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梅兰芳的一条史料
1956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一个主要思路是提高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为此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面设有专门办公室。会议召开时，发过许多文件，其中一个是《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列为会议专题报告之四。这个报告在陈述当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情况时，曾举了许多知名人士当时的收入情况加以说明并和他们过去的收入相比，几十年后再读这个报告，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因为这是依据基层汇报整理的政策性文件，所以有相当的真实性。
在这个指导性的文件中，提出了要给高级知识分子特定津贴并同时列出了各机关中的著名知识分子名单，共有860人。这个名单大体可以认为是当时在中国各行各业中被政府认可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高级艺人。报告中说：“高级艺人目前亦可使用本办法。但过去有十五名名演员已经领受特殊的工资待遇，每月报酬均在五〇〇元以上，有的达到一千元。这些人是：袁雪芬、常香玉、袁世海、李和曾、李再雯、叶盛兰、李少春、张云溪、新凤霞、陈伯华、傅全香、范瑞娟、徐玉兰、薛觉先、白驹荣。这次他们的工资即不再增加特定津贴。”（第6页）
这个名单中没有梅兰芳，而是另外特别做了说明：“梅兰芳现在的名义工资仅一百六十三元，但自己有一个剧团，收入自理，从没有领过工资；周信芳、程砚秋是分红制，每月约一五〇〇元；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在民营公助剧团，马每月一七〇〇元，谭每月一六〇〇元，裘一五〇〇元；这些人均不宜用特定津贴的办法处理。梅、周、程的待遇，文化部正拟方案中。”
从这个材料中，大体可以判断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高级艺人的待遇情况，也反映当时政府对他们收入的看法。
在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对作家收入的判断，而且我们从对作家收入的判断中，还可以推断出制订这个文件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思路。我个人一直有个看法，无论何时，能负一点责任的人，在制订政策时，成心想把事情搞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这不符合人性的习惯，那么为什么后来真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荒唐的政策呢？我感觉多数还是因为知识结构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不够。比如中国的具体工业和经济制度，多是由从东北出来的高级干部参预设制的，而他们其实对现代经济和工业制度基本不了解，但他们又在那个负责的位置上，真是难为了他们，当然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选择自由度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局限，但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眼界，确实在具体的政策制订中会体现出来。比如在这个中央文件中，关于作家待遇的情况是这样设想的：作家今后得到报酬的主要方式是稿酬。新的稿酬办法文化部已经拟定。根据新的稿酬标准估算，作家的收入将比过去有所提高。一般作家，每年平均可写小说七万字，印三万册，以每千字二十元计（新稿酬办法规定每千字一〇——三〇元），全年可得稿酬二三八〇元，平均每月约二百元。著名作家可得到较多的稿酬。如老舍，一九五〇年至五五年，平均每年写十五万五千字，若按每千字三十元估计，印三万册，全年可得七九〇五元，平均每月六五九元。又如刘白羽，一九五一年至五五年平均每年写十五万四千字，按每千字二十五元计，印三万册，全年可得六五四五元，平均每月五四五元。因此，作家均未包括在此选择名单范围内。因为这个规定中没有作家，所以后来统计时还再次强调说明：“这个名单内一般未列作家，因为他们今后得到报酬的主要方式是稿酬。但文化部名单中还有沈雁冰、夏衍、阳翰笙、田汉、曹禺等同志，军事系统名单中还有宋之的同志，我们意见也以不列为宜。”（13页）
从制度设计者考虑，他们的想法很不错，对事实判断也还准确，认为作家应该主要靠稿酬生活，作家有了稿费，就不应当再要政府的津贴了。但从制定文件时的思路观察，他们又把作家的写作数量看成了一个恒定的情况，其实作家的写作数量是最不能平均看待的。关键是要把他们看成是国家干部还是自由职业，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是自由职业，政府何需津贴，如果是国家干部，则需一视同仁，把本来冲突的职业放在一起，还要尽可能保持平衡，想想也真不容易，自由职业，顾名思义，给他们自由就可以了。不给他们自由，又认为他们应该靠稿费生活，这就有点不公正了，对艺人也好，对作家也好，靠稿费生活的前提是他们有自由。
二、章乃器的一封短信
2002年前后，我和丁东在章诒和先生家见过一次章立凡先生，此后我和章诒和先生来往较多，每年总要见几次。2004年，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访学一年，章诒和先生凡张罗朋友聚会的饭局，常常想起我，让我十分感动。虽然和立凡先生此后没有再见的机会，但立凡先生的著述和文章，我却是每见必读，非常佩服。去年反右五十年，章诒和先生主编一本文集《五十年无祭而祭》，找了四五个朋友写文章，其中就有立凡先生《反右与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一文。前一段我再读此文，发现有一则史料可能章立凡先生没有注意到。
历史有必然性，但偶然性常常决定了历史的走向，没有偶然性也就没有必然性。1957年反右中的大右派，决定他们命运的固然是他们平时的思想和人格，但在成为右派这个具体事件上，每个右派身上都有一个决定性的偶然因素，正是这个偶然因素使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早期中国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都是有政治家气质的人，他们从政，确是想做一番大事，可惜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判断历史的基本走向上发生了一点偏差，当然这与早年国民党的一些做法相关，但他们最终的选择给历史留下的悬念还是很多，关于章乃器的命运，近些年立凡先生写了许多文章，大致提示了在时代风雨中，个人选择的一些基本事实。对章乃器个人来说，除了他一贯的思想、个性和行事风格外，我以为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中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命运，这封信刊在1957年《内部参考》第2164期第530至534页上，全文如下：章乃器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四点意见——章乃器给毛主席的信。
毛主席：
您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中的讲话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应该让更多（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听到、读到。
我对您的讲话内容有四点意见，供参考：
1.说评级是争名夺利。我知道，您是根据许德珩部长的反映而提出批评的。的确，高级知识分子的评级引起了不少问题。这是因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等级标准很难规定的具体，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比较复杂，不易应付；当然，在执行中也会有缺点。（我们在对待高级知识分子方面，虽有很大改进，仍有很多缺点。）机关中的一般职员情况就好一些，当然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产业工人是参加评级人数最多的一个方面，问题虽然也有，但比较少。这是因为，产业工人的等级标准容易规定的具体；而他们的性格又是朴实的。因此，我认为不能笼统地批评评级是争名夺利。因为，这是产业中按劳付酬的八级工资制的基础。这样笼统批评，对产业工人、工会工作人员和机关干部，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
2.关于粮食的征购数字。1956—1957年度计划征购八百零二亿斤，是因灾减免的结果。原来的数字要大一些。今年（1956—57粮食年度）大致要挖库存五—七亿斤，这是很危险的。此外，过去许多人认为少购可以少销，现在，多数地方的经验证明，少购并不能少销。因此，我建议，以提“在‘三定’的基础上稳定三至五年”为好。
3.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我以为，这主要是名词概念的争执。如您所说的，是先进、落后的两面性质或者两重性，他们是不会不接受的。毕竟，康有为那样的人物，在今天是不会有了。值得回溯的历史事实是，资本家们印象最深刻的两面性，是“五反”中提出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经济上的），以及政治上的革命和不革命以至反革命的两面性。这是使他们听了要惊心动魄的。在努力提高他们的积极性的时候，笼统地提两面性显然是有害的。如能再说明：今天存在的两面性已经不是“五反”时期的两面性，那就更好。
过去许多人还坚持说：工人阶级领导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两面性的阶级领导有两面性的阶级，或者是不需要改造的阶级领导需要改造的阶级，这也引起了思想上的问题。如您所说，就应该是政治上先进的阶级领导政治上落后的阶级，这在我想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说自己比工人阶级分子还要先进，从而用不着改造了。这种人即使有，一定也是极个别的，连“吹绉一池春水”都谈不到的。我初步了解到，这是一个在1954年报告当地工商业会员百分之百违法的一个民建地方组织的代表人所反映的。这种人的反映有必要进行复查。
4.“死转化为生”，从生理状态说还不可能，从社会状态说则可能。可否用“置之死地而后生”一类的成语加以说明，请考虑。
匆促中提出以上意见，不对请指正！
致
最大的敬礼
章乃器1957年3月日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是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在中国当代历史上，这是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的，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这个讲话，现在网上有依据文革时期流传出来的记录稿整理的电子文本，非常容易得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这个记录稿和发表稿之间巨大的差异，虽然发表稿是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但在整体判断上，记录稿和讲稿不是一个意思，简单说就是记录稿传达的信息是“放”，而发表稿传达的信息是“收”。从记录稿看，毛泽东讲得很随意，虽然经过详细准备，但杂乱无章，时有讲错的人名地名和事实，旁边不时有人插话更正，但从记录稿传达的会议气氛判断，会议比较轻松，因为笑声不断。傅雷后来对这次会议有一个评价，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到了“化境”，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录稿到发表稿变化的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这期间中国政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研究者都在分析，但没有第一手档案史料的开放，终究还是个谜一样的问题。
我想当时章乃器大概对毛泽东的讲话，也有类似于傅雷那样的感觉，但他毕竟是政府阁员，对于实际工作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本人又有现代知识，所以并不简单为讲话的气氛所迷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给毛泽东写了上面的信。
我没有详细对比记录稿和发表稿之间是不是吸收了章乃器的具体意见，但从把此信刊在《内部参考》这一事实判断，基本是作为一个反面材料。从章乃器信的口吻中，我们也能感觉到虽然非常礼貌和谦虚，但基本是对部分讲话内容的批评。特别是信的最后几句：连“吹绉一池春水”都谈不到的……“死转化为生”，从生理状态说还不可能，从社会状态说则可能。可否用“置之死地而后生”一类的成语加以说明，请考虑。
“吹绉一池春水”、“死转化为生”都是毛泽东讲话中他以为的神来之笔（从记录稿中的笑声判断），而章乃器现在却用了这样的口吻提出来，其后果也就可以想见了。那个时候虽然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从后来的事实判断，凡批评过毛泽东的人，没有一个有好结果，比如梁漱溟、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等，章乃器这封信，大概就更使龙颜大怒了。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现在最感困难的就是档案不易得到，有时候很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担忧，生怕多年的研究和判断，将来忽然被一种解密的档案否定。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有时候会对自己的智力造成伤害，所以我只想做一点收集史料的工作，在史料积累中呈现历史的真相。现在的学术工作，凡不以新史料支撑的研究，最终要给人启发和帮助就很难。学术工作，无论大小，要以有知识增量为追求，要么史料、要么思路、要么判断，总要给人启发方为有益，不然就是徒耗时间和精力。
三、有关陈寅恪的一条史料
中国当代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成为史学研究对象。但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将有与以往历史不同的难处，一是档案解密程度低，二是档案情况复杂。从理论上说，就是将来档案解密了，还有一个判断档案的问题。陈寅恪当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写审查报告时强调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的观点，将成为一个判断史料的原则思路。
由于中国当代历史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普遍的告密材料、揭发材料、自毁材料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处理和判断？确实是一个难题。另外，除了个人的告密材料外，还有国家机关的监视资料应当如何判断等等，都可能是困惑历史学家的难题。我个人近年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常常要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当年有人在上报中央会议的报告中罗列了钱锺书的几条罪状，家属认为这是子虚乌有，但是材料所陈史实又确实有来历。我个人在研究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这样处理：一是我不以此种史料判断告密者和被告者的道德与动机，一般不追究政治运动中个人选择的是非；但我在研究中也不排斥这种史料，因为这些史料，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历史人物真实的时代处境，二是告密材料虽是罗列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一般书写习惯，但当我们离开告密材料的具体目的时，常常会发现告密材料所陈史实，一般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所提示的历史线索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历史，特别判断人物关系，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当具体历史事件可能引起的直接后果终结后，一切材料都成为历史史料，对研究者来说，它们获得的是另外的历史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史料不问史料本身目的，研究者有自己独立处理史料的立场和史学规则，在这个范围内，如何理解复杂的史料，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它不受与史料相关亲属和涉及者的限制，这也是学术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
下面将要引述的是一个国家机关当年的秘密材料，来自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年282期第140页。它所反映的问题与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事件相关。这个材料的撰写者是当时国家机关的新闻记者，他有在历史处境下自己的职业伦理，虽然多数人现在还健在，但我们在使用这些史料时，通常不会去追问这些撰稿者的历史责任。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提供材料的基本立场，但在这个职业规定外，他们具体叙述的历史，虽然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但这些史料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具体历史的细节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现场感受，这些是我们在正史材料中所感受不到的。
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
[广东分社七日电]中山大学的教授们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普遍存在着“准备怎样搞，到底要搞到什么程度”的疑问。这问题引起了该校教授们种种的思想顾虑。有些教授担心考据工作的要被否定。个别教授说：“否定了胡适，便否定了自己的一大半，谈何容易”。中文系部分学生向教务处和校刊室反映了一些教材中的错误观点，要求自下而上开展一个检查和批判运动后（学校方面未同意这样做），教授们更形不安。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成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中文系教授容庚主张：“还胡适以真面目”。他说：“胡适尊重证据，主张凡评定事物要‘拿出证据来’。这和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一样的。”历史系教授梁方仲说：“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三十年，毕竟是有成就的，而李、蓝虽会批判人，但自己无底。”历史系主任说：我们系里没有一个人上过胡适的课，关系不大。又说：胡适的观点已属过去，谈不上“大影响”，只能说是“残余”。中文系教授容庚、王季思、吴重翰等把胡适的政治态度和治学观点割裂开来，认为他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是唯心的，但在治学方面却有其唯物的一面。有时他们大骂俞平伯而捧胡适。容庚在古典文学教研组的座谈会上发言时，一面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枉费精力的废物”，这是他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的结果；一面却颂扬胡适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值得学习的”。
有些坏分子从中破坏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如曾有人寄了一封匿名信给中文系主任王起（民主同盟），叫他不要“盲目”跟共产党走，做共产党的“应声虫”，并且恫吓他说：“二十世纪是共产党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他们的。”王起接信后思想曾一度不安。（中大党组织已及时对他进行解释，勉励他仍积极地领导该系的讨论。）（潘国维）这个材料今天很容易见到，但我们在使用时，却需要对当时的具体历史和每个人的具体处境联系考察，不完全迷信此类材料，但也不排斥这些史料透露出的原始信息，它涉及许多学者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中的言行，有些言行当时可能会引出杀身之祸，此类材料中也常有许多是带有诬陷性质的，但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史料，有超越史料本身的视野，我们需要有自己判断历史真相的基本修养。
四、李锐日记中的一条史料
1957年的反右运动如何起源，现在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多数是依据后来史料做出的推测性分析，至于决定性因素，恐怕将来还是要依靠高层档案解密才能得到更有力的解释。不过有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可以得到史料的支持，那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或者说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已有不少史料和事实说明毛泽东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一般来说是不信任的，至于这个观念如何在他身上持久发生作用，以后我们可以随着史料的发现慢慢深入理解，但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判断与后来中国发生的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批判，可以说是中国反右运动的一个远因。
前些年我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2001年7期）上读过白嗣宏一篇文章，大意是说，1947年底，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他极为关切民主党派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谈及中国的政治形势，重点是中共对待民主党派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怀疑反蒋人物与美国有联系，毛泽东说：“美国人和蒋介石打算通过宋子文同我们开始和谈，是在玩弄手法，目的是迷惑群众。美国人和蒋介石担心我军可能强渡长江，尽管我们当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和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和其他反蒋人物，同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来他们可能受美国利用并为美国和蒋介石利益服务。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毛泽东说：“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员中有同情我党的人士，然而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动摇分子。正是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取胜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这个材料从后来的档案中得到了证明。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一生基本没有改变。前一段，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偶然看到新出版的《李锐日记》（1—3卷，2008年，美国），非常有兴趣，就翻看了一部分，其中有一条史料引起了我的注意，是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一个谈话记录，由李锐记述在日记中。
李锐写到，1952年2月14日：“毛主席曾对黄讲，城市主要问题，本质是资级与无级斗争问题。（黄老认为是生产）。——将来搞特务，也还会主要是资级。”（《李锐日记》第2卷第324页）。
因为李锐日记用了缩写的形式，我理解“资级”就是“资产阶级”，“无级”就是无产阶级，特别是后一句“将来搞特务，也还会主要是资级”。我理解，这句话是说将来的“特务”主要出在“资级”当中，这个“特务”可以理解为是“坏人”的意思。如果这个理解符合毛泽东的本意，那么后来中国发生的一些历史就可以说找到了远因，比如1951年张东荪的“特务”问题，1952年的“《学习》杂志事件”以及1957年的反右运动等，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基本认识，决定了后来许多针对资产阶级运动的主要走向。从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观察，可以肯定地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是符合“一步一步地拋弃他们”的立场的。由于斯大林的反对，才出现了后来所谓的联合政府，但这也埋下了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他连李济深、冯玉祥这样的国民党左派都不相信，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五、1957年民主党派高层人物的两封信
历史人物的个人命运总是和一些偶然选择相关，但这种偶然选择，在事后观察，却常常能看出他们个人的品格和在历史关头对国家及时代的责任。
1957年5月间，同为中国民主党派高层人物的黄炎培、陈叔通和陈铭枢共同来到了历史的关头，他们本都是忧国忧民的热心人物，面对一件今天看起来毫无悬念的历史事件，却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很难说他们的个人选择存在投机心理，但最后的结果是陈铭枢成为右派，而黄炎培、陈叔通却躲过了这一劫。
事情起源于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决定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陈铭枢赞成毛泽东的这个选择，而黄炎培、陈叔通认为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一个历史细节是黄炎培、陈叔通选择先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信，表示忧虑，主张慎重，而陈铭枢却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赞成毛泽东退职，认为这是消除个人崇拜，是礼让为国。历史非常简单，陈铭枢的信惹恼了毛泽东，而黄炎培、陈叔通的信，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曲折表达他内心真实想法的余地。
1957年5月1日，陈叔通、黄炎培给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中特别提到：“昨毛主席于会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毛泽东在陈、黄信上有几处批示，其中一处是：“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毛泽东还在信上特别说明：“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这四处注解透露了毛泽东的一些心声，其中一处说：“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几乎同一时间，在陆定一报送中央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的情况简报》上，针对当时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的文章《我的忧虑和呼吁》特别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这个北大学生的文章即注意到了当时中共高层的分裂。综合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革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彭真的冲突，应该说，由“鸣放”到“整风”的突然变化，可能确实与中共高层的分歧有关。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史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有黄炎培、陈叔通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但却没有收陈铭枢的信，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史源来寻找陈铭枢致毛泽东信的内容。
1958年12月16日，民盟中央召开过一个座谈会，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曾传达了周恩来在12月15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内容完整保留在当时民盟中央内部出版的一份“阅后收回”的《中央工作通讯》（1958年第1号）上。我没有查最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不知是否收了这个讲话？我感觉不会收。
周恩来的讲话是要向民主党派解释，中央赞成毛泽东的选择，但同时又认为陈铭枢给毛泽东的信是“恶意污蔑”，但却始终没有正面公开陈铭枢的原信。周恩来说：“正在这个时候，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进行猖狂进攻。右派头子陈铭枢于5月18日上毛主席书对主席进行恶意污蔑，造成主席退职，说是可以消除个人崇拜，是礼让为国。陈铭枢和其他右派分子，在当时以为有机可乘，如毛主席退职，可以按照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轮流坐庄。因此，在去年五、六、七月，忙于反右整风，毛主席所提出的意见，所以暂时只好不谈。”周恩来讲话，从国内国际六个方面分析，认为毛泽东退职的选择时机是成熟的，顾虑是可以解释的。但对黄、陈和陈铭枢二信的判断却是：“所以现在提起两封信，很有必要。右派同我们是敌我矛盾，是怀有恶意的。黄、陈二老写信，表示忧虑，是出于善意，但这种忧虑是暂时的。说到最后，主席的考虑仍然是正确的。”毛泽东内心是真退还是假退，后来的历史作了很好的说明。刘少奇、周恩来内心是真想让毛泽东退职，但还要讲出许多“中国离不开毛主席”的理由，还是黄、陈更了解毛泽东，而陈铭枢则以假为真了。
199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陈铭枢回忆录》，基本没有涉及他1949年后的经历，但他给毛泽东的信却成了历史的重要文献。当时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相当复杂，民主党派高层人物忧国忧民，凡顺应世界潮流的建议，一般总与政治斗争发生冲突，常常为人利用，在那种政治内争中，不可能再有什么是非，中国当代历史的复杂性常常体现在这些细节中，传统政治讲权谋，现代政治讲诚信，陈铭枢用现代政治思维判断毛泽东的选择，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六、李慎之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
人在心情最灰暗的时候，总要设法选择一些能平衡自己内心波澜的活动，在中国文人身上，当对现实极度失望时，人们总能发现他们会把原来的热情转移到了其他学术方面，比如鲁迅会抄古碑、收乡贤旧籍或者留意汉画像等，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态度。1989年6月以后，李慎之先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李慎之先生和钱锺书同为无锡人，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处共事，平时也有交往。在心情最灰暗的时候，想到做这样一件事，固然是对钱锺书先生学问的敬佩，但更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判断相关。当时钱锺书有一首名为《阅世》的旧体诗，一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传诵。二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能记起当时朋友见面提到钱锺书这首诗的情景，真有往事历历在目之感：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李慎之先生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其心情当与这首诗的情绪相通，所以做起这样看似枯燥的事，也就兴味无穷了。李慎之先生曾在《胡乔木请钱锺书改诗种种》一文中提到过自己“曾收集过钱先生的译文，油印出来为学者示范”，就是现在这本《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我过去留意过这件东西，但一直没有见到，后来北京一位朋友得到了，知道我有此意，就痛快地送了我，我想从中判断李慎之先生当时做这件工作的心情。
《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是油印本，主要收集《谈艺录》和《管锥编》中的英文中译，其他外国文字翻译没有涉及。《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前面只留有李慎之先生一个简短的“编者前言”：钱锺书先生当代硕学，其博学多闻，覃思妙虑，并世罕俦。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国文字，顾先生鲜有译作，唯于著述中援引外国作家之语类多附注原文，学者于此得所取则。唯零金碎玉检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册，以便观览。后生末学得窥云中之一鳞，证月印于千江，则此帙之辑为不虚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据陈乐民先生《李慎之先生二三事》回忆，当时李先生还曾有把《谈艺录》《管锥编》中其他国家的文字，也汇辑出来的想法，但最后没有完成。这些东西，李先生也没有打算发表，只是油印若干份给同好者看看。
1998年，当时《万象》杂志出版后，同时还编辑一本《万象译事》，可惜只出了一本卷上，《万象》虽挂名在辽宁教育社出版，但主其事者是北京沈昌文和上海陆灏。《万象译事》中就收有李慎之先生编的《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注明是一部分，只是关于《谈艺录》中的内容，只有原编的四分之一，因为《管锥编》的内容更丰富。《万象》登载这一部分时，显然经过了李慎之先生的同意，因为“编者前言”前言下特别注意了“李慎之，一九八九年六月”。
一般关于钱锺书的研究史料中，对李慎之先生编辑的这个材料还不太注意，但如果我们理解钱锺书和李慎之当时的交往及当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判断当时李慎之先生的心情，这件学术工作中，寄托了李慎之先生对钱锺书先生的敬意，也反映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情绪。因为这个材料并没有完整出版，从保留史料的角度看，应当找机会把它完整印出来，这对以后钱锺书研究也是有好处的。
七、民盟高层右派的处理结果
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民盟是一个主要方面，或者说研究中国民盟的反右运动，也就是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如何使用行政部分的内部文件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以往关于中国的反右运动研究，多数没有直接使用原始文件，而是较多使用报刊中的史料，在相关档案未解密的情况下，这自然是不得已的选择，但研究者必须清晰意识到这种使用公开文献的局限，并努力去寻找原始的第一手文献。现代社会管理与传统社会管理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相关文件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所以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凡具体的历史事件，其实都具完整的文献基础，这就是文件。不过由于多数属于工作性质的文件，当时即有保密规定，有“阅后收回”的要求，所以一般研究者如果不细心留意，有时候不可能发现。这种性质的文件，只有见到实物才能判断它的价值，而在一般的研究文献索引中很难看到，因为它的流传范围有固定的对象。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高层（民盟中央候补中委以上）一共处理了多少名右派？这些右派处理的程度如何？具体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看不到原始文件，只凭后来的回忆录或者个别历史人物日记中的记载，有时候也解决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原始文件搜集的重要性，因为有了原始文件，有些历史事实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1958年1月下旬，反右运动结束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召开第17次（扩大）会议，专门总结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并对民盟高层右派做出处理，会议结束后，民盟中央办公厅以内部文件形式印发了会议专刊。这个会议专刊，以文件形式发到各地方民盟，目录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记录
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高崇民）
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在这个文件中，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决定，明确说明“本盟中央委员会内共查出右派分子59名，其中中央委员40名（包括副主席两名，中央常务委员11名），候补中央委员19名”。这59名右派分子名单如下：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沈志远、马哲民、郭翘然、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潘大逵、潘光旦、钱端升、韩兆鄂、王国松、王毅斋、刘王立明、朱裕璧、何公敢、吴景超、宋云彬、李士豪、李子健、李伯球、罗忠信、陈仁炳、陈敏之、陈新民、姜震中、范朴斋、张云川、张志和、许德瑗、彭文应、曾庶凡、费振东、黄琪翔、杨子恒、杨希尧、钱伟长、鲜英、王文光、丘克辉、吴春选、李康、李化方、李则纲、李健生、杜迈之、陈仰之、陈新桂、徐雪麈、浦熙修、张纪域、张广标、梁若麈、章振乾、陶大镛、陆钦墀、舒军在民盟中央处理的右派名单中，按当时的处理标准，各有不同，多数是撤销职务、保留盟籍、降职降薪，但也有监督劳动的，如彭文应、杜迈之、舒军等，最严重的是劳动教养，如李康。
对章伯钧的处理结论是：“撤销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降职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罗隆基的处理结论是：“撤销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费孝通的处理结论是：“撤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在处理右派的结论中，还有一条特别明显，就是在结论中明确建议：“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比如叶笃义、陈仁炳、李则纲、徐雪麈、李化方等。有些在地方的右派，民盟中央建议由地方具体处理，如对李健生的处理是：“撤销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销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建议：撤销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高崇民在民盟反右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当时的右派在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59人，约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全国各地民盟的右派到1957年底共有3378人，占全体盟员的10.5%。就右派在民盟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者统计，计有中委40人，占全体中委140人的28.5%，其中副主席2人，中常委11人，占中常委总数37人的35%；各省（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30人，占全部主委、副主委总人数100人的30%；各县（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总数230人的32%。
如果按反右运动设计者右派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5%的比例算，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基本是规定比例的六倍以上。在高崇民报告中，认为继续顽抗，决心把罪行带到棺材里去的是上海的彭文应，这可能也是他后来没有被改正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