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毕业生宋锡善回忆：“一个老百姓变成一个军人还是不容易的。吃饭8分钟，紧急集合8分钟，走路挺胸抬头，步子速度、长度都有要求。那个时候新兵训练整死人，不习惯，你说紧急集合怎么能够那么快？”
黄埔毕业生饶平如慨叹：“说句老实话，我原来在家里是当少爷的，家里有烧饭的大师傅，有黄包车，有车夫。我18岁之前，什么事都不做的，连打洗脸水什么的都是人家帮我做好。”
这些来自各地的青年们脱掉便装，剃掉长发，头戴军帽，腰束皮带，足穿青布鞋袜，打着绑腿，这是抗日军人的戎姿。
宋锡善说：“紧急集合的时候就考察你的着装，不光是白天的着装，还有晚上的着装，那么你晚上着装要快的话，睡觉时衣服怎么摆放，背包怎么打，这些都是在训练范围之内。”
黄埔毕业生李颂卓说：“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兵，都要统一接受专门的训练，这是黄埔的特色。这个训练期满后，就开始接受军事教程了。”
“成为预备军官后，军装就不一样了。”王用中说。
虽然训练、学习艰苦而紧张，不过，黄埔军校学生在当时总是让人艳羡的。
在《黄埔校友抗日回忆录》中，有人如此描述：“星期天放假，我们穿着新发的学生制服，佩学生领章，胸前佩上军校学生符号，三五成群地朝着纳西墟镇游览市容。四川人总爱叫我们老总，同学们说我们不是老总，是学生。在茶座中有一位文化较高的人笑着说：‘你们同学今天是学生，将来就是老总，还要成为抗日英雄呢。’同学们感到自豪，大家都希望当抗日英雄呢。”
人生课、沙盘演习、夜间训练
1938年的一天，张访朋和同学们被通知到大礼堂集合。他到达时，礼堂里已坐满了人，却鸦雀无声。这一天，前线又有失利的消息传来。
张访朋说，黄埔第十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张汉良讲话，“他就讲，做一个黄埔军人，一定要以身许国，你们进了黄埔军校，就把性命交给国家了。”
据张访朋回忆，张汉良给大家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商人到了海边，看到许多渔民在海滩上补渔网。商人问一个渔民：“老兄，我问问你，你的爷爷是做什么的？”渔民说：“我爷爷打鱼。”商人问：“他是怎么去世的呢？”渔民说：“出海打鱼，天气本来好好的，忽然间大风大浪，船翻了，死在海上了。”商人听了之后，挺同情，“哦，这样啊。你的父亲做什么的，又怎么去世的呢？”渔民告诉商人，他的父亲也是渔民，同样死于海上。商人听完渔民的讲述后，便开始劝说渔民转行。渔民说：“先生，我要问问你，你的爷爷是做什么的？”商人讲：“我的爷爷做生意，在外跑来跑去，年纪大了，生病了，死在床上。”渔民又问：“那你的父亲呢？”“我的父亲也是做生意，年老多病，死在床上。”渔民就站起来了：“哎呀呀，你又做生意，你将来会和你爷爷、父亲一样，又死在床上啊，你赶快改行，赶快改行。”
听到这里，礼堂里的500名学生哄堂大笑，掌声一片。
“张汉良说：‘你们反响这么热烈，可见你们懂得了这个故事的真谛。你们来黄埔军校，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祖国尽忠，就是最有意义的。’”
为了锻炼预备军官们的指挥能力，军校里不时进行沙盘作战演习。张访朋回忆：“在一个大厅里边，我们100多人围着一个沙盘，那沙盘比乒乓球台稍微大一点，上面有山、道路、河流、森林、士兵，两军对垒。一边是红的，一边是蓝的。教官讲怎么指挥作战，讲得很生动。”
这是张访朋第一次从军官的角度去思考应该如何作战。“教官通过沙盘教我们，假设你现在是连长，你怎么安排排长、班长，你这个部队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占领阵地，敌人从哪个方向来进攻，面对敌人的飞机、迫击炮轰炸，你怎么指挥。”
黄埔军校迁址成都后，迫于形势，学制大大缩短，教官们选定最重要的基础科目，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在最短时间内将这些军官必备课程全部讲授完。
王用中记得，紧急集合后，“连长把我们带到野外去，教投手榴弹，还有各种工具的使用，就这样天天训练不停”。
张访朋印象最深的是，“夜间教育特别多。我们都在山地训练，刮风下雨的时候，道路泥泞，遇到大坑，叫跳下去就跳下去，锻炼勇往直前的精神。夜间教育回来时往往到了半夜，脚上都是泥巴，很累了嘛，顾不上洗脚就睡了，被子上沾了脚上的泥巴。天亮时被子上的泥巴就干了，脚上的泥巴也掉了，等以后再洗被子，所以叫‘洗脚不如洗被子’。”
上战场：和老兵比武的新排长有两下子
1938年的一天，黄埔军校成都本校训练场，王用中和同学们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值星官宣布：全体同学到校礼堂集合。
到礼堂不到两分钟，王用中就听到了立正、整理着装的口令。接着报告人数。此时，王用中意识到，一定是蒋介石来了。
王用中回忆起蒋介石的讲话：“他说：‘本首长是全国的统帅，带着这个责任，不能天天来看你们训练。抗战打了一年了，可不得了，紧张到极点了，本校长晚上只睡4个小时觉。你们说训练苦，你们是本校长的学生，应该刻苦，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辛苦，还要牺牲，为什么，你们说为什么？’”
学生们沉默不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自沦陷区。
“蒋介石说：‘你们是步兵，现在各战区牺牲的官长挺多，特别是下级军官不够用，让你们牺牲去。我们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呢？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争取抗战胜利。’”
王用中说，那一刻，聚集了几百人的大礼堂里异常安静，每个人都神情严肃。
经过为期半年的训练、学习后，王用中和同学们被送上战场。
1940年春节过后，张修齐在黄埔军校完成了6个月的加强训练后，被分配到驻第三战区的第109师担任排长职务。
张修齐回忆说：“我们刚到的时候，师长就讲了：‘你们这些学生，在学校里边搞军事演习的时候，那个敌人是假的，他不打你的，现在到这个地方来，你们在敌人面前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战争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学校里不知道，你们自己到战场上去看。’”
张修齐被带到了一个叫做柴家畈的村子。几小时前，这里刚刚进行过一场战斗。阵地上，到处是尸体、丢弃的武器和被炸毁的车辆。
“有野狗去拖尸体，拖得那个乱七八糟的，哎呀，味道臭得不得了，到那儿都恶心。哎呀，大家心里震荡很大，原来战争是这么回事。”
这是张修齐第一次目睹真实的战争场面，眼见的一切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回来以后，师长说，你们现在考虑怎么分配。因为当时我才20岁，还有一个同学也20岁，师长说，你们两个年龄太小了，你们去当排长，士兵岁数都比你们大，你们管不了。我说我们希望到前线去。”
师长没有阻拦，张修齐和同学直接转到了前线部队。
“我们去的时候，那些士兵已经很苦了，由于棉衣没运上来，冬天他们还穿着单衣，身上都生脓包疮，手指上、胯裆里面都有疮，枪都抓不起来。所以分到连队里，我一看，不得了，这不能打仗。”
疲弱不堪的士兵，陈旧的武器装备，让初上战场就指挥一个排的张修齐心急如焚。
“我心想，一有情况，这个仗怎么打？而且我所在连队的连长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对士兵也很刻薄，我心里很难过，我都哭了。那时士兵看到我们也不亲切，因为从未谋面嘛。他们喊我小排长，连问我姓什么都不问。”
张修齐说：“我们有许多班长都是老兵了，都是负过若干次伤的。他们就跟我讲，小排长，打仗你有什么本事？”
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过来的老兵根本瞧不上这个小排长。
“我记得一天晚上有情况，我就带我这个排到外面去搜查，那时候部队没给排长配手枪，我拿了一支步枪，上了刺刀。后来，有个班长对我说：‘排长，你到后头来。’我去了，问什么事。他背着大刀，说：‘我这个大刀砍了不少日本鬼子了。’又说：‘士兵们都认为你不行，他们不敢公开说出来就是了。’搜查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回来以后，他说：‘排长，你说你行，我们来比试比试。当然我不用大刀了，用竹片子当大刀。’我说：‘那我就用竹竿子当枪，我们试试看。’”
听说这位新来的小排长要和老班长比试，士兵们纷纷围观。
“我出枪很快的，刺杀主要就是反应要快。我们在学校学的：首先，你不要看敌人的刀，也不要看敌人的枪，你要看敌人的眼睛，他的眼神就是他的意图表现，这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一点，反应要灵敏，让人家的刀来不及。就这两点很要紧。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我体力不一定比你强，但动作比你快。’确实，他跟我比试过后说，‘哟，小排长还有两下子嘛。’我说：‘怎么样，你大刀刚提起来，我刺刀就到你胸口了，就这么快。’”
这次比试后，老兵们对张修齐的态度和以前大不一样，慢慢的，他们开始接近这个黄埔军校出来的小排长。张修齐带着这些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兵，在战场上一次次出生入死。
“黄埔精神战胜了武士道精神”
1942年3月，黄埔第十七期学生杨岑峰，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二八六团排长，随黄埔三期生——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的部队，进入缅甸同古城。
杨岑峰回忆：同古阻击战即将打响之际，戴安澜带头写下了“誓与同古共存亡”的遗书，各级军官纷纷效仿。“部队里比较友好的，互相抄抄通讯录，说：‘如果我战死了，你幸存了，通知一下我家人。’”
历时12天的同古大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日军占领了一座空城结束，日军伤亡5000余人。后来，蒋介石听了戴安澜的汇报，夸奖道：“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李菁：《同古：夭折的会战》，《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0期。]
同古一战后，1942年4月28日拂晓，缅甸平满纳的中国军队阵地遭到日军猛烈炮击，日军轰炸机低空扫射，步兵向杨岑峰所在阵地步步逼近。
杨岑峰回忆：“敌人猛攻了半小时，阵地上死了不少人。有个班长说，排长，你流血了。我一看，身上流血了，我说，没事没事，你们继续战斗。”
杨岑峰咬牙将嵌进肉里的弹片拔出来，简单包扎伤口后，再次投入战斗。
此刻，日军已杀到面前。杨岑峰手下的一个士兵，“四川人，也就20来岁，他喊了一声排长，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机枪打死了”。
杨岑峰说：“我这个排是先遣排，相当于团里一个前哨，距离团主力有三五里路，孤零零的在一个高地上。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前哨，敌人来袭击的话就不知道，那不全军覆没了嘛。当时我看了一下，排里也就剩下不到一半人，副排长倒下了，二班的机枪手已是奄奄一息，一班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
这场战斗打了整整8个小时，阵地最终保住了。杨岑峰的排原有60人，幸存者不过10人。
“那个场面太惨了。炮火非常猛烈，有的士兵衣裳都烧光了，有的负伤了，趴在地上不能动。那个时候心情非常悲痛，打仗啊。战场上，枪炮没长眼睛，打起仗来之后只能前进，不能退却，如果没有命令你就退却下来，马上就有上级一枪把你处决。如果有士兵临阵脱逃，我作为军官有权力把他打死。所以当时两种心情交错。”
1942年5月18日，戴安澜率领第二〇〇师向北转移时中弹，5月26日，戴安澜以身殉国，年仅38岁。
从1942年3月入缅作战到1945年1月缅北、滇西反攻战胜利结束，5700多名黄埔军校毕业生，长眠在了异国土地上。
多年之后，王用中还对他和同学们走出校门上前线的情景记忆犹新。
王用中记得，那是1940年2月23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的操场上，他和同期毕业生们列队唱响校歌。
“宋庆龄先生来了，在台上和校长并排站着，她表情非常和蔼，看着我们，就像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的慈祥，我们心里都很激动。校长走下台，开始骑马检阅队伍，前边有一个卫士牵着马。马走得挺慢，校长看着每一个学生，脸上的表情也和宋庆龄先生一样和蔼，但又透出一种特别的威严，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怒而威。我们都注视着他。”
熟悉的口号声渐渐远去，熟悉的歌声再一次响起，久久回荡。王用中和同学们心里明白，这将是他们在黄埔军校的最后一次集合，同学少年也即将踏上赴死之旅。
初春的寒意还没有退去，冷冷的春风中，隐约飘来一股硝烟的味道……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
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
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编：《黄埔军校史稿》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抗战时期的黄埔分校
抗战时期，黄埔军校一共设立了9所分校：原来的洛阳分校改为第一分校，并迁往陕西汉中；武汉分校早已停办，1937年冬在武昌南湖成立第二分校，后迁往湖南武冈；第三分校成立于江西瑞金；第四分校由原来的广州分校改名，抗战爆发后多次迁移，最终以贵州独山为校址；第五分校成立于昆明；第六分校由原南宁分校改名，后迁往桂林；第七分校最初成立于甘肃天水，后迁西安；第八分校成立于湖北均县；第九分校成立于新疆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