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南联大的设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1945年7月31日），前后共计八年，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学科领域（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于西南联大的有118人，占学部委员总数473人的24.9%。参阅周发勤等：《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贡献》，《科学与研究》第8卷第2期，第22页，北京，1990年6月19日，黄志洵：《西南联大与中国自然科学家》，《百科知识》1986年第7期）。西南联大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邹谠、王浩等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的存在对于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位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便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见《国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第13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
西南联大的设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政府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南联大设立的动议直接来源于胡适等人，1943年1月2日蒋梦麟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怪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邀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都应邀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大批教授前往，如陈岱孙、浦薛风、庄前鼎等。事变后，北方各校纷纷去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当时留在北平的教育界著名学者、教授李书华、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郑天挺等21名教授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同时潘光旦、查良钊等人致电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原文如此），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祛除此种疑虑。”（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进编》〔三〕上，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7月17日梅贻琦电告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同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此事经三位校长回南京和教育部进一步磋商后决定实施。8月14日，教育部密电梅贻琦、顾毓琇：“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特组织筹委员会，敦聘先生为委员……”（同上）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致梅贻琦一封公函说：“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征求意见稿，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简讯》第11期，第9页，北京，1882年4月）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进行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即为西南联大的前身，1938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武汉告急。后经蒋梦麟亲自请示蒋介石，才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省会昆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7月1日正式启用关防。西南联大在昆明前后约八年时间。1946年7日，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西南联大的成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他的话也算是对西南联大精神的一种肯定。他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张申府：一个呼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第515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1月）
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由于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有较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不以在西南联大的时间长短来界定这个群体，而将所有曾和西南联大发生过关系的知识分子都算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所谓关系指在西南联大讲过课和西南联大聘任而未到任的教授，比如胡适，1938年1月20日西南联大聘其为文学院长，但他未到任。萧公权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也未到校，还有1945年10月19日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后，教育部聘任了傅斯年为西南联大常委，但傅斯年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另外钱穆、罗隆基、熊十力、钱锺书等只在西南联大作过短期停留，研究院还聘请过丁声树、李方桂为导师，笔者也将其归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个群体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概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往对于西南联大贡献的评价，我们往往过于重视西南联大在八年中的成功合作，而忽视三校过去的传统，八年的成功合作只是结果，那么它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算起在抗战到来时已存在了近40年时间，这期间1904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47人留学生，其中31人留日，16人留西洋（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第2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作为制度性的大学留学制度已经完成，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成立于1909年，比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晚15年，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则完全是为留美学生而办的。到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出现，虽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到抗战前夕，不到40年的时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与世界著名学府相比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体制。南开大学从1904建立中学到1919年成立大学，时间比北大、清华稍晚，但大体在同一时间，根据以上的观察，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步于二十世纪初，而在三十年以后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参阅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第26页，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西南联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抗战爆发的特殊历史条件，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汇聚在一处，形成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
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特点
从年龄结构上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下限为1920年前后出生的人，也就是说1920年前后出生的人是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这个年龄段大致可以将1945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内。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我在本文中主要分析教授群体，学生群体另有专文论述。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是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年龄较轻的是钱锺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从教育背景上考察，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数带有遗民色彩，他们中的多数人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但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钱锺书这一代知识分子多数也受完了传统教育，但其传统的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但总体上说，他们可算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批受惠者，加上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他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多治传统的中国学问，虽然已经使用了西方的方法，但从学科的角度看，他们多数是在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而从钱锺书、李景汉、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新的学科才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在自然科学方面，新的学科也是在1910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成熟起来的。西南联大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她的教授多数留学美国。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这本纪念册的第四部分“联大教授”的前言中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联大八年》，昆明，1946年）
这个统计充分说明西南联大带有极强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就是说如果有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西方文化至少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是可以生根的。1947年马歇尔在国共调停失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予厚望，在他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大公报》1947年1月10日3版）
马歇尔的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这种期望是极富远见的。费正清也说：“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3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1942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对这里的教授做出如下评价：“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3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能对“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同上，第225页）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12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同上，第226页）
费正清虽然是从美国的在华利益方面着眼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他们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任之恭：《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第101页，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4月）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联大档案，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响。王浩说：“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复18册，第6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生存空间
1949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活空间。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生活的几个基本条件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虽然有较为严格的新闻审查条例，但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注册出版报刊，这是新闻自由的第一要义，政府可能查封甚至迫害，但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学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徙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
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个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特别强调这个基本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价值的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刊物、自由选择党派、随意批评政府等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其生存环境也就具有相对的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生活下去，这时候自由流动就必然成为他们生存的基本保证。如果失去这个，对大学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可以设想，当一个大学教授既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困境，那么他们的才华不但得不到充分展示，而且会日益枯萎。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以为大学教授不宜于合作，但这只是基本的道德评价，对大学教授来说以道德评价一切显然是不够的，这个群体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他们更追求志趣、见识、水平的大体一致，所以选择性也就较强，这种要求当然比一般随意混碗饭吃的谋生要多一点矛盾。但由于自由流动的权利存在，所以大学教授往往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做选择而是感觉不适即主动回避。1926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务长。但第二年3月，中大文学院院长傅斯年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顾与鲁有积怨，所以鲁迅的第一个决定是和许寿裳迁居校外，一个月后鲁迅就辞去中大的一切职务，10月底便和许广平到了上海。以鲁迅的性格，如果他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既应了中大的教职，而不能离开，那他非气死不可。但由于有这个权利，各人都可做主动选择，鲁迅不走，顾颉刚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也会走的，合则聚，不合则散，自由流动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规律。此类情况在当年大学教授中是常见的，那时大学教授终身只服务于一所大学的例子极少。
自由流动本是宪法中迁徙自由的具体化，它的实现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直接相关，自由流动的存在必须以经常性的运作来体现，否则单说有这个权利，而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活动的实例，那自由流动也就是一句空话，1949年以前，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是较高的，我们从清华梅贻琦就任校长后的一项规定就可看出。当时教授的收入为300—400元，最高可达到500元，而且每位教授还可以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120—200元，助教为80—140元，一般职员30—100元，工人9—25元。（转引自刘克选：《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成功原因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第29页）很显然教授工资（以最高为限）是工人的20倍，我们如果不以阶级的观点来评价这种差别，而从管理本身来看，这种差距是有其合理性的，经济地位的确立使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同时也激发了大学教授钻研学问的热情，因为它使每一位大学教授总能在不断的流动中找到自己最佳的工作环境，一旦不适，便又重新选择，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从精神到物质，他们总能较长时间地保持最佳状态，多数人自觉固定下的大学，总是最心满意足的。闻一多在1926—1930年间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内也由杭州一师、扬州第11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季镇淮编著：《闻朱年谱》，第11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自由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机制，在这过程中，以趋同为基本特征，只有学术水平、爱好兴趣、道德水准都基本协调的人最终才会聚在一起，1949年前同一学科中水平接近的大学教授基本上都有过曾经同事或共处一校的经历，这对学术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对大学来说，自由流动的结果总是能将摩擦和矛盾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授间的平静与和谐，而自由流动又不断打破这平静与和谐，在流动中始终保持活力。
对大学教授而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最终都要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能否进入传播，在三十年代传播的意义主要在于能否变成铅字，即能否以出版的形式流传。西南联大时期，集中体现教授这种权利的是教授的任何学术活动政府没有干涉，在教授中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时评周刊。对当时的学生来说，他们享受了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的壁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思想空间。在整个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作为自由精神的堡垒，自觉地抵制了国民党试图强加给学校的思想控制。这种来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直到今天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依然能见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活动的身影。殷海光晚年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认为主要“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南联大的熏育。”（《殷海光遗札》，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第31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他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同上）王浩认为，对当时西南联大自由民主的学风，身临其境的人才有最亲切的感觉，这里不论年资权位，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每个成员因为品格和学识不等，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或轻视，也有些人为了个人的复杂心理，作事对人不公正。但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第66页）余英时论钱穆时曾说：“他承认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实际上在西南联大时期，这个“客观的标准”还是存在的，真正的消失是1949年以后。
五、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衰落
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群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从1949年后开始衰落。虽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的多数人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留在了大陆，但他们的选择与他们曾经拥有的价值观念之间出现了巨大差距，这是困扰许多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话题。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陆普遍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价值观念。五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在高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被送去“革命大学”洗脑筋。如果说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还仅是新政权试图以学习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强迫他们接受马列主义的话，那么1952年进行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却从结构和体制上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根本打散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主体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但在这次院系调整中，清华受的打击最大，这所有自由精神和独特学术传统的综合性大学，被强行改成工科大学，使原有的充满活力的人文环境只剩下半壁江山，这个群体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大学而进入了受政府控制的社科院系统。随着自由流动权利的逐步丧失，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固定在单位中。同人报刊的很快消失使知识分子表达思想的基本方式完全被纳入固定的意识形态中。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1947年《观察》周刊争论“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时，他也参加过论战，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他写道：“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朱光潜：《自由与民主政治》，《观察》第3卷第19期，第8页）正是这位朱光潜，在1949年后，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主任，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于做领导工作，多次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辞职。但这也逃不出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朱光潜依然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朱光潜认真研究过马列，并在1951年翻译出版了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黄河》文学双月刊1994年第1期，第163页）按说朱光潜该是一个被人改造过的人了，但在1980年以后，朱光潜率先著文为沈从文鸣不平（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379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1月），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我的顾虑，胆怯，不诚实。”（《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21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由朱光潜的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心态。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相当一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经历。五十年代初，他们都曾努力否定自己的过去，以适应新的环境，但最终都未能逃出被批判的命运。晚年又都对当年的自我否定表示反省。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参阅王中江：《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哲学》，第4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56—161页，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第74—75页，三联书店，1993年10月）话虽婉转，但不难感到对自我否定的反省。
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前者的明显用意有否定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意味，因为陶是留美的学生。而后再将矛头指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大规模的批判胡适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试图将西方的影响扫除干净，同时构造知识分子“原罪”论的神话，让知识分子从灵魂深处否定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1957年反右运动的到来，终于导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彻底衰落。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而民盟又与西南联大有较密切的关系。1942年底，民盟宣传部长罗隆基到昆明建立地方组织，罗隆基和周新民等人将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吸收入盟，如闻一多、吴晗、潘光旦、费孝通等。这样到了1957年，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自然也就在劫难逃。毛泽东曾说过：“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1957年以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很高，从此作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缩影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再也未能恢复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