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清明节，刘连仁的墓碑在他的家乡落成。这个为了自由和尊严历尽苦难的中国农民，临终时给儿子刘焕新留下一句话：“你要记住，人要有骨气，要有志气，要有勇气，有这‘三气’就能正身。”
1994年日本首次承认二战时强掳中国人当劳工
1994年6月22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裕在国会参议院回答社会党议员清水澄子的质询时首次承认，根据日本外务省1946年编写的《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受其政府的指示强掳38935名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时任日本外相的柿泽弘治在回答质询时也表示，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他对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所受的苦难“深表遗憾”。此前，日本的一些政党和团体已发现外务省的这份报告书，但日本政府一直未承认这份报告书的存在。
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群体构成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小者只有11岁，名叫王殿美（奎？），出身于山东省淮县南胡庄，被掠至北海道川口组室兰出张所，于1945年6月22日死亡；年龄最大者78岁，名叫张照论，出生地为山东阳谷县，被掠至北海道歌志内铁道工业株式会社神威出张所。中国劳工的出生地以河北省为最多，其次是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此外，还有湖北、陕西、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东北地区等。就劳工的身份而言，农民最多，此外有商人、被俘的中国官兵（包括国民党军与八路军），还有伪军、保安队、警察和原劳工、工员、教师和学生。[陈景彦：《二战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遇害情况
按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书记载，北海道川口组室兰出张所的969名中国劳工，310人死亡，其死亡原因全部为疾病。但是在1954年秋于当地海滨发掘出在川口组死亡的125具华工遗骨中，“在场医生认定‘有人还在呼吸中，便被放入坑内’，这种遗体是缘于活埋。有的是头盖骨上有弹孔，有的头盖骨有锐器的击伤和裂痕”。1955年夏在下关市发掘出73具华工遗骨，掩埋时的目击者也证实：“还有相当体温的身躯，由于病情恶化，虽然未死却被认为死亡，尽管还活着，却被抛入墓穴之中……在墓穴的底下，还有夹在腐烂的尸体中拼命挣扎的重病人。”[陈景彦：《二战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回国情况
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美国占领军与日本政府共计送还华工31917人（其中包括战时送还的1180人），为掳掠时乘船人数的82%。加上死亡的6830人，同乘船时相比还差188人。这188人有下落者为100人，其中住院及陪护35人，在刑务所内42人，希望留居日本的23人；下落不明者为88人，其中战争结束前便下落不明者21人，战后逃亡67人。[陈景彦：《二战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受降
亲历者
高文彬——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翻译罗伯特·唐纳汉——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检察官饶平如——时为第一〇〇军第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排长陈海梧——时为中美混合航空联队第五大队机械师赵振英——时为新六军第十四师四十团一营少校营长杨永彬——时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上尉连长吴淞——时为第九战区总监部经理处上尉科员
李祥麟——时为炮兵第三团一营二连连长
我很纠结。在我看完日本天皇在1945年宣读的那份投降声明的中文译文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讲述抗战胜利那一天的事了。
日本人真的宣布投降了么？这是我纠结的第一个问题。
在那份终战诏书中，日本天皇对投降只字未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影像资料中，日本平民在镜头前的叩首垂泪，都只是在叹息日本天皇被迫接受了《波茨坦公告》。这种被迫，让日本人觉得屈辱，而这种屈辱，一直伴随了日本人很多年。据说在后来的每年8月15日，日本的广播电台都要播放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声音，日本国民也都会在那一刻停下手中的工作，面对着天皇所在的方向，低头垂泪。
他们在纪念从那一刻开始的和平？但愿如此。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1945年8月21日在湖南芷江进行的受降仪式作为一个标志，好像从那一天起日军正式投降了，但从史料中看，那一天的日军投降代表并不是冈村宁次，而只是他的副官今井武夫一行人。他们也没有携带任何降书顺表之类的东西。有资料说，那一天，日本人说，我要投降了，但是，我需要派一个副官跟你们的总司令坐下来好好谈谈该怎么投降。
10天之后，日本人在美军的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军投降了。据说在那一天，“密苏里”号上的所有参加受降仪式的美军都摘掉了他们的军阶标识，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以军人的规格接待日本投降代表，他们不够资格。
然后是7天之后的南京。关于那场受降仪式的记忆，赵振英老人的讲述比我在片子里面描述得更加翔实，但赵振英老人表现出的最兴奋的地方，却是他们穿着定做的马靴、马裤和崭新的美式军服，全部都是当时最好的装备。
总是听人说，人只会关注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
于是，我们就只能看到1945年的全民欢庆和日本人的垂泪叩首，但真正的历史是这样的么？
我不是想清算也不是想翻旧账，只是我不想让一段片面的历史留给后人，尽管我无法将历史的来龙去脉都讲清楚。但是至少在多年之后，会有人想要弄清楚1945年的那个夏天的那场胜利。所以我把梅汝璈在日记中的那句话反复吟哦。也许很多人会忘却，也许很多人会嘲笑，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些人记住。
历史，不能被忘记。
编导杨程
1946年5月3日，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由中、美、英、苏、法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组共同组成的这一国际法庭，即将开始世人瞩目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组翻译高文彬坐在旁听席上，心情复杂。
高文彬回忆：“那个地方是原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所在地，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战争时那地方还是日军参谋本部所在地。原来在那里发号施令，侵略别的国家，现在作为法庭审判你，有一种清算的意义在里边。”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中方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当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被免予起诉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检察官的罗伯特·唐纳汉说：“法庭主要针对二战之前到二战期间日本所犯下的罪行，对日本政府高官进行审判。”
刚刚开庭，高文彬就愤怒了——被告席上的大川周明不时大声叫嚷，干扰法庭的正常秩序。
高文彬说：“这个人是理论家，专门写文章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他不是部队里边的人，是民间人士。被告席一共两排，他坐在最高一排，东条英机坐在他下面，他去打东条英机的头。美国宪兵就上来把他拎走了。”
被带走的大川周明再没有回到法庭之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团最终决定放弃对他的起诉，因为经法庭指定的医学专家鉴定，大川周明患有精神疾病。不过，高文彬心里清楚，大川周明的反常行为是装出来的，精神病是假的。“他被放出来以后，说他是装疯，美国人也晓得他装疯。”
尽管大川周明被带出法庭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在表演一场闹剧，但在需要用证据说话的法庭上，中国检察官们束手无策。而在被告席上，其余战犯也都心怀鬼胎。曾经一手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土肥原贤二把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全部推诿给部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则准备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扬言要和检察官们大战三百回合。
高文彬说：“他们晓得不辩的话他们会死的，辩一辩可能还有活的希望，所以他们把罪名推给底下，另外就说被指控的罪行是没根据的，就是两个字：狡赖。”
据高文彬回忆，每个战犯都有至少一名美国辩护律师，同时还聘请了2至6名日本律师，整个辩护队伍高达310人。“这些被告原来都是日本高级官员，很有钱，他们都听美国的，都请美国律师帮他们辩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战争已经结束9个月，被告席上的战犯们没有一丝悔意。高文彬知道，日本虽然投降了，但并不意味着战犯们一定会认罪，而围绕着受降和审判，暗潮汹涌的政治博弈才刚刚开始。
国共受降之争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点，日本裕仁天皇宣读的《停战诏书》向全国广播：“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孙景峰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第九卷（抗日战争）下册，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869页。]
值得注意的是，《停战诏书》里，没有一处提到投降。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刻，战争结束了。
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致电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其投降应遵守的原则：“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其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万金裕：《日本投降和中国陆军总部受降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五卷，第916页。]
同一天，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也致电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孙景峰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第九卷（抗日战争）下册，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872页。]
国共两党的受降之争，其实早就暗中展开了。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8月10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其中提到“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之任何人投降、缴械”。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向何应钦送交一份受降对策：“为预防奸军（指中共军队）擅先进占城镇起见，应由统帅部先发布命令。在日本投降期间，全国各部队应绝对听候最高统帅部调遣，凡擅自行动者一律视为叛军。”在美国积极支持下，蒋介石于8月10日、11日连续发出电令，要求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但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文却是另一番内容：“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区之部队，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管辖，勿擅自行动。”[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8～1420页。]
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他依据美国及蒋介石的意图，下令所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抗日军队投降、缴械。
美军进入天津、北平、秦皇岛、唐山等地，并以大量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到华北地区受降。
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为中国大陆（东北归苏军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应投降的日军为：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六方面军（290367人），京沪地区第六军、第十三军（330397人），广东方面第二十三军（137386人），台湾方面第十方面军（169031人），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第三十八军（29815人），总计投降兵力1283240人。投降的伪军，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共计683569人。[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0～1421页。]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说，“国民党利用其合法地位完全垄断了受降。”[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2页。]
邵阳日军不愿缴械
1945年8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对国人发表广播演讲，宣告抗战胜利。他说：“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