‘马路大’绑在十字架上，排成圆圈形状，向中心投放陶制细菌弹。我们观察的人站在大约4公里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就看到突然涌出一片烟尘。为了不使‘马路大’在实验中死亡，在他们胸前挂上铁板，戴上帽子，因为如果他们死亡了，就观察不到实验效果。”越定男回忆说，“在实验时，有一个‘马路大’解开了绳子，从十字架上掉了下来，随后‘马路大’一个一个都被解开绑在身上的绳子，向四外逃散，但实验场地很开阔，是无法逃脱的。731部队队员驾驶汽车，将他们逐一轧死。”
筱冢良雄负责对那些在实验中染上细菌的中国人做活体解剖。“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去，被解剖的人看着我，目光里充满了蔑视，似乎在说，你这样的算人吗？我只能闭上眼睛。”
解剖过程非常残忍。以下是几个原731部队队员的讲述：
胡桃泽正邦：“先麻醉被解剖人，让他睡眠，然后解剖，血像打开龙头的自来水一样涌了出来。因为麻醉不够，（被解剖人）在中途醒来的情况也有。解剖中国女性的时候，她们叫喊着，要救自己的孩子。”
汤浅谦：“准备一个大瓶子，有管子接入。准备完之后，就从（被解剖人）大腿部位把血管切开，血就喷出来，从管子流入大瓶子里。等血渐渐止住了，让现场的军医在（被解剖人）胸部按压，把心脏里最后的血挤出来。（被解剖人）抽搐，这个生命被夺走了。这时候出来的血变成血泡，和空气一起从管子里流出来。我们就进行这种残忍的事情。”
汤浅谦：“有两个中国人被蒙着眼、绑着手，看守掏出枪来向两人的肚子开了两枪，两人还在痛苦地挣扎，我们40多个人，就把他们扛进手术室去了，接着就开始了手术练习。军医部长用军人特有的高傲声音说，在切掉睾丸以前让他们活着。”
松本博：“我的一个同伴是泌尿科的，他把中国人的睾丸举得高高的，很高兴地喊叫。”
筱冢良雄：“把他们的脏器取出来，用来繁殖下一代的细菌。”
筱冢良雄：“曾经看过冻伤实验：把中国人的手按入冰冷的水中，使其冻伤，有人因为冻伤而被砍掉手脚。”
《“满洲第731部队”罪恶史》中提及“731部队滔天罪行中的一鳞半爪”：
1944年秋，因生产鼠疫细菌武器，致在第一部高桥班（高桥正彦军医少佐）内，有四名做“鼠疫毒化蚤”工作的技术员，感染了鼠疫。（“毒化”就是把含有猛毒的鼠疫菌注射给老鼠，再把这只鼠喂跳蚤吃，以培育在唾液腺内潜有鼠疫菌的毒蚤。）石井怕部下死于鼠疫，会影响全体队员的“士气”，下令必须全力医救。高桥少佐在诊疗部长永山太郎军医大佐的指导下，大量制造鼠疫的免疫血清。即把鼠疫菌注射进中国人的身体使之感染，然后把全身血液取光使之丧命。用这样的方法制出大量免疫血清，来医治受传染的队员。为救一个杀人魔鬼的性命，至少须有四个爱国志士丢掉宝贵的生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78～684页。]
《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一书中如是写道：
他们朝“马路大”的身上注入了凡是能够想到的一切东西。他们曾往“马路大”的静脉里注射空气，然后观察身体各器官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才能把人憋死。731队员们对于朝人体内注射空气，并且观察一个人被活活憋死的详细过程，是大有兴头的。
他们还把“马路大”倒吊起来做实验，观察需要经过几点钟几分钟才能死亡以及身体各个部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时也把“马路大”放进一个巨大的离心分离器内反复进行高速旋转实验，一直转到“马路大”死掉为止。这些都是出于解剖的需要。[［日］森村诚一：《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第一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
在这人间地狱，罪恶仿佛没有尽头。
尾号731
1945年8月初的一天，左宪良所在的劳工场区上空响起了凄厉的集合警报声，这一次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去烧仓库。“日本人说，快快的，快快的，拿着鞭子抽我们。”左宪良说，日本人用枪逼着劳工们往仓库里扛木料，然后再浇上汽油和酒精，放火烧。
仓库里到底隐藏着什么，劳工们终于看见了。仓库里头还有很多牛和马，在熊熊大火中叫唤着乱窜，“没人管，日本鬼子也顾不了了”。
这把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所有仓库，全化为灰烬。对于日本人这一反常举动，左宪良和工友们大惑不解。他们不知道，3个月前，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迫使德国法西斯于6天后投降。随后苏军对日宣战。石井四郎很快接到了日军大本营发来的电报：“销毁一切设施，所有人员全部撤回日本。”石井四郎在日记中写下了撤离步骤要点：1.工兵爆破；2.焚毁；3.挑选并携带；4.第一批家属出发。
炸毁营区，焚烧仓库，一切都按石井四郎的计划在进行。
从7月17日开始，左宪良所在的劳工场区，除去做饭的30多人，500多人都去挖大坑。“日本人在树顶上坐着，他喊，快快的，老这么喊。还有人拿了半截扁担举着，看你慢了一点，他噼里啪啦就往你腰这儿打，可劲打啊，有的人腰被打肿了。就这样，越往后（他们）越着急，越往后越加紧了。”
据左宪良回忆：8月9日，紧急集合的警报再一次响起，劳工们被逼去把很多沉重的长方形木箱搬上火车。装车现场一片混乱，很多日军家属争先恐后上了火车。
此时，石井四郎下令开始消灭罪证。“首先令第一特别班长石井猛男将关在秘密监狱中的数十名爱国志士全部枪决。一个苏联妇女在狱中刚刚生出的婴儿也不例外。除把一切秘密文件、跳蚤、老鼠、细菌等烧毁之外，更命令工兵队将总部房舍——以监狱为中心，包括三层方形楼房的研究室、生产工厂在内——一齐炸毁。”此后，“石井四郎尽早探知‘8月11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已属确实’的外国情报，发出‘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将近80辆列车，开进队内的支线，装好2000余名队员和家属，于13日向南逃窜。石井和其家属则搭乘其女婿增田少佐所驾驶的飞机逃回日本。临逃窜时，他们把一部分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在以731部队为中心，方圆8公里的所谓‘特别地区’内立时发生了鼠疫。仅仅一星期中，就有146名善良的农民死于非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78～684页。]
从8月9日到10日夜间，左宪良和工友们连续干了一天两夜没合眼，有的工友因为极度疲惫，晕倒吐血，活活累死。左宪良和30个同伴不愿坐以待毙，风雨交加的黑夜里，他们用钢锹劈开铁丝网围墙逃了出去。
“走了五天五夜啊，从哈尔滨到家是450里地呢。回到家，我妈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说，妈，你怎么不认得我了？我是你儿子呀。妈哭着说，你怎么回来的啊？这儿看那儿看，说你累得都脱相了。”
1995年，当左宪良重返平房实验区时，他才知道了关于731部队细菌实验的全部真相。他和工友们一起挖的大坑里，白骨累累。50年前，除了逃走的左宪良与30个同伴，其余500多人全被活埋在这里。
左宪良如今年逾九旬，当年和他一起逃出来的人大多已经离世。他将家里3部电话的尾号，全都选择为了731。
而在日本，731部队的罪恶，很多人不知道。“战争结束以后，731部队队员们彼此都在顽固地隐瞒着这一段经历，而且其中有很多人，就好似在屏息中混着时光。”[［日］森村诚一：《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第一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2010年冬天，哈尔滨的大雪中，当年那座人间地狱的原址，被掩没在厚厚的积雪下。
731部队实验中遇害人数
在731部队的实验中死亡的人数，目前存在争议。百度百科“731部队”词条里的记述：“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森村诚一的说法是：“（731部队）曾以3000名俘虏为对象进行了非人道的活人实验。”[［日］森村诚一：《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第一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石井四郎躲过审判
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后，隐居在千叶老家，由于害怕成为战犯，他连假葬礼都准备好了。1946年1月17日至2月25日，石井四郎接受了美国细菌战专家汤姆森的审讯。他诡称：“创建731部队是为了保卫日本，研究细菌战是为了自卫。”他的助手内藤良一中佐与美军谈判，以提供人体实验和细菌研究资料为条件，换取了美国对731部队有关人员免除战争责任，逃脱了审判。此后，石井四郎在东京经营旅店。他信了基督教，经常免费给周围的孩子治病，并说：“作为医生救助生命真的很快乐。”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患喉癌病死。
细菌战大“扫荡”
731部队和其他部队（如长春的一〇〇部队）在中国发动了多次细菌战。
1941年11月4日，日机在湖南常德投掷了鼠疫菌蚤，以及带有鼠疫细菌的谷子、麦和棉花、碎布等杂物。投下鼠疫的数周内，鼠疫在常德猛烈流行。疫情持续了数年之久。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认定至少有7643名常德人在这场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细菌战中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