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2月14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同日南京的临时国会以20票对8票通过了以北京为首都的决议。首都定在袁世凯的大本营北京，那么袁世凯就可以完全不受革命党的制约，于是孙中山致电在北京的各省代表，让他们重新投票，最终议员们以19票对8票（1票弃权）决议以南京为首都。
主流史学家说袁世凯为了留在北京，让部下在北京搞兵变，把局势搞乱，显得一旦袁世凯离开北京局势就无法收拾，从而袁世凯在北京执政。那么真相是这样吗？事件亲历者张国淦在《北洋述闻》说：“徐世昌说兵变是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搞的，他想劫持溥仪，逼袁世凯称帝，自己好做太子。”袁静雪说：“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3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这才是真相。
兵变发生后，列强发出了更为强力的声音，坚决反对迁都南京，并联合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反对中国政府迁都南京的意向。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不怕袁世凯，但很怕列强的干涉。
得知列强已经派数千武装士兵在北京大街上“巡逻”，又见北洋系将领皆通电拒绝接受南京为首都，加上内部同志蔡元培等人的“迁就”劝说，孙中山只得认可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事实。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了《统一政府组织法》6条，允许袁世凯在北京任职。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表就职演说，提出重视农工商，重视教育，提倡法律与道德并进等思想。袁世凯领导下的中华民国从此踏上了征程。赫连勃勃大王说：“开始踏上征程的中华民国，秉诚而论，袁世凯不是最初的设计者，也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但也不能把他说成是‘胜利果实的篡夺者和惟一受惠者’。袁世凯以出色的政治天才和高超的政治手腕，避免了清朝灭亡之时可能带来的分裂，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作出了旁人所不能的巨大贡献。所以，仅仅认为袁世凯当国完全凭借阴谋、不道德行为以及简单的欺骗手段，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之所以能成为大总统，当时是众望所归，而且属于‘民选’的意义（参议院选举产生），从政治形式上，几乎无可挑剔。”
当然袁世凯在就职后还是有私心的，北洋与孙中山同盟会联合执政，10个部长中表面上看只有3个是袁世凯的人，但这三人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内务总长赵秉钧，都是实权派，而同盟会虽占5个席位（有2个是其他党派），但这5个是交通部、教育部、农林部、工商部、司法部，都是虚的。自然袁世凯不可能完全把实权拱手给别人。
无论袁世凯当总统前还是当总统后，但凡和袁世凯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抱着恐惧的心理。可以说，袁世凯是有着不怒而威的神态的，两道目光尤其逼人，这大概是人们对他心怀恐惧的原因吧！
袁世凯重视国民教育，他说：“凡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维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他还推出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文盲进行识字教育，他是汉语拼音的鼻祖。他对教授和知识分子十分尊重，人民生活基本安康，舆论自由，反袁言论在报纸上照样发表。
七、袁大总统
1912年，处在大变局中的袁世凯清楚地知道，这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都不一样，这不单是重打锣鼓另开张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袁世凯不禁要问：共和制在有两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真的能行得通吗？
1912年10月袁世凯与孙中山见面，在欢迎宴会上袁世凯说：“民国初建，时事尚不如人意，世凯德薄才鲜，望先生教我。”孙中山说：“凡共和之事，文当竭尽全力。”袁世凯请孙中山留在北京，孙中山说自己更愿做一个普通公民。袁世凯挽留未果，遂问孙中山如何治国。孙中山说：“国家要富强，要有一个清明的政治，安定的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才能进行。我国农村辽阔，农民极多，要使耕者有其田，使其安心农作，物产才能丰登。同时要发展实业以厚民生，欲发展实业当以修铁路、发展交通为首要，使地能尽其利，货能畅其流，则不愁国家不富强。”袁世凯点头称是。
几天后一次私下谈话中孙中山说：“袁公，您连任总统，我担保十年不变。”袁世凯：“孙先生这不是越谈越远吗？我只能勉强维持到国会选举新总统那天，到时我请求你放我回老家，做个太平盛世的老百姓。”事后，孙中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最崇拜袁总统，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都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且袁公以练兵出名，假以时日，军事必有可观。”“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不凡，虽然习惯用权术，但也是迫于时势，不得不这样。”这次孙袁会见后黄兴说：“袁世凯是英雄，应该当国民党主席。”
孙中山、袁世凯，后来的一系列事件让这两位民国伟人被历史视为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但现在，他们二人却都对对方以诚相待，他们都盼望中国能强大，也都希望中国走共和道路能成功，也都正在为把中国建设好而努力。毫无疑问，二人的政治合作没持续多久，但正因如此，这短暂的契合是值得珍视的。
此时袁世凯、黄兴、孙中山共同提出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改革措施，黄兴还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说：“加入政党诚然不错，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但袁世凯让国务总理赵秉钧加入了国民党。
很快，每个对他们的合作感到兴高采烈的人都感到失望，蜜月期结束了，或者说蜜月期没开始，斗争便开始了。人们发现把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硬生生绑在一起太难了，他们就像两只刺猬一样，很难靠近，虽然也曾为暂时的坦诚所感动，但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袁世凯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精英政治，孙中山代表的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袁世凯提倡中庸，孙中山鼓吹革命；袁世凯执政靠的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孙中山从政靠的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党人；袁世凯更愿意从民族复兴的角度来使中国强大，孙中山更愿意从民主自由的角度来使中国共和。二人的主义、理想、性格、背景截然不同，于是两人的决裂不可避免，只是需要一个导火索。
1913年4月，中华民国首先为巴西和秘鲁所承认，这终于结束了民国成立一年来不被一个国家承认的尴尬局面。同年5月，美国承认中华民国，随后各国纷纷承认民国。
同年袁世凯建立中国近代司法制度，他以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财政学作为考司法公务员的科目，很具有现代意识。
春节在中国历史悠久，而现行春节却由袁世凯发起，1913年袁世凯批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放假。
建设的时代本该开始了，但旧东西全毁了，新东西不成熟，广大农村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片愚昧情景，城市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在一片屋檐下，贫富差距悬殊。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只剩下那些“自由平等博爱”的字眼。孙中山似乎也没去修铁路，美国人端纳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二次革命前）孙中山和黄兴关在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每天策划推翻袁世凯的阴谋。”
八、宋教仁遇刺案
袁世凯办的实事大家都看见了，可宋教仁说：“袁世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袁世凯的恶政府一定要被铲除，然后依法重新选总统。”
宋教仁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湖南桃源人，与孙中山、黄兴同为国民党三元首，还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他在25岁之时，便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1907年，日本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利用报刊大造舆论，硬说中国长白山东南与朝鲜相邻的间岛是朝鲜的属地。朝鲜当时实际上已被日本控制，如此说等同意味着间岛要归日本。宋教仁通过在间岛进行实地考察，及在汉城图书馆和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大量文献图籍，缜密考证，写成《间岛问题》一书，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古就属于中国，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当局曾许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以防清政府以此为据而使其野心落空，但宋教仁以民族大义为重，将有关资料提供给了清政府。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事实俱在，最终使得日本侵占间岛的阴谋未能得逞。此事可谓是“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慈禧也曾因此事想让宋教仁做官，宋教仁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
间岛事件四年后，即1911年春，黄兴准备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电邀在上海办《民立报》、时年29岁的宋教仁来参加，于右任说：“太危险了，真不希望看到您去冒险。”宋教仁说：“没什么可怕的，事成，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不成，无非掉了我一颗脑袋而已。”
4月27日，宋教仁乘船前往广州准备参加黄花岗起义。他到达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黄花岗起义已经失败。广州城门紧闭，清兵正在码头严加盘查。宋教仁一看，起义都失败了我还去干吗，于是回到上海继续担任《民立报》主笔。
9月，湖北的革命党准备发动武昌起义。当时革命党前三名中孙中山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只有宋教仁在上海，相对而言来湖北最方便。于是湖北革命党人派代表来上海，请宋教仁前去武汉领导起义。宋教仁大喜，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动身。可就在这时，武昌狱中的革命党人胡瑛派人给宋教仁发来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近期恐怕不能发难。
宋教仁又犹豫了，此时已是10月8日，宋教仁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负责为由，留在上海观望。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于革命党前三名都不在，便宜了黎元洪当革命领袖。宋教仁得知此事后跌足长叹。
武汉用不着自己了，那就去南京，南京离上海也近，于是11月10日宋教仁同他的日本友人北一辉（日本法西斯鼻祖，东条英机之思想源于此人）一起乘坐小船去南京，他要在长江下游地区打开新局面，建立一个由革命党人控制的中央政权。
可是，11月14日，宋教仁到达南京城下，老远就见城门上黄龙旗随风摇摆，漫山遍野都是清兵，原来张勋正在城里大肆搜捕革命党，凡是剪了辫子的青年一律捉去杀掉，于是宋教仁又回到了上海。
12月2日，革命党攻克南京，击败了张勋，宋教仁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计划。按照宋教仁的设想，中华民国应该定都南京，由黄兴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掌管军事，自己负责行政。
没想到，12月25日，孙中山回来了。北一辉劝宋教仁拥护孙中山，宋大怒：“黄兴的优柔寡断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怎么办呢？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北一辉好说歹说，宋教仁才勉强同意去参加同盟会欢迎孙中山的宴会。
在上海，同盟会高层开会。宋教仁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教仁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最后大家取了个折中的方案：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黄兴当内阁总理，宋教仁当内务总长。
不料到了南京，这个方案又被否决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在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上，宋教仁的提名被取消，改由程德全担任内务总长。直到1月15日，孙中山才任命宋教仁担任总统府法制院总裁。
1912年初，革命党内部有人还是不愿跟袁世凯议和，马君武提议以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为名带兵北上跟北洋军开战。这无异于送死，宋教仁当然很明智，他反对这个提议，结果被马君武一巴掌打得左眼流血。马君武大骂宋教仁是给袁世凯当说客，想出卖南京。
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宣读新党章时，其中一条规定国民党不吸收女党员。这激怒了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她冲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就是一记耳光。
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准备乘车到北京，在火车站遇刺，很快，凶手武士英和指使武士英的应桂馨被缉拿归案。武士英承认自己是受应桂馨指示杀的宋教仁。随后在搜查应桂馨的家时发现了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给应桂馨的电报，上书：“毁宋（宋教仁）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由此，矛头指向了袁世凯的手下赵秉钧。武士英被捕一周后，他翻供说此事非应桂馨指派，且是为北京政府除害。几天后，武士英在吃了应桂馨的朋友送的馒头后，暴毙于监狱中。事情一下子就大了，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在杀人灭口。
赵秉钧是袁世凯心腹，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因此最终的幕后主使定是袁世凯，孙中山、黄兴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黄兴写了副对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上海《真相画报》刊登杀害宋教仁真凶照片，从左至右，武士英、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袁世凯由此成了杀宋教仁的元凶。因此孙中山于1913年7月9日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9月，二次革命失败。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死亡。由于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亲信，是宋教仁遇刺案的主谋，于是时人皆称赵秉钧是被袁世凯害死的，是袁世凯在送给赵秉钧的新疆葡萄里注射了毒药，是袁世凯杀人灭口。以上就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全过程。
那么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呢？
说袁世凯是杀宋教仁的元凶，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不能因为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人，就说是袁世凯下令杀的宋教仁。杀宋教仁的武士英是应桂馨的人，应桂馨是洪述祖的人，洪述祖是赵秉钧的人，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人，因此袁世凯就是杀宋教仁的元凶，这种“等式的传递性”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而赵秉钧确实对宋教仁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赵秉钧一方面听不惯宋教仁的言论，一方面要保住自己总理职位（宋教仁要竞选总理），于是就要收拾宋教仁。他的秘书洪述祖的电报中说：“毁宋（宋教仁）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虽然赵秉钧想“毁宋”，也不能证明袁世凯知悉此事，宋教仁遇刺后，袁世凯一方面高度赞赏了宋教仁的功绩，另一方面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全力缉凶，三日后，应桂馨和武士英落网，证明了这不是道假命令。有人认为那么短的时间就抓获歹徒，并非袁世凯本意，只不过地处南方势力范围，袁世凯鞭长莫及。那袁世凯怎么会在自己鞭长莫及的地方下手呢？宋教仁是准备乘车北上去北京的，如果袁世凯真想杀宋，何不在自己一手遮天的北京下手呢？
杀宋教仁对袁世凯益处大吗？宋教仁死了，国民党还有头号和二号人物孙中山和黄兴，即使他们二人真的不从政了，还有曾和宋教仁同时入选了首任内阁名单的四号人物陈其美呢，国民党既然已经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杀掉一个宋教仁又有什么用呢？
至于杀人灭口，在此情况下，你越灭口，就越说明有问题，就越说不清。袁世凯没那么笨，就算袁世凯想灭口，他也没这能力，武士英在上海的监狱里，上海的监狱在国民党控制下。而且事实上，赵秉钧是在宋教仁死后11个月才死的，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二次革命”都被平定半年了，再灭口有必要吗？至于赵秉钧中毒而死的说法，系国民党编造出来的，无根据。据《大公报》记载，赵秉钧突然死亡，更偏向一种突发的急症。
综上，宋教仁之死应与袁世凯无关，是赵秉钧干的。但无论如何，正因宋教仁之死，孙中山、黄兴与袁世凯决裂，他们都认定就是袁世凯干的，黄兴主张暗杀袁世凯，孙中山说：“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遣将调兵，行动迅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但黄兴不同意，两人争论了几天，袁世凯已得知孙中山的密谋，他在1913年5月21日说：“现在我看透了，孙文、黄兴除捣乱外没别的本事，左是捣乱，右是捣乱。他们要敢另立政府，我即刻派兵讨伐。”
7月9日孙中山另立政府，开始“二次革命”，于是北洋军发表通电：“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
很快袁世凯调兵遣将，孙中山本来计划南方10个身为国民党党员的省长都督都来响应二次革命的，结果只有安徽和江西两个省支持他，连蔡锷也没响应他。孙中山让安徽都督柏文蔚和黄兴进攻江苏，拿下了南京，但很快袁世凯的北洋军反攻，最终安徽、江西被袁世凯拿下，南京作为国民党控制的最后一座城市也被拿下。
9月孙中山与黄兴逃到日本，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孙中山主张进行“三次革命”，黄兴则主张积蓄力量，静待时机。二人由于对革命主张不一，且孙中山主张个人崇拜。孙中山说“革命必须有唯一的崇高伟大领袖，然后才能提携得起。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当然，孙中山之所以如此做，也跟“二次革命”中十个省有八个省不听自己的号令，最终导致“二次革命”失败有关。孙中山认为，必须树立自己在国民党内的绝对权威，这样大家才能听自己的，才能保证革命计划得到贯彻，因此搞起了个人崇拜。但黄兴坚决反对孙中山这么干，最终二人分道扬镳。
由于孙中山搞个人崇拜，有一批人看不惯孙中山，要拥护黄兴，另立党派，黄兴说：“党只一个，国民党；领袖只一个，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二次革命”后《泰晤士报》说：“袁世凯是惟一能使中国免于土崩瓦解的人物。”《纽约时报》：“（‘二次革命’）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要上台的一种努力。”
10月6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
随后袁世凯推行军政分治，规定督军不能兼任省长，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这使得许多反对袁世凯的团体得以幸存，也为日后袁世凯的失败埋下了祸根。袁世凯为削弱地方军阀、保持国家完整发挥了巨大作用。
1914年2月7日袁世凯统一货币，铸造“袁大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结束了中国长达30年的财政赤字。他还设立了惩治贪官污吏的平政院，这是现在纪检委的前身。
由于孙中山在当初临下台前修改宪法，将总统的权力仅限定为在国会批准的条约上签字，无宣战、缔约等权力，因此袁世凯当的一直是虚权总统，就像现在的德国总统一样（孙中山自己在任时是实权总统），袁世凯每做一件事，都要经过内阁讨论，而内阁与议员的设立，就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因此袁世凯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大权在手世人钦”的感觉了。自打荣禄死后，除了慈禧太后外，他的权力被谁牵制过？可现在当了大总统，自己的权力反还不如以前自由，袁世凯不由慨叹：“我这个大总统当得还不如一个总督呀！”在专制政治下干了一辈子的袁世凯自然不适应这种民主体制，于是他决定把孙中山执政时的《临时约法》进行改动作为国家大法。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颁布新约法，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总统权力，规定总统有宣战权和缔约权，可连选连任，一届十年，卸任时可指定三个候选人，从候选人中选总统，一届十年，连任一届就是20年，这下总统可真跟皇帝差不多了。在这儿澄清一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史学界都说：“袁世凯这样可在临死时从他的儿子中选3个人当总统，与皇帝传宗接代一样。”而袁世凯逝世后王士珍打开袁世凯写好候选人的匣子，上书“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没有一个是袁世凯的儿子，而且这几人的地位都足以当总统。
5月8日，由于此前段祺瑞在陆军部一手遮天，有架空袁世凯的趋势，于是袁世凯将段祺瑞手中的兵权剥夺，他先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个办事处与原来段祺瑞把持的陆军部体制大为不同，统率办事处内有好几位办事员轮流值班，重要公务都要袁世凯定夺，段祺瑞只是办事员之一，手中兵权被剥夺于无形。
9月袁世凯称“戊戌六君子”为先烈，为他们建庙宇，给他们的家人生活费，并令《清史稿》编委会为其列传。这或许是表达他的歉疚之情。
1915年袁世凯对蒲殿俊说：“恐怕两个曹孟德才比得了我袁世凯。”蒲殿俊：“天下自认为不为人欺者终被人欺。”袁世凯愕然。
袁世凯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不知不觉造就了追逐权力的借口和动力，中国封建帝王那套权谋术决定了他根本不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而只能成为一个近代版曹操。共和制讲究的是议会讨论，民主投票，这一套模式在面对中国传统的权谋斗争时就显得太脆弱了。辛亥革命成功得太快，需要很长时间向共和过渡，而还没过渡成的时候青黄不接，就会出事，因此传统政治制度复辟只是迟早的事。
就在传统政治还没来得及复辟的时候，东方的邻邦提出了能够使中国灭亡的“二十一条”。
九、“二十一条”真相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企图灭亡中国，颠覆袁世凯政府，“二十一条”主要内容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意思是中国不能被非日本的国家占领），中国各项事务聘请日本人为有力顾问，重要地方中日合办警察，日本人在中国许多地方建杂居地，军械只能找日本买。袁世凯看到此条约后大怒，对日本人说：“如果让我们答应这些条件，那么你们必须无条件归还胶州湾，并承担中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一切损失。”
日本一些有识之士也对“二十一条”看不过去，司马辽太郎说：“‘二十一条’完全无视于中国的自主权和领土权，如同小偷、强盗般的无理要求。”
在磋商中，袁世凯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全都驳回，满洲内的要求，我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条答应了，我有办法要它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日本人要买地、租地，我叫他一寸搞不到手，日本人要在东北杂居，我叫他一走出杂居地就出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一个月给几个钱就完了，顾不顾，问不问，都在我。”
事实证明袁世凯不是放空炮，袁世凯同意日本在南满买地，随后他下令敢将土地卖给外国人的以国贼论处，杀无赦。至于杂居地，日本人自称：“我们在东北被圈禁，一步不敢出。”关于顾问问题，日本顾问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日本人与袁世凯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日本人告诉袁，如果中国人把此事捅出，日本就不客气。袁世凯一想，那我让外国人捅出去，于是他让顾问美国人莫里逊将此事捅了出去，美国等列强纷纷抗议，日本措手不及，又有苦说不出，先否认有此条约，而后又说条约不是这样的。他们也知道自己提的条件太不要脸，所以不敢公开承认，大幅降低了价码。但袁世凯仍拒绝承认。
2月19日袁世凯接到了一封英文的匿名信，信中说：“阁下，我得到很确切的消息，一项针对你本人的阴谋，正在日本公使馆方面策划筹备中，日本已向使馆运入军队，所有事情准备妥当。请您将住所戒严，各处城墙设置驻军，各大门设置护卫，并架设机关枪，各处门户准备沙包，以防日本人从门户冲入。拖延会招致危险。一个忠心关怀您的个人安全和国家幸福的人所写。”随后袁世凯按照这个人写的做了，避免了一场张作霖式悲剧的提前上演。说袁世凯与日本人勾结的言论都不攻自破了：日本人都要杀他，他可能跟日本人勾结吗？
5月7日，日本人给袁世凯下最后通牒，限5月9日前对条约进行答复，袁世凯自己就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并将这次交涉内容写成书印了5万册秘藏在山东，因为这是国家机密，所以他不便公开，然而也正因如此为日后其蒙受不白之冤埋下伏笔。在答应“二十一条”中几条后袁世凯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日本在闭关时代学术政治与中国一样，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学习西法，发愤图强，40余年惨淡经营，就是为了达到他东亚大帝国的战略。当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时现在的首相大隈重信就自命为中国将来的统监（伊藤博文在朝鲜当过统监，不久朝鲜彻底灭亡）。日本国远交近攻，处心积虑不是一年两年了。……他们每天都想着开拓殖民地。”
“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以已灭亡的朝鲜看待我们，一旦答应他们国将不国，我们成为牛马奴隶，万劫不复。我发誓一息尚存，决不答应，即使不幸交涉失败，我只要有一枪一弹也绝无听从日本之理。……虽然日本以最后通牒逼我承认，但最主要的四项已经删除或修改（共五项），其他也经再三讨论得以减免，然而就这样我也觉得损失大，痛心疾首，感奋交集……日本这只是开始，今后断不会终止对我国的侵略。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人家有强权就可逞能，我们没有强权就连公理也无可言，长此以往，何以为国？经此交涉希望百官痛定思痛，力图振作。”
他还对周围人说：“此次交涉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大家务必视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我肩负国民重托，决不为亡国之民，国之兴，诸君有责，国之亡，诸君亦有责。”“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终打败吴国，那些现在咄咄逼人的日本人早晚有投降那天。”袁世凯的话在30年后应验，可惜他没看到这天。
此外袁世凯还有一份公开讲话，他在公开讲话中针对国内大批主张对日宣战的人揭示了签订新版“二十一条”的原因，他说：“各国权利的损益是以国势强弱为准则，如果国内政治修明，力量充足，譬如人体血气壮硕，那么就没人敢侵犯他。我国自甲午、庚子两次启战端，都是因为自不量力，不审外情，上下嚣张，轻于发难，最终导致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当时的有识之士叹息国之将亡，假使当时能上下一心，痛自苛责，发愤图强，尤可以使中国强大，然而事过境迁却文恬武嬉如故，在厝火积薪下依然莺歌燕舞，最终导致民怨沸腾，以致鱼烂土崩，不可收拾。我以薄德起自田间，很害怕国势濒危，又不忍心看生民永远沦于浩劫，因此在这次交涉中主和。”“我们切不可逞血气，甲午和庚子的覆辙不远，我国民共戒之。”（以上袁世凯所有讲话来自黄纪莲：《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
那么袁世凯最后答应的条款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对中国损害大吗？袁世凯最后承认的条款是日本人在南满有居住营业、土地租借权，但不许永远有此权利，日本人在南满必须服从中国法律，与中国人一样纳税，与中国人的纠纷仍由中国法庭判决；日本人在山东可与中国合办一两处矿业；山东铁矿由中国人管理，日本人有管理借款的会计审核权；内蒙古有一小部分主权给日本。仅此而已。
《绝版甲午》说：“导致袁世凯被万人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革命党就和日本人达成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机会掌权，来不及付诸实施而已。”《剑桥中华民国史》说：“‘二十一条’对日本在华地位没多大意义。”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说：“我见总统秘书长梁士诒时，梁对我说：‘总统准备三年后打日本。’”可见袁世凯答应‘二十一条’中的几条完全是权宜之计，只可惜一年后袁世凯称帝，不然的话历史会是另一种写法。
答应了“二十一条”中的几条也不该全怪袁世凯，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东亚的欧洲列强陷入真空，无人制止日本一国独大，袁世凯对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对“二十一条”讨价还价，已尽最大努力。如果他一条都不答应的话日本就会开战，中国会重蹈甲午覆辙，受苦的还是中国人。史学界主流观点说袁世凯以签订“二十一条”换取日本人对他称帝的支持，而事实上正因袁世凯不同意“二十一条”中的大多数条款，导致日本不支持袁世凯称帝，才有洪宪帝制的失败，否则袁世凯不可能众叛亲离。此条约签订后，5月9日革命党看到袁世凯答应了“二十一条”中的几条，便立刻造谣说袁世凯卖国，为自己争取人心，从此袁世凯就成了“卖国贼”。
十、洪宪帝制
袁世凯虽然精通军事，擅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但事实上他很少这么做。他是个沉着冷静、稳扎稳打，靠着经验哲学慢慢推着走等待时机到来后再专注机遇大干一场的人，而不是不分火候地走极端，他的政治气质与中国中庸哲学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而辛亥革命给中国馒头配上西方政治的奶酪，袁世凯看着就不顺眼，更吃不下去。从1912年到1915年，三年多以来，只见旧制度崩坏塌陷，不见新制度树立，只见一个个党派的建立，不见国家的完全统一，只见一个个人想竞选议员，不见有几个出来办实事的。于是这个国家便整天刮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一刻风和日丽的安宁。
由于社会转型快得过了头，人民接受不了。这个没落的帝国看起来像巨人，但时间却一点点让它垮掉，各种疾病在不知不觉中滋生了。此时的中国社会，那些多年苦读的科举书生们，由于科举的废除，自己的饭碗丢了，于是一个个愤世嫉俗，还没来得及恨清国呢，清国就倒台了，袁世凯的新政府自然也不会再恢复科举，于是他们把仇恨的目标对准了袁世凯。新式知识分子对袁世凯也不满，他们觉得袁世凯的步伐太慢，想通过一场新革命使中国全盘西化。由于袁世凯名副其实地实行言论自由，报纸的兴起顺理成章，但这也使一大批肮脏的、饥肠辘辘的、文笔粗俗的中国文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到处煽风点火、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唯恐天下不乱。这为日后反袁埋下了伏笔。有文化的人大多对袁世凯不满，那没文化的呢，要么毫无思想，对袁世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要么则因为皇帝倒台失去权威，而对新社会一片茫然。于是，几乎所有人都对袁世凯的民国政府不起好作用，于是，袁世凯觉得，有必要再树立权威，使国家安定。怎样树立权威呢？原来的权威就是皇帝，因此树立权威就是称帝。
袁世凯在称帝的问题上的一失足铸成了百年之恨，他这个“四十余年天下英雄”被“八十三天屋里皇帝”毁了。
如果心平气和地回顾袁世凯称帝的过程，就会发现袁世凯称帝并不完全出于私心，这样的结果，还是由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
无论袁世凯在称帝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但中国这个两千多年的封建国家要想真正地变成民主国，绝不是三五年能办到的。别说袁世凯称帝距清国被推翻才四年多，就算到现在，依然有许多人爱看辫子戏，浸淫在圣主明君的情节中。更何况袁世凯当总统的时代，无非是挂了个民主共和的招牌，封建帝制思想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袁世凯一生前52年都在封建社会过来的，若当总统后一点封建思想都没了，不可能。
封建专制制度，到袁世凯当总统后，其实只废了一个皇帝，其他的大多名亡实存。封建专制制度是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皇帝只是一个环节，还有相应的一整套国家机器和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而天衣无缝的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封建社会生活方式。
现在皇帝没了，人们都不适应。中国是一个需要领袖的国度，中国人总是喜欢在领袖的指导下前进。而皇帝消失后，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仿佛乱套了。
此时的中国，旧制度被推翻，新制度没建立起来，普通人民六神无主，社会精英一筹莫展，爱国文人悲天悯人，中华民国就像开张挂出的空招牌，不仅店铺里什么都没有，社会秩序也还不如革命前平静安宁。
在此情况下，就出来一批人主张君主立宪，以便使国家安定，一方面有个君主，有个权威，另一方面，通过立宪来限制君主权力。而袁世凯正是这一批人中的一个。这就有了洪宪帝制的起源。
袁世凯觉得，民主共和虽是好东西，但它现在还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宣布的不合时宜的真理比谎言更坏。
民国初年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人民作出政治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的政治体制，但中国人往往是好逸恶劳、自私短视的，没有与之相配的文化土壤和规则意识，民主政治只能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早在1913年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在德国时，德皇威廉二世就对他说：“中国的东邻日本奉天皇为神权，北面俄国也是帝国，西南面英国仍是帝国（印度、缅甸为英国殖民地），中国位于日英俄之间，距共和的美国很遥远，美国人断不能远涉重洋作中国外援。所以中国实在不适合共和，如果改为帝制，由令尊来主持国事，则更为妥当。到时朕会全力相助此事。”袁克定回国后把此话告诉袁世凯，袁世凯没说话。
袁世凯一开始根本不想称帝，他对冯国璋说：“华甫（冯国璋字华甫），你我都是自己人，你还不了解我，我是绝不会做皇帝。说穿了做皇帝无非可传子孙，而做总统只能一代，我根本没有把位子传下去的想法，我长子是残废，六根不全，还能登九五之尊吗？老二想做名士，给他个排长我都不放心，还能把国家给他吗？老三是土匪，老四是傻子，老五只能做教书匠，哪一个都不是能治理国家的料子。华甫，你是读书人出身，知道历代帝王没有几个好下场的，我57了，我袁家从曾祖开始三代没有活过60岁的，我还能活几年，有必要称帝吗？”
然而此后一系列由袁克定和杨度一手导演的假象使袁世凯逐渐走上了称帝道路。一天袁世凯在午睡，一女仆端碗进房间，不小心把碗摔碎了，这碗是慈禧赐给袁世凯的，袁世凯被吵醒，说：“怎么回事？”女仆说：“我端参汤进房间，见大老爷床上盘着条龙，我一害怕就把碗摔碎了。”袁世凯大喜。
袁克文与袁克定争太子，对袁克定说：“你要做曹丕，竟不许我做曹植？”袁世凯听见后说：“你们竟自比曹丕兄弟，怪不得有人说我是曹操，真岂有此理？”
四川发现恐龙化石，有人趁机打电报给袁世凯，说：“这是真龙天子出世的祥瑞之兆。”北京一个天文学家说：“我多日夜观天象，发现三更以后有帝星照耀某纬度，经测算该纬度正是河南项城（袁世凯老家）。”袁世凯的祖坟常有红光出现，旁边还长出一株紫藤，形状像盘龙，祖坟上还有一块石头，上书“天命攸归”。
袁世凯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这一系列事件使本不太迷信的袁世凯也迷信起来，觉得自己或许真的是真命天子。
杨度对袁说国内都支持君主立宪，袁世凯的儿子为当太子，便伪造国外报纸，说外国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上那些由袁世凯之子导演的吉兆的暗示，袁世凯决定称帝，年号洪宪，取弘扬宪法之意。时人对联云：
洪水横流，淹没汉满蒙回藏；宪章文武，尽是公侯伯子男。
阎锡山说：“赞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是袁克定；一是清朝官僚，意在谋求子孙爵位；一是满清余孽，意在促老袁失败，借机复辟；一是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世凯于不义，然后让黎元洪当总统；一是日本、俄国、英国（英国有误，英国不支持袁世凯称帝），意在促使中国分崩离析，永远陷于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的利益与在东亚的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
章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中南海总统府外骂袁世凯，说他是石敬瑭、朱温（篡唐之人），袁世凯在里面不理他，之后章太炎骂袁世凯八辈祖宗，袁世凯大怒，要杀章太炎，阮斗瞻说：“武则天读骆宾王骂自己的檄文尚且说骆是人才，朱棣受方孝孺的口诛笔伐，尚且不想让他死，章太炎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被杀，您的度量怎么能比武则天、朱棣小呢？”袁世凯于是没杀章太炎，将他软禁，章太炎在屋里掀桌子，砸玻璃，袁世凯说随他去吧，好好招待。
袁世凯就这样一步步走向危险的边缘，迷失了方向，在杨度、袁克定的造假和蛊惑下对自己和局势不再有准确的判断，从而真的认为自己是天命攸归。原先袁世凯果敢、坚定、铁血的品质仿佛突然消失，留给他的，只有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盲目乐观、自大自恋了。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1915年袁世凯57岁了，他在1915年12月12日称帝。之前他先要把皇位授给清朝皇室，但清朝皇室推辞，要把皇位授给朱元璋的后代，老朱的后代也推辞，要把皇位授给孔圣人的后代，结果也被推辞。演戏过后，袁世凯自己黄袍加身。当时有人作对联，上联“袁世凯”，下联“中华民国”，上联比下联少一个字，取袁世凯对不起中华民国之意。
袁世凯称帝后仍念念不忘人民健康，他于1916年1月12日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这是中国政府2000年来颁布的第一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法律（他共计创造27项中国第一）。3天后袁世凯在农商部设立林务处，这是中国最早的管理森林的政府机构。
袁世凯称帝后，各地讨袁势力风起，半壁江山大乱，雪上加霜的是他的铁杆部下冯国璋背叛了他，段祺瑞则蠢蠢欲动，虽没通电反对帝制，但也不支持他对讨袁势力的军事行动。袁世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袁世凯一贯料事如神，总能把事情的发展把握得恰到好处，可这一次，袁世凯没有想到，一群人拥护他搞君主立宪，所有人都告诉他，称帝了，问题就能解决，大家都赞成你称帝。可真的称帝了，却突然间来了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当初支持他称帝的人作鸟兽散，剩下孤家寡人，一切都像事先设计好的陷阱似的。
心向晚清的遗老遗少因为袁世凯掀翻清廷而对袁世凯发怨气，新兴资产阶级对社会进步缓慢大为不满，地方实力派因为袁世凯要名副其实的统一、掌控这个国家而对袁世凯心存抵制、阳奉阴违。人人都对袁世凯不满，人人都有小算盘，一些人群情激奋，一些人暗里使坏，一些人煽风点火，一些人落井下石，在人们看来，现在的社会秩序还不如晚清，中国完全是由于袁世凯的治理衰落到如此地步，而这个人居然还为个人和家族利益想当皇帝，这样的行为太可耻了，必须把他拉下马，这就是风起讨袁的原因。
在袁世凯称帝的第一天，也就是1916年1月1日，梁启超为云南中华民国护国军军政府都督唐继尧起草了讨伐袁世凯的檄文，列举袁世凯19条罪名，极具煽动性。檄文一出，南方各省纷纷响应，3月22日由于南方各省宣布独立，讨袁之声愈演愈烈，袁世凯为避免国家分裂，于是取消帝制。此时袁世凯众叛亲离，手下的段祺瑞也蠢蠢欲动，袁世凯用了苦肉计（第二十计），重新启用当初被自己夺权的段祺瑞组阁，让他当国务卿兼陆军总长，并不断示弱和渴求，于是段祺瑞最终没有背叛袁世凯。
5月的一天，袁世凯见一颗巨星陨落，他说：“这是我平生第二次见巨星陨落，上次见后不到一个月李中堂去世，这次再见，我恐怕要不久于人世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去世，临终前他说：“杨度误我！这个事我做错了，是他害了我！”“总统的职位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老家。”
袁世凯去世后，人们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一份他写给自己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黎元洪、冯国璋均为之亲撰挽联。民间文人有两副挽联写绝了，挽联云：“曹操云勿人负我，宁我负人，惟公能体斯意；桓温谓不能流芳，亦当遗臭，后世自有定评。”“刺钝初（宋教仁）而钝初死，鸩智庵（赵秉钧）而智庵死，最后杀夔丞（应桂馨）而夔丞又死，死者长已矣，阴府三曹谁折狱；使朝鲜则朝鲜亡，臣满清则满清亡，及身帝洪宪则洪宪亦亡，亡之命也夫，轻舟两岸不啼猿。”
作为对手，黄兴的挽联也算客观：“好算得四十余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筹安两字美名，一意进行，居然想学黄公路；仅做了八旬三日屋里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谚语，两相比较，毕竟羞胜郭彦威。”
相比之下，蔡锷的挽联则很有讽刺意味了，他写道：“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
十一、千秋定评
对袁世凯的评价有褒有贬，但凡跟袁世凯打过交道人大多非常佩服袁世凯。顾维钧说：“袁世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天生领袖人物，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贫弱，也对日本的扩张政策高度警惕，他是一个爱国者。”
张謇说：“袁世凯是谢玄一类的人物（谢玄在淝水之战以8万人击败前秦83万）。”“袁世凯有三十年更事之才，处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做第一流人物，而卒于群小之手。”
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说：“袁世凯记性极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事，因此，当一个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世凯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也因此害怕他。”
欧美列强在与袁世凯打交道时，都为袁世凯的才能与人格魅力所折服，美国公使嘉乐恒说：“袁世凯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美国赫德兰说：“袁世凯是为国家掌握航向的人。”美国米拉德《清国铁腕袁世凯访谈录》：“袁世凯在趋向进步的高官中被认为是第一，袁世凯是清国四万万芸芸众生中最突出的一位，他能开辟一条道路，迎来新中国的诞生。”《泰晤士报》说：“袁世凯是中国的未来，他是伟大的爱国者，是握有实权的改革者。”
《剑桥中华民国史》评道：“袁世凯虽野心勃勃，但他并不狭隘自负，他不习惯阿谀谄媚，他的确残酷无情，为达政治目的而草菅人命，但与他共事的人都感觉他是亲切随和的。他历经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不但不倒，而且地位越来越高，可见他有抓住机遇的才能。”
说完了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咱们看看中国人眼中的袁世凯。毛泽东在青年时说：“袁世凯是近代四大伟人之一（另三个是曾国藩、李鸿章，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影响仅次于曾国藩。”
蒋介石说：“袁世凯是个很聪明的人，但他的聪明违背了道义，他一达到相当力量便要实施他的野心来做皇帝，毕竟皇帝没有做成，自己反而因之忧愧而死。这固然由于他不知利害，尤其是不识时势之故，他没有觉察当时潮流，全国国民都偏向共和，专制大势已去，但他还要倒行逆施，结果当然自取灭亡，作了时代牺牲品。”
近代史权威唐德刚先生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是民国史上的开卷英雄，是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袁世凯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虽乏远大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酒色，对诗词歌赋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吟咏自傲，更不玩物丧志，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纵横捭阖。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处不稍让。”
刘忆江在《袁世凯评传》中对袁世凯的一生按时代做了科学的定位，他说：“他青年是爱国之英雄，中年是治国之能臣，晚年是误国之奸雄。”
有人赞袁，亦有人恶袁。蔡元培在袁世凯去世后说：“袁世凯的为人，盖棺定论，似不必苛求。但他假公济私、穷奢极欲、口蜜腹剑，代表官僚的黑暗；在天坛祭祀，行跪拜之礼，代表学究的顽固，在武庙宣誓，教会祈祷，用神方治病，代表方士的迂怪。”
梁启超本来跟袁世凯不错，曾在袁世凯手下做事，但因袁世凯执意称帝，最终与袁世凯反目成仇，他在与袁世凯翻脸后写道：“袁世凯头脑没有国家观念，骄傲自大，不能容人之言，不知国家百年大计，法律观念薄弱，搞秘密政治，不用正人君子，做事不负责任。”
鲁迅则说：“袁世凯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这些恶评对不对呢？相信读者心中有自己的一杆秤。两千年来为中华民族做实事、做好事最多的是商鞅、秦始皇、汉武帝、曹操、王安石等人，挨骂最多的也是他们。
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有一定过程，这种过程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发展转型是必然的，但如何发展转型，发展转型成什么样则是偶然的，跟时局和施政的人有关。人治且又专制，是变数极大且可怕的一种政治，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也。袁世凯本来是经世治国的能臣，他的经验足以使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手段足以摆平一切来犯之敌，他的谋略足以使中国强大，他的心胸足以使天下归心，但由于时局的发展和身边群小的蛊惑，使他的私欲蒙蔽了心智，最终导致身败名裂。
旧时代容不下他，因为是他终结了旧时代，掀翻了清政府；新时代看不起他，因为是他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复辟帝制。旧势力怨恨他，因为他是毁灭一个旧时代的罪魁祸首；新势力攻击他，因为他称帝直接或间接地引发军阀混战，国家大乱。于是，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所有人都在骂他，这也是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史书对他评价极低的原因。
袁世凯去世后，一个群龙无首、群雄逐鹿的军阀混战时代到来了，在既没有王朝君主，又没有强权人物的情况下，中国变成一盘散沙，一片大乱。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可以说自从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大地就没消停过，也正因此，日本人乘虚而入，最终有了抗日战争，但我们这个民族也因祸得福，抗日战争使得我国由中世纪式的松散政府变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化国家，抗战胜利后却由于种种原因，再次酿成内战，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才彻底结束了混战，走向光明。
袁世凯创立的27个中国第一
1.1902年，袁世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官方报纸——《北洋官报》。
2.1903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全国最早的电话局。
3.袁世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的学校——直隶工艺学堂。
4.袁世凯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近代化监狱。
5.1905年，袁世凯出钱督造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
6.1907年，袁世凯在天津实行中国首次地方选举。
7.1907年，袁世凯在天津劝业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展览馆。
8.全国最早的自来水系统是袁世凯在天津建立的。
9.全国最早的城市电灯系统是袁世凯在天津建立的。
10.袁世凯说：“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是第一个提出义务教育的人。
11.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袁世凯与日本陆军交手，大获全胜，这是近代中国与日本政府军第一次交锋。
12.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炮兵在此创立。
13.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步兵在此创立。
14.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骑兵在此创立。
15.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工程兵在此创立。
16.1901年，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市区禁止驻扎中国军队，袁世凯在天津设警察局，这是中国第一个警察局。
17.袁世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警官学校——天津警务学堂。
18.袁世凯在天津建立全国首个卫生局。
19.袁世凯下令安排天津所有穷人、乞丐清扫街道、给墙刷漆、运输垃圾，使他们生计有了着落，天津城没了乞丐。这是全国第一个没有乞丐的城市。
20.袁世凯用八国联军从天津城墙拆下来的砖修成全国第一条环城马路，以后的三环、五环都是打这来的。
21.袁世凯在天津建立全国第一个中国人办的公园。
22.袁世凯在保定设中国第一个农务学堂，还建了农学试验场，为农业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23.1903年袁世凯上奏设立商部，被采纳，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轻视商业的历史。
24.1906年袁世凯上奏说国家要办13件事，其中之一是培养专门管森林的人，袁世凯是中国最早提出管理森林的人。
25.袁世凯在天津开通有轨电车，使天津成为中国最早拥有近代公共交通的城市。
26.1906年，在袁世凯支持下，中国最早培养政法人才的学校——北洋法政学堂在天津成立。
27.1916年1月12日，袁世凯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颁布的第一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