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仁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茫茫黑夜，他解下束腰的一根草绳，打成圈系在树上，面朝祖国跪拜后，大声呼喊：“弟兄们，等等我，我来找你们了！”他闭上眼睛，将头伸进了绳圈里。
活下去：穴居山野13年
1945年12月，杳无人烟的北海道深山里，来了几个面容憔悴的中国人，他们高声呼喊着刘连仁的名字，这些人是刘连仁的难友们。
刘连仁等五人逃走半月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当年12月，所有中国劳工被通知可以返回中国。在动身之前，昭和矿业所的难友们想起了刘连仁。
难友们找过许多地方，一无所获。茫茫森林，仿佛一个巨大而沉默的暗洞，将刘连仁吞噬得无影无踪。带着遗憾，这些中国劳工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大海另一端，天津塘沽码头，人群中，母亲怀抱里年幼的刘盼，望着靠岸的轮船。父亲没有回来。
刘焕新说：“我父亲兄弟张同升，他回来了，他过来和我奶奶、母亲说：‘我大哥够戗了，他们跑到山上去，有回来的，但就没见他回来，但愿别叫野兽吃了，但愿别冻死了，饿死了。’”
寄托着母亲和奶奶对父亲盼望之情的刘盼，渐渐长大了。班主任老师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后，觉得“盼”字表示一种被动的想法，建议他将名字改成了“焕新”。
刘焕新回忆：“我奶奶领着我找瞎子算卦，算一算我的命怎么样，瞎子说这个小孩有福气，他的爸爸在外边没有死。”
刘焕新的爸爸确实没有死。彻骨的寒冷中，刘连仁醒来了，发现自己还躺在雪地里，用来上吊的草绳因为日久腐烂，承受不住他的体重，绷断了。
“死了怨谁呀？死就死在个明处，这样死了，家里不知道，日本鬼子也不知道我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刘连仁对自己说，“我还不能死。抓着顶多杀我，要是抓不着，回了家，我要公布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残忍。坚决要活下去。”
北海道的冬天漫长而寒冷，6月刚刚化雪，9月又飘起了雪花，天地一片白茫茫，森林里常有野兽出没。决定要活下去的刘连仁，没有御寒之物。“那个冷啊，说起来难受。”刘连仁说，“我住的地方不是山洞，山洞不敢进去，我自己挖的一个洞。”
在这个躺不下也站不起来的土洞里，刘连仁不分白天黑夜地蹲坐在里面，睡觉也是蹲坐式。除了出去寻找食物，他哪里也不敢去。
据刘连仁生前回忆：当他偶尔看到地里劳作的农妇时，便以为男人们还在前线打仗；当他听见进山打猎的猎人放出的枪声时，便以为那些追赶他的宪兵又来了。在恐惧中，他被迫躲进了更深的山林里，从此变成了蓬头垢面、茹毛饮血的穴居野人。
刘连仁后来回忆说：“晚上，狼群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爬上大树，在树杈上栖身。天亮了，我饿得不行，正要从树上下来找东西吃，看到对面的树杈上盘踞着一条大蛇，昂头立身冲我直吐芯子。我慢慢抽出刀子，猛砍过去……我溜下树，顾不了太多，捡起这条蛇，剥了皮，把血淋淋的蛇肉放进嘴里，觉得肠子一起往上翻。吃完蛇，看着太阳，认准方向，我迈开了双腿，猛然看到不远处有一大汉，我大吃一惊，拔腿就跑。跑了一阵，不见有人追来，我壮起胆子挪近，这才看清，原来是个护庄稼的草人。我迅速扒下了草人的衣服，套到自己身上，觉得暖和多了。”
刘连仁白天躲在山上，夜里到山腰坡里刨几个土豆吃。他曾在一个田间小窝棚里发现一盒火柴，欣喜若狂，点火烤了一些土豆，狼吞虎咽地吃了。“那是我13年中唯一的一顿饱饭，也是逃出矿业所后第一次吃熟食。”刘连仁说。
逃亡的第二年，刘连仁弄到了一只火炉和一把质量不错的小铁壶，有了炊具，他至少能喝上一口热汤了。
逃亡的第三年，刘连仁找到了一把雨伞和雨布，下雨不怕了；第五年，他找到了两根针，身上已经破成布条的衣服可以缝补缝补了；第六年，一件美式军大衣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它既是衣服，也是被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在气候恶劣、野兽成群的北海道深山里，刘连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虽然很想回家，但刘连仁始终不敢走出深山。“日本鬼子比狼都厉害，不是打就是杀，不敢出来。那就在深山里头，过他一辈子，死了就算了吧！”
刘连仁就这样一直在深山穴居了13年，成为一个远离祖国远离人类的野人。
放声痛哭之后回归人间
1958年2月8日，猎人夸田清治无意间闯入了刘连仁持续13年的穴居生活。
阴森的深山，诡异的洞穴，沉默的人影，这一切都让夸田清治无比恐惧，他扣响了手中的猎枪后，惶惶而去。
洞里的刘连仁同样惶惶不安。他回忆说，当天晚上，冒着严寒，他披着那件破烂的军大衣，爬出了栖身之洞。在洞里生活过久，他的腿已经变得僵硬，膝盖几乎不能弯曲。在零下40摄氏度的寒冷中，一整夜时间，他也仅仅爬了不到100米。
第二天，夸田清治带来了警察。顺着洞外爬行的痕迹，他们很快找到了刘连仁。
时为北海道别町议会议员的木屋路喜一郎回忆说：“我们看到刘连仁时，他在30来米之外。发现他以后，两个警察追过去，那时刘连仁还没意识到。警察到了相距他10米的地方，刘连仁才发现（我们），想跑。”
此时，刘连仁已经虚弱不堪，看到身穿制服的警察追了过来，他惊恐到极点。
木屋路喜一郎回忆：“那儿有个山沟，他向着山沟逃，警察追上了，三个人都滚倒了，然后他又逃，被我们抓住了。”
在刘连仁被警察找到时拍的一张照片上，他充血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头上顶着两根一尺半长的扭曲的辫子，一件又脏又破的军大衣沾满了污泥和裸露的棉絮，大衣里面是用各种材料缝缀在一起的杂衣破布和纸片，脚穿一双形状扭曲、残破不堪的高帮胶鞋，双腿被冻得又红又肿，有多处因为严重冻伤而形成的溃烂。
“我们想和他交流，但语言不通。”木屋路喜一郎说。
日本警察根据他的口音判断，这是一名中国人，他们随后把刘连仁关进了警察署。
此后不久的一个早晨，日本北海道华侨总会负责人席占明，像往常一样翻开了报纸。一则在山中发现身份不明的中国人的消息，让他惊讶不已。
席占明回忆说：“那报纸最初怀疑他是个间谍。美军占领日本以后，那个地方有个雷达基地，他是在雷达基地附近被发现的，所以被日本人怀疑这个中国人是间谍。我们一看呢，不可能。”
席占明马上打电话与警察署联系，希望会见这名身份不明的中国人。
“头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穿的是西服，我们和他说，我们也是中国人，他怀疑。”席占明说。
尽管席占明说的是中国话，并一再表明自己的身份，但已经在惊恐逃亡中度过了13年的刘连仁，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第一次沟通失败了。
为了让刘连仁放下戒备，席占明决定，先将刘连仁从警察署接出来，找个宾馆先安置下来。“洗澡那就困难了，他穿的衣服脱不下来，只好拿剪子剪。”
在席占明为刘连仁安排的宾馆里，一些当地华人帮他剪掉了长长的辫子，洗了澡，换上了干净衣服。直到此时，人们才真正看清楚他的样子。
不过，人们的善意依然无法让刘连仁放松戒备。席占明说：“他总是睡不着觉，睡十几分钟眼睛就睁开了，警惕成习惯了。”
刘连仁的这个样子让席占明意识到，他也许是当年被抓来的劳工。为了让他放下心理的戒备，席占明找来了一名也曾当过劳工的山东人。
这个与刘连仁有着相似经历、口音相近的山东老乡，终于让刘连仁逐渐消除了戒备。刘连仁费了很大的劲，才断断续续地说出“我是山东高密劳工刘连仁”，随后放声痛哭。
在深山穴居13年的野人，终于回归人间。
刘连仁和其他人的交流逐渐顺畅。席占明回忆：“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就到宾馆，慢慢地告诉他国内的情形。他问什么叫解放，什么是新中国，他完全不懂。只有当我说到八路，他才说知道。”
北海道中国野人的身份揭开了，当地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但消息一出，刘连仁却被日本政府判定为非法入境者。
证实刘连仁的身份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摆在席占明面前的难题是，刘连仁已经记不得自己当年所在煤矿的地点和名称，而日本政府以“管理局已经解散，文件下落不明”为理由，拒不提供任何有关被抓劳工的档案资料。
为了帮助刘连仁，席占明发动所有关系，尽力寻找有用的线索。“北海道有一个北海道资社，那时候还存在，我们找到那家公司，公司把当年的劳工名簿拿出来了。”
经过几天的查找，在当年日本外务省《华人劳工就业情况调查报告书》第65件的残留名薄上，席占明他们终于找到了刘连仁的名字，附注了“下落不明”四个字。按照名簿上的归属单位，席占明找到北海道明治矿业公司，要求他们立刻派人前来确认刘连仁的身份。
席占明说，13年过去了，刘连仁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在昭和矿业所，日本监工点名时不叫名字，叫工号，他的工号是76号。
刘连仁对日本方面的抗议，很快得到了日本华侨以及很多善良的日本人的支持，一些日本媒体也强烈要求政府给予刘连仁公正对待。
1958年4月15日，历尽14年的苦难之后，刘连仁终于登上了回家的轮船。
直到去世，他没有等到公正判决
刘焕新对父亲从回国的轮船上岸那一刻记忆犹新。“汽笛声过后，从舷梯上慢慢走下来一个人，戴着礼帽，个子很高。这是谁？不认识，他是父亲。我听到他用沙哑的嗓音，说了断断续续的几个字，连起来就是：‘祖国，我回来了。’他大概喊不出来。好像从舷梯下来走完20多个台阶，也没说完这句话。”
未能守在妻子身边亲眼看着儿子出生的刘连仁，在等待了整整14年后，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父亲。
“我母亲光顾着哭，光对我说‘这是你爹’，别的，不吱声了。我这么多年的委屈，想着叫声爹多么高兴，痛快一下，没人欺负我了吧。我和我父亲、母亲，想跑出去，但人山人海跑不动，挤出去以后，三个人抱在一起。我叫爹，使劲不小，叫声爹，但是谁也听不到，三个人抱在一起。我叔也来了，抱成一堆。大家就哭起来了，用泪水表达过去的怨恨和现在的高兴。”刘焕新说。
对刘焕新来说，这是一个仍然活在过去阴影中的父亲。“他回来以后，不乐意见人，晚上睡觉蜷缩在炕上，有时候坐起来，好像从一个噩梦里惊醒了一样，又好像有日本人发现了他一样。回家头三年里，他几乎天天晚上睡觉都会惊醒。”
33年后，1991年5月，在儿子的陪同下，刘连仁回到了日本北海道的那座矿山上。
刘焕新回忆：“我们在那里，他一直在矿洞口呆呆站了有10分钟，不吭声。”
1996年3月，83岁的刘连仁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作出道歉，并支付2000万日元的赔偿。
起诉后，刘连仁说：“希望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80多岁了，来趟日本不容易，来一趟就遭一回罪啊。解决了，我没有这个心事了，把眼一闭，也就这么着了。我觉得这个事必须解决了，脑子里没有斗争，我死了有我儿子，有我孙子，子子孙孙要把这件事解决。”
从1996年开始，刘连仁三次走进日本法庭，讲述遭遇，表达控诉。
2000年9月2日，刘连仁因病去世，享年87岁。直到去世，他始终没有等到公正的判决。
“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成天拽着我的手，他说：‘我不行了，我打这官司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全国4万多劳工，也是为中国争口气啊。’”刘焕新说。
2001年7月12日，刘焕新捧着父亲的遗像走进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将父亲遗像恭恭敬敬地放在原告席上。
当天，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日本政府承认刘连仁在北海道的非人遭遇是历史事实，并承担责任，赔偿刘连仁一家2000万日元的赔偿金。
日本政府对判决结果不服，随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2005年6月23日，刘连仁案二审在东京高等法院宣判，法院以“该赔偿责任不适用日本国家赔偿法”以及“诉讼超过期限”为由改判，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法庭一片哗然。一位前去旁听审判的日本友人当即大声质问审判长：“你还有没有人性？作出如此判决可耻到了极点！”[张瑾：《劳工刘连仁案二审败诉》，《京华时报》2005年6月24日。]
刘焕新走出法院后愤懑地表示，东京高等法院的改判理由完全是军国主义的逻辑，这是极其不公正的判决。随后，他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刘连仁案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2007年5月15日，13名山东劳工和劳工遗属、山东法律援助团的律师、专家学者和日本友人在济南召开新闻发布会，表达对日本最高法院的强烈抗议。
2009年12月20日，曾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首批38名受害中国劳工中的5名幸存者及其他劳工的家属，在济南接受二战时强掳中国劳工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方面交付的每人60万日元（合人民币4.5万余元）的“补偿金”。此次和解赔偿历时16年、历经3次诉讼，根据协议，西松建设公司将向360名受害劳工提供2.5亿日元的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