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四 马尔罗：从左派文学先锋到戴高乐派知识分子的主将
自戴高乐作为将法兰西拯救于危难之中的巨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即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追随其后。而在戴高乐派知识分子中，最为引人瞩目者当推由左派文学先锋转变为戴派知识分子主将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这位仅初中毕业的法国当代文坛的传奇人物一生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冒险家、作家、报人、编辑、游击战士、国务活动家，等等。他的一生所呈现的是一幅由不幸与奋斗、失败与成功交织而成的雄浑而悲凉的画面。在不少人看来，马尔罗的历史形象非常接近于他本人创作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形象：“一个集活动能力、文化素养和清醒的头脑于一身的英雄典型。”【72】对此，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曾经说过这样一句精辟的话：“马尔罗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
马尔罗于1901年11月3日出生于巴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其父菲尔南·马尔罗（Fernand Malraux）是一位平庸的生意人，其母贝尔特·拉米（Berthe Lami）是汝拉山区一个普通农民的女儿。由于父母因感情不和而分居，马尔罗在5岁时随母亲迁到邦迪镇开杂货店的外祖父家。1918年，马尔罗中断高中学业，离开学校给一位专门经营罕本色情文学的出版商当助手，并从邦迪迁居巴黎，开始独立生活。到巴黎生活后不久，马尔罗即在包括左派文学刊物《行动》（Action）在内的一些杂志上发表文学评论，并逐步结识了一批文学家和批评家，其中包括在当时蜚声法国文坛的文学理论家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 b）【73】、作家纪德和马丁·杜加尔、诗人瓦莱里，等等。1921年，马尔罗在一位画商兼出版商的帮助下，出版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纸月》（Lunesen papier）【74】。
1923年，22岁的马尔罗偕同第一任夫人前往柬埔寨考察寺庙废墟，并试图盗运从吴哥窟古庙弄来的好几船雕像，案发后这对夫妇双双在金边被捕。他的妻子因病获释，马上兼程返回法国，在文化界发起签名运动援助马尔罗。在复审时，马尔罗得到缓刑，最后不了了之，获释返回法国。马尔罗在东方的这段冒险经历，曾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同时，这段痛苦的往事也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从此，向强权抗争的叛逆精神与对人类文化遗产着魔一样的偏爱，伴随着他后来的整个生涯。由于吃过殖民政府的官司，促使马尔罗站到政府的对立面，成为一个异议分子。1925年，他返回印度支那，与当地一名法国律师共同创办了《印度支那报》（L'Indochine），旨在揭发殖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由于这份报纸经常独家报道中国革命的新闻，因而跟中国人和一些秘密会社有所接触，使他在还没有到过中国的情况下，就写出了一部涉及1925年著名的省港政治大罢工的小说《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75】，塑造了一名非凡的革命者加林的形象。1927年，马尔罗在《欧洲评论》上发表文章，抗议法国政府在国内禁映苏联影片《波将金号战舰》。同年3月，著名的《新法兰西评论》开始连载《征服者》。1930年，马尔罗的又一部小说《王家大道》（LaVoie royale）【76】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该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培肯为寻找埋没在亚洲丛林中的庙宇遗迹而历险的故事。这两部作品均颂扬了主人公面对监狱、苦刑和死亡，为了某种信念或信仰，以超人的决心和毅力，进行艰苦卓绝的冒险活动。
30年代是马尔罗作为左派文学先锋，其作品的左倾和行动的左倾达到最高峰的时候。1933年，马尔罗出版了《人类的命运》（LaCondi-tioNhumaine，一译《人的状况》）【77】，使他的革命同路人的形象更加突出。这部小说描写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工人起义及“四·一二”大屠杀中英勇不屈的精神。领导武装起义的俄国职业革命家卡多夫在被捕入狱后，把藏在身上的仅够两个人使用的氰化钾送给了另外两位难友：中国的冒险主义者陈以和参与领导起义的混血儿基奥，宁可自己被扔到锅炉里活活地烧死。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神话。该书出版后，荣获法国文学的最高奖龚古尔奖。【78】同年3月，马尔罗在“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上发表演说，呼吁警惕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甚至表示“如果战争爆发，我们的位置是在苏联红军的队列中！”同年11月，马尔罗与纪德发起成立了“全世界争取德国反法西斯政治犯无罪释放委员会”，即“台尔曼委员会”，并积极展开活动。1934年6月，他曾应邀到苏联参加第一次苏维埃作家协会大会，成为外国作家代表中最受斯大林赏识的人物。在苏联期间，马尔罗在接受苏联《文学报》记者采访时宣称：“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憎恶和我在印度支那获得的对法国资产阶级‘权利’的认识，是使我成为一个革命作家的深刻原因。”1935年，马尔罗出版了《蔑视的时代》（Le Temp du mépris）【79】，该书的题词写道：“献给那些要我转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所坚持的事业的德国同志们。”同年6月，马尔罗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上担任主席团成员，并做了大会总结发言。同年11月，他又当选为“全世界作家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负责人之一。
30年代中期爆发的西班牙内战给马尔罗提供了展示其“冒险精神”的新的舞台，而他在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则更给自己的生活历程加添了英雄史诗般的色彩。战争刚一爆发，马尔罗就亲临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尔后，马尔罗从法国征集了约20架飞机，亲自筹建、率领“安德烈·马尔罗国际飞行中队”，奔赴西班牙前线，协助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抗击佛朗哥叛军的进攻。1937年，他创作了以他亲自参加过的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希望》（L'Espoir）【80】，书中描写了国际纵队中各种各样的志愿人员，如无党派人士、宗教界人士、个人主义者以及一时感情冲动而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人物。他们信仰不同，身份各异，都为了支持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并肩战斗。马尔罗从这场斗争中体会到人类希望之所在。全书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概和团结战斗的气氛。小说完成后，首先由法国共产党所主办的《今晚报》（Ce Soir）连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民反抗纳粹德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马尔罗又一次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战争刚一爆发，他就报名加入了装甲部队，驾着坦克车在前线打仗。受伤被捕而又得以逃脱后，他托人带信给远在伦敦的戴高乐，要求加入“法国内地军”的空军部队。1944年，马尔罗化名“贝尔热上校”，秘密投向游击区，参与游击队的战斗。同年9月，马尔罗在被推举为阿尔萨斯-洛林旅的指挥官后，率领其部队担负了解放阿尔萨斯的任务，并且在翌年斯特拉斯堡的保卫战中成功地击退了德军的反攻。在参加了斯特拉斯堡保卫战之后，马尔罗前往巴黎出席南方抵抗运动游击队的联合组织——“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大会。在大会发言中，马尔罗明确表示拥护戴高乐政府，并呼吁暂缓考虑“革命”的问题：“戴高乐将军的政府不仅是法国的政府，而且也是祖国解放事业的政府，抵抗运动的政府。所以，它不容我们有任何怀疑……政府说得完全对：战争与革命是二律背反的。当此之时，对外政策问题堆积如山，法国必须供养盟国的军队，或者说把辎重供他们调遣，在这样的时刻，无法避免、难以回避的问题首先是动员一切力量保证战事取得胜利，革命的问题只能放在其次。”【81】
马尔罗的这一发言及其所表现的态度很快就引起了戴高乐的亲信、长期担任戴高乐私人秘书的加斯东·帕莱夫斯基的注意。通过他的穿针引线，在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消散之际，马尔罗，这位深为战前的热血青年崇拜的左派文学先锋，曾一度被法共乃至苏联共产党视为“出色的战友”与“第一流的同路人”的知识分子与戴高乐相逢了。从此以后，马尔罗数十年如一日忠实地追随戴高乐，“像昄依宗教似地投身于戴高乐将军的事业”②，并与戴高乐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共进共退的友谊。换言之，这次会面在马尔罗的整个生涯中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对此，我国著名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先生曾很有见地地指出：从此以后，“马尔罗的地位、作用和形象，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了一个‘转折’。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在群众中享有声誉的社会活动家，拥有广泛读者的名作家，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个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着的政治家，一个影响着法兰西政治生活和权力结构的人物。而在政治上，他又已经不再像战前那样带有鲜明的左倾色彩、是苏联与法共公开的盟友，而成为了一个保守色彩很浓的戴高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派的中坚人物，成为了苏联的批评者、法共在政治社会活动中的对手，他为抵制苏联与法共在法国的影响、为戴高乐在法国的掌权而竭尽全力”【82】。
事实确实如此。战后初期，马尔罗首先在戴高乐为首的临时政府里任新闻部长。1946年1月戴高乐毅然宣布辞职时，马尔罗也随之弃官而去。同年，马尔罗加入“为争取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研究会”。1947年，在戴高乐筹建法兰西人民联盟时，马尔罗在组织宣传，特别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马尔罗在政治上进一步转向，即和他战前作为法共同路人的历史彻底决裂，并对法共持激烈的反对立场。1958年戴高乐东山再起之后，马尔罗担任了长达10年的文化部长。成为戴高乐甚为倚重的国务活动家。1958年9月4日戴高乐在巴黎共和广场向全国人民提出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草案，这一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的日期和地点就是在马尔罗的提议下选定的。戴高乐显然对这位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也极为信任和满意，故此，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我的右边身旁，有着而且将永远有着马尔罗。”【83】
马尔罗在担任文化部长或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部长期间的建树颇多。由于马尔罗早年即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且无论对西方艺术还是古代东方艺术都具有广博而精湛的学识，因此，这位主宰法国文化事业的“部长大人”显然具有艺术大家的宏大眼光。他在上任之际，即满怀这样一种雄心壮志：文化（政策）的唯一目的在于引领每个人瞻仰想象的殿堂、倾听寂静的声音、走向精神和感观的“王家大道”；人文主义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84】而在走马上任之后，深得戴高乐信赖与器重的马尔罗即以手中的权力实现自己长期深埋在心中的宏愿——发掘、保护和弘扬灿烂的法兰西文化。为此，他下令修缮卢浮宫、凡尔赛宫，拟订《文物保护法》，允许在有古代建筑物的城市或区域建立“保护区”，向公众开放法兰西历史悠久的艺术珍品，从而使普通人也有机会全面欣赏法国丰富灿烂的艺术宝库；他还组织对法国各地收藏的文物进行大规模的清点，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全国的“文物总目”，建立了完整的文物资料系统；马尔罗还力排众议，规定定期清洗与维修巴黎主要纪念性建筑物的外表，使巴黎这座历史古城在众多欧洲古城中显得最为簇新、清洁。此外，为弘扬法兰西文化，马尔罗还大力号召建立“文化之家”，即每座10万以上人口的法国城市，都应当享有领略歌剧、大乐队、展览会、卢浮宫珍宝等的机会。可以说，在马尔罗制订的诸多发展文化事业的计划中，建立“文化之家”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马尔罗甚至希望，建立这些“文化之家”在法国社会文化史上的意义，能与第三共和国时期费理实行的教育改革在法国社会文化史上的意义相提并论。为此，他曾反复强调，群众有权享受剧院、博物馆，就像他们有权享受教育一样。他为文化事业所做的，正是儒勒·费理过去为教育事业所做过的。
马尔罗在主宰法兰西文化事务的同时，还以“法兰西使者”的身份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简直就是戴高乐主义在国外的形象大使。而且，他还将文化部这一装饰性机构变成了一个强力部门，几乎成了法国的第二外交部，时常使真正的外交部黯然失色。他在这方面的“精彩之作”之一就是协助戴高乐在西方大国中首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65年，他还以戴高乐私人特使身份到北京拜会了中国领导人。与此同时，他还以文化部长的名义要求法兰西喜剧院重演伏尔泰据中国元曲改编的五幕悲剧《中国孤儿》，以此庆祝中法建交一周年。
在从政之余，马尔罗仍笔耕不停，写下了《反回忆录》（Anti mémoire）【85】等许多论著。1969年，在戴高乐再次引退时，马尔罗也告别了政坛。当翌年戴高乐逝世时，马尔罗以沉重的笔调写下最后一部小说《倒伐的橡树》（Les Chênes qu'oNabat...）【86】，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棵他赖以实现自己宏伟的文化抱负的参天大树的倒伐所怀的痛苦与哀思。
由于马尔罗在战后数十年如一日忠实地追随戴高乐，并成为戴派知识分子的主将，使与戴派唱对台戏的，且长期在法国知识界占据上风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始终把他看作一个“变节者”，对他穷追猛打。在当年由法共控制或由非法共左派主办的报刊，如《人道报》、《思想》（LAPensée）、《战斗报》、《现代》、《精神》中，充斥着这样的字眼或语句：“马尔罗恶棍”、“马尔罗变节者”、“人们知道这是个法西斯分子……人们感觉到了……人们早就怀疑……他现在揭下了面具，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不去考虑政治纷争等方面的因素，马尔罗作为20世纪法国知识界的一位重要人物的地位以及他的功绩是不容否认的。正如柳鸣九先生指出的那样，“他每进入一个领域、每到一处、每涉及一个方面或一个问题，都表现得颇为不同凡俗，都大大突破了自己原有条件的限制而做出了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来，都达到了一般人所达不到的高度”【87】。也正因为如此，1996年11月23日，在希拉克总统的亲自主持下，马尔罗在逝世了20年之后被迁葬到先贤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