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妹夫邀我及太太去香港，承他们好意，我终于有了平生以来的第一次境外游，去看看外面的天地，去感受另一个体制下人们的生活。
一、星光大道
6月4日中午时分我们一家人到了香港却被告知住不进酒店，因为其他客人还未退出我们预定的房间，要两小时后才离港，我们只好上街转悠，妹夫说附近就有香港著名的“星光大道”，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去看看。
曾在电视里看过“星光大道”的景象，好像是暮色时分拍的，华灯初上，落霞徐飞，星星点点，真有几分圣洁神秘之感，可现在这条梦幻般的大道在我眼前却如此的坐实，真有点扫兴，我拍过电视，知道镜头是一种伪装，经常用角度和光线让观众亦真亦幻，似梦似醒，如此说来也就释然。
“星光大道”当然是从美国的好莱坞克隆来的，只不过没有人家那么气派，十分钟就可走完，但来“星光大道”的游人似乎只有一个姿势——眼看地面，去辨认明星们留下的大名，明星们个个神龙，显首不露尾，银幕上生灵活现，却在这里抽象成一串符号留在冰凉的水泥板上，让人们依据每人的字体去联想、揣测、评判，不过，许多明星还留下了自己身体的一个秘密信号——手掌印，当然也有未及留的像已故的张国荣、梅艳芳等，也有不留的如周润发，路过他们牌位时只有少数游人会驻足片刻，默默地站几分钟，是对逝者的追思，或是对不肯显形者的思究，那些既留名又留印的明星们“上座率”就非常高了，不管男女老幼在几分惊喜地叫出牌子上名字之后，大家都会伸出手往那手印上摁一摁，似乎要验证什么，一个小女孩摁完后对大人说：“爸爸，成龙叔叔的手怎么比我大？”显然她认为成龙的手本该和她的一般大，但我想大多数人的比对可能只为得到一种说辞，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比如我的手按在刘德华的手印上，尺寸不够，妻子马上说：“刘德华从前是拉板车的，手掌当然大了。”于是他这手就大的不光彩不体面了，又如张曼玉的手掌非常小，连我妹妹的小手都能盖过她，这下大家又议论开了：张曼玉个子那么高挑，跟模特儿一般，怎么手掌那么小，手指也短！真有点不相称，好像她的小手是一种缺陷，一种名不符实，这样一条街比下来，人们在心理上比出了平衡，比出了优越，而明星呢自然要“名声扫地”了。
在“星光大道”上，唯一和我手完全吻合的是李连杰的手印，当时我一眼就看出他的超不过我，于是叉开五指盖将上去，果然严丝合缝，毫厘不差，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顿生几分得意地对周围人说：“我的手和李连杰的一样啊。”言下之意自明，李连杰了得，武功盖世，演技洒脱，可那手掌也不过如此，但回大陆后没敢向人说起，我知道那是一时得意，忘乎所以，哪敢与明星过招，留给自己偷着乐吧。
二、公墓和跑马场
在香港，我们下榻的是铜锣湾的南洋酒店，那可是寸土寸金的中心地段，每次外出游玩我们都从这一点向四面辐射，想到哪都十分方便，不似随旅游团来，把你拉到偏远的地段住宿，每次出游光路上就先得走几个小时，我感觉香港的游玩景点主要集中在北面，因为每回都路过了离市中心不远的公墓，这在世界其他城市难以见到，按理公墓一般都远离市区，坐落郊外，既无人声鼎沸又少车马喧嚣，死者不被惊扰，生者不会产生不快的联想，然而香港的公墓就在车水马龙的路旁，许多人天天都要经过，那种感觉是怎样呢？也许港人已司空见惯，但游人肯定觉得煞风景，不过有意思的是与公墓相邻的是赫赫有名的香港跑马场，中间只隔着一条高架桥，如果坐的车子高些的话，两边皆可一览无余，那天我们从海洋公园回程，正好坐在双层大巴的第二层，过此地段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往公墓望去，因为此时一个穆斯林的葬礼正在进行着，人们两手平摊为死者祈祷，之后又相互拥抱，以示节哀，而另一边，跑马场上绿草茵茵，生机盎然，晚上就要在那里举行扣人心弦的赛马，可以想见那是何等疯狂的场面：风驰电掣烈马，喊声雷动人群，赛马者在这壁厢是如此表现斗志，猫腰弓背，不断扬鞭策马，双眼紧盯着前方终点，在观众的助威声中只为赢得哪怕是半秒的时差，一个屁股的距离；赌马者欲望也像只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他们把对骑手的崇拜，对赛马的钟爱，对一晚甚至是一生期望值，全都寄托在那张薄薄的彩票上，融进了那一声声的叫喊中，分贝越高显示了胜率越大，人们在这里体验着生命的癫狂，感受着无比的刺激，就像进入一出戏的高潮，它虽只是一天中的高潮，却可能演绎出人生的高潮，当然高潮过后就是戏剧的结尾，结尾时就要落幕，于是相邻一旁就有人生舞台落幕的地方。
生死相伴，祸福相依，也许港人在不经意中给我们留下一个启示。
三、尴尬的文明尺度
到香港游历一趟，回来后于欣喜中夹了几分失落和沉重。
不在于香港高位的物价对我有限的购买力产生的强大冲击，早在去港之前我就知道那里收入和物价的比例关系，对此我也给自己戒定了“铁律”：绝不因一件被相中物品的价高而“失声惊呼”于港人之前；也不在于香港现代化的城市景观让我对内地的落后产生自卑，客观地讲，深圳建筑和绿地规划的气派是空间环境逼仄的香港难以企及的，让我失落沉重的是我的文明尺寸到香港后竟对不上号。
作为大学教授又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的我，自认为对殖民化的香港文明有相当的适应性，比如行走问路要彬彬有礼，不乱丢杂物，更不能随地吐痰（香港法律规定乱吐痰、乱丢垃圾者罚款2000港元），我认为这些社会公德仅属一种“表层文明”，只要稍加注意就行了，然而就是这容易做到的“表层文明”也让我经历了难堪，那是在游玩后返程途中，我们全家在香港的上水乘火车到罗湖口，火车到站后我们从一扇无人进出的门进入，入座时发现这节车厢的座位特别宽敞，乘客也十分稀少，庆幸走对了地方，否则此刻正可能跟着大陆同胞在其他的车厢拥来挤去，我们高兴地谈笑着像是中了个大彩似的，但此时我突然发现车厢里几位乘客正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不时还私语几下，我们做错了什么？此时四妹指着壁上贴着的告示说：“糟了，我们上错地方，这节是贵宾厢，每位要500港元。”大家一看，脸吓得煞白，想走，可前门后门都锁着，溜也溜不掉，还是做生意的四妹夫有几分底气说：“没关系，大不了照价买票。”“天哪！一人500港元那岂不要3000元吗？”我心里盘算了一下数字，大家用警惕的目光四周搜索一遍，好在没有人来找我们的麻烦，于是又叽里呱啦说开了，突然妻子用手指摁在嘴边“嘘”地一声示意我们安静，“这里说话不能大声”她说，此时我顿然明白了周围奇异目光的含义，那不是对我们上错车厢的歧视，而是对我们旁若无人高声谈笑的不满，香港人不习惯公共场合的吵闹喧哗。
英人治下的香港已积淀了一百多年的文明，其持久的浸润已使每个人有一种良好的社会行为的习惯——不喧哗于公共场合，不大惊小怪于身外之事，不东张西望，不张扬显露，每人举止有礼，说话轻声，目光镇定，情态怡然，这种文明使社会产生了深厚的定力，因此香港街面拥而不杂，挤而不乱，一切都静然有序地进行着，我遗憾自己受过多年的教育却没有这样的功力，因而在香港毛毛糙糙，举止失当。
然而当我回到深圳时，却发现自己不适应当地的“文明”尺度，在著名的“世界之窗”门前，有一位长者肆无忌惮地连续向地面吐着浓痰；更有那些恋爱中的男男女女把手中的可乐罐、净水瓶、冷饮包装袋随手乱扔，尽管他们就从身旁的垃圾箱走过，在我看来，这些人随口吐出的是愚昧，随手扔掉的是文明，深圳到香港只有十几分钟，但文明的差距却有几十年，而我的文明观在这里也对不上号。
要改变大陆这种现状当然不是我一己之力所能及，可我却陷入了一种尴尬，我想更文明更有教养——当然指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然而当周围的人都扯着嗓门大声说话时，我就不可能轻声细语，我得提高声音分贝，和他们一样，尽管我意识到这是不文明的表现，可我一生又能去香港几回呢？还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只是我绝对不会把自己降低至和他们一起乱吐痰、扔垃圾的境地罢了。
2005.6.30
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