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五 60年代中后期的萨特及其知识分子观
虽然从50、60年代之交起，存在主义已经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失势，而60年代初发生的列维-斯特劳斯、萨特之争更使萨特的思想权威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但60年代中期的萨特仍然是法国知识界的一面大旗，仍然在“第三条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仍然以笔作剑介入现实生活，介入国际政治，光明磊落、英勇无畏地鞭挞罪恶，伸张正义。这一阶段的萨特以其一连串非常轰动的言行使自己受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的赞誉。
萨特在60年代中期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行，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其特立独行的个性。1964年10月15日，《震旦报》刊发了一则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讯，暗示萨特有可能成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对此，萨特立即致函瑞典皇家学院，声明：出于个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可能获奖的名单上。萨特并且补充道，他对瑞典皇家学院始终怀着诚挚的敬意，他的拒绝领奖，不应被理解为是对这种美好感情的亵渎。可是没过多久，正当萨特与波伏瓦在蒙帕纳斯的东方酒店用餐时，记者们追踪而至，告诉他，他已经成为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萨特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感意外。于是，他只好又认真起草了一份声明，译成瑞典文在斯德哥尔摩宣读。
萨特在这份声明中宣布拒绝领奖。萨特在声明中宣称，他之所以如此决定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从未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这一次也不能例外。第二，他不愿使自己隶属于某一意识形态集团，不愿跟着他们去从事分裂欧洲的活动。同时，在萨特看来，诺贝尔奖已经沦为意识形态之争的工具，所以他指出：“在文化战线上，今天唯一正当的事业，是为东西方文化的和平共处而奋斗。我很清楚，东西方之间不会互相拥抱，他们之间的互动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是，对抗应该局限在个人与个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而不应该有什么机构插手其间。……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得出的客观印象是：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为西方作家和东方的流亡作家准备的。举个例子，聂鲁达，是最伟大的南美诗人之一，人们并没有授予他文学奖。人们也从未认真考虑过阿拉贡，他完全够格得奖。而令人遗憾的是，帕斯捷尔纳克（Бopиc ПacTepнaк）【88】在肖洛霍夫（Mиxaил Шoлoxob）【89】之前获得了这个奖项，而苏联的这部唯一受到奖赏的作品，却是在国外印行，同时在国内受到禁止的。应该向另一方作出补偿的姿态，这样才能建立平衡。如果评审委员会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们签署了《121人声明》之际给我颁奖，我会非常高兴地接受这一奖赏。因为它不仅是对我本人的奖励，也是给予我们正在为之而战的自由的荣誉。但当时委员会没有给我颁奖，却是在这场斗争结束之后才给我颁奖。”【90】最后，萨特说，他为失去伴随荣誉而来的25万克朗（约合6万美元）的奖金而惋惜，因为接受这笔钱可以把它用于一些重要的事业。比如，伦敦的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而拒绝就意味着使这些事业失去了一次急需的经济援助。
萨特拒领诺贝尔奖的举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扬者认为其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他的自由学说和崇高人格，但更多的却是谩骂与误解。有人说萨特是不可救药的毁谤家和习以为常的辱骂者，有人说他拒绝领奖是为了向苏联献媚，更使萨特感到痛心的是许多穷人的来信，他们与萨特说的话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把你拒绝接受的钱给我吧。”
1965年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轰炸越南北方，从而使越南战争升级，这激起了萨特的极大愤慨。他断然取消原定去美国康乃尔大学讲学的计划，积极参加反战活动，萨特公开声称，对越战争完全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重演，越共应当被看作为合法的政府，美国政府应当同它举行和平谈判。萨特并且致电美国知识分子，希望他们能像自己的法国同道们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一样，去反对越南战争。
1966年，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91】邀请世界知名学者组成“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调查并审理美国在越南战场犯下的罪行。萨特欣然接受邀请。同年11月，“罗素法庭”正式成立。由于许多国家都怕得罪美国，所以都不愿让这一法庭设在自己的国土上。对此，萨特在1967年初致函戴高乐，请求允许“罗素法庭”在巴黎开庭。被拒后，萨特公开了戴高乐的复函，并声称：“罗素法庭”决不会因此而取消，哪怕是设在一条停泊于公海的船上，它也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几经周折之后，“罗素法庭”于同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开庭，萨特担任了法庭的执行庭长。听证会上，法官们被提请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是否触犯了国际法，实施了侵略行为？第二，美国是否对纯粹民用目标进行过轰炸？如果是的话，达到了什么程度？法庭听取了来自北越的证人和越共代表的证词，并做出了美国在上述两点都有罪的裁决。
同年秋天，法庭在丹麦的罗斯基勒第二次开庭，审议的内容有三：一、美国军队是否使用或试验过战争法所禁止的新武器？二、越南俘虏是否受到战争法所禁止的非人的虐待？三、是否存在带有灭绝人口的倾向和法律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行为？法庭的判决书确认，美国政府对越南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作为执行庭长的萨特作了总结性发言，对美国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全面谴责。他说，美国在距自己国土10000英里以外的越南展开战争，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种族灭绝，因为它在那里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仅仅是为了逞威。“罗素法庭”虽然对越南战争没有产生值得注意的直接影响，但它代表一种巨大的道义力量，反映了世界进步知识分子对越战的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和美国的舆论。萨特的积极参与体现出他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奋斗的热情和精神。
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再次被激怒了。当时正在威尼斯参加电影节的他又站出来公开谴责这一暴行。8月24日，他向报界发表谈话，公开声称，苏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国际法条款中定为战争罪行的那类侵略”。萨特在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报纸《国家晚报》采访时，直截了当地把苏联人叫作“战犯”。同年十月，萨特与罗素、马尔库塞（Marcuse）【92】等闻名世界的知识分子一起签署了要求苏联立即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的声明，该声明还抗议苏联及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傀儡政权拟定“黑名单”，迫害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的行为。11月28日至12月1日，他和波伏瓦一起来到布拉格，表面上是为了出席《苍蝇》和《肮脏的手》的首演式，实际上是以挑战的姿态冲着苏联占领军的坦克而来的。在《苍蝇》最后一幕演完后，萨特应邀上台讲话。当观众要求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表意见时，萨特态度鲜明地说，他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看作是一种战争罪行，他写《苍蝇》是为了鼓励法国人民进行抵抗，他为自己的作品能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而感到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60年代中期的萨特不仅以其一连串极具“轰动效应”的言行使自己被人誉为“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而且他还从理论的高度对与知识分子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1965年秋天，萨特在访问日本期间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几次演说，其中分别题为《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职责》的两篇演说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萨特在此期的知识分子观。
《何谓知识分子？》由“知识分子的处境”和“何谓知识分子”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萨特首先指出，无论是在哪里（包括法国和日本），人们都对知识分子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责难。这些责难中最为突出的论调是：知识分子是一些插手与他们无关的事情的人，他们力图以一种总体的人类观或社会观的名义去怀疑已被人接受的“真理”以及这些“真理”所由产生的行为。由于发达社会的特征就是生活方式、社会功能与具体问题的极端多样化，故此，知识分子信守的人类观或社会观在当今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它只是抽象的、不符合实际的。针对这种论调，萨特指出：“知识分子确实是一些插手与他们无关的事的人。下列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我国，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知识分子’一词在用于某人身上时往往是带有贬义的。在反德雷福斯派看来，德雷福斯上尉的宣告无罪或判刑只是军事法庭，且最终地只是总参谋部的事，而德雷福斯派宣称被控者无辜，就超出了自己的权限。所以，从德雷福斯事件开始，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是通过各种知识，包括精确科学、应用科学、医学、文学等获得了一定声望的人。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声望，走出了各自的领域，开始从全人类共同奉行的一些价值信条出发，来批判社会。”【93】
为使听众更好地理解这种常见的知识分子观，萨特特意举了如下的例子：“人们不会把从事原子裂变的工作以改进核战争的工具的学者称为‘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学者，仅此而已。但是，同样是这些学者，如果他们被他们有可能制造出来的核武器的摧毁性力量所吓倒，举行聚会，签署声明，促使舆论反对使用原子弹，那么，他们就成了知识分子。因为，第一，他们超出了自己的权限：制造原子弹是一回事，对其使用进行批判是另一回事；第二，他们滥用了他们的名望或滥用了人们对他们已确认的权限，强奸民意，并以此来掩盖把他们的科学认识与政治判断隔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第三，他们反对使用原子弹，是以一种被奉为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但其完美性颇值得争论的价值体系为名义的，而并非是因为他们已觉察到了原子弹的技术缺陷。”【94】
在第二部分，萨特强调道：“每一个知识的技术专家均是潜在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被一种在他身上存在，且他不得不与之持久斗争的矛盾，即他的普遍主义的技术与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所限定。但是，并非通过简单的决定就可使一个技术专家成为事实上的知识分子。要想让一个技术专家成为事实上的知识分子，这取决于他的这样一种个人史，即能够使他脱离构成其特征的紧张状态（lAtension）的个人史。归根结底，完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社会方面的因素。”【95】与此同时，萨特还指出：“知识分子是意识到在自己身上和社会中存在着追求实际真理（和真理所包含的所有规范）与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它的传统价值体系）之间的对立的人。在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意识的获得首先是在他的职业活动和他的职责中进行的。这种意识并非别的什么，它就是对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即阶级冲突、统治阶级本身的内部矛盾、统治阶级为了其事业所需要的真理和统治阶级所坚持的神话、价值观念与传统（它想用后面这些东西去毒害其他阶级，以确保自己的霸权）之间的有机冲突的去蔽。”【96】
《知识分子的职责》由“多种矛盾”、“知识分子与大众”“知识分子的作用”三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针对“知识分子是否具有一种职责”这一问题，萨特首先强调，并没有人委托知识分子来行使职责，因为统治阶级瞧不起他：它只愿承认他是知识的技术专家（le technicieNdu savoir）【97】和上层建筑的小公务员。弱势阶级无法让他具有职责，因为知识分子只能从实际真理的专家中派生出来，而这类专家均源自统治阶级给生产规定的剩余价值。至于各中等阶级（即知识分子所属的阶级），虽然它们起初亦遭受各种与知识分子相同的撕裂（déchirures），并亲身体验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和，但他们的一些矛盾，和神话与知识、特殊主义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不可等量齐观。所以，中等阶级不可能有意地去委托知识分子去显示这些矛盾。由此出发，萨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知识分子是以从未受到任何人的委托，并且未曾接受任何权威的地位为特征的。鉴此，知识分子不是某种决定（如做医生，做教师，等等，还是作为权力机构的代理人）的产物，而是畸形社会的畸形产品。”【98】
在第一部分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萨特对“伪知识分子”的剖析。萨特认为：“知识分子最直接的敌人是我所称的‘伪知识分子’（le faux in-tellectuel）与保尔·尼赞命名的‘看门狗’（le chiende garde）。‘看门狗’的出现，乃是因为统治阶级需要借助自以为是严格的——即自以为是精确方法的产物的论据来捍卫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伪知识分子’和‘看门狗’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有相同之处，即他们最初都是实际知识的技术专家。”【99】萨特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伪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卖身投靠者，有关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
在第二部分中，萨特着重分析了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之间的关系。萨特认为，由于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多种矛盾，使得其身份含糊不清，并最终导致其处于孤单的状态。萨特同时还强调：“由于知识分子不是由弱势阶级有机地产生出来的，当知识分子试图与弱势阶级结合，以便掌握他们的客观智慧并使其精确的方法具有平民思想的成分时，他立即会不无理由地遭到那些他打算与之结盟者的怀疑。事实上，他不可能让工人不把他视为中等阶级，也就是那些充当资产阶级的帮凶的阶级的一员。由此，一道屏障把知识分子与他想获得其观点的‘普遍化’（l'universalisation）的人隔离了开来。”【100】
在第三部分，萨特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委托。他被劳动阶级所怀疑。而在统治阶级看来，他是个叛徒，因为他拒绝接受他的阶级（不过，他从未能完全摆脱他的阶级）。……就像他不要自己的阶级一样，他自己的阶级已不再要他，但所有其他的阶级也未接纳他。”【101】接着，萨特指出，经过知识分子与他自己的矛盾（自己身上的和自身之外的）进行斗争，“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充当了‘一些基本目标’（des fins fondamentales）的捍卫者，这些目标有人类的解放、人类的普遍化或曰人道化”【102】。萨特还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始终不停地去揭示所选择的手段与有机的目标之间的关系。鉴此，他的职责就从见证转为殉道。政治机构，不管它如何，都想利用知识分子为自己做宣传，但又不信任他们，总是对他们进行清洗。不管怎样，只要他能够写作和说话，知识分子仍然是贫民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霸权和民众机构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捍卫者”【103】。
诚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萨特在上述演说中所诠释的知识分子观不仅已显得很过时，甚至多少还显得有点可笑。然而，我们必须要知道，正是这些言论和观点，在当时却颇多服膺者。对于这种奇特的现象，以及法国的大学生后来在“五月风暴”中喊出的“宁愿与萨特走向谬误，也不同阿隆分享真理”之类的口号，很值得我们作一番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