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3月，沈东曙很快从山西招到一批学生。茅于轼对此异常重视，早上6点亲自到火车站迎接，70多岁的他全然不顾天气的寒冷。这件事让沈东曙很是感动，坚定不移地加入其中，成为富平学校年轻的校长。
2002年3月16日，富平学校首次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批只有50多名学生。大多数学员是茅于轼之前帮助的对象。然而，接下来的2003年，“非典”在我国大规模蔓延，国家采取了紧急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富平学校连续10个月都没有业务，造成了巨大亏损。
后来又发生了一场事故，富平学校还惹上了官司。同时，也唤起了社会对家政服务从业人员风险的关注。
2007年2月7日，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雷维菊给客户两岁的幼儿喂奶时，孩子出现呕吐，就在雷维菊到卫生间放脏衣服的时候，孩子从沙发上摔下来，抢救无效死亡。
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在我国社会保障各方面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家政的需求量又与日俱增，这种供需严重不平衡的条件下如何防范家政从业风险；另一方面，个人和企业缺乏应有的保护措施，社会环境也造成了私有企业的生存困难。
这件事情最终以富平学校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赔偿了对方50多万的损失而告终。但是这些困难都没有影响茅于轼扶贫的信心和决心，在帮助农民致富的道路上，这位老人依然义无反顾地前进着。
从创办至今，茅于轼先后往学校里贴了不少钱，但他仍乐此不疲。到目前为止，富平学校已经成功为社会输送了19 000余名家政服务员，学校在家政职业化方面作出的贡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的认可。
随着社会知名度的不断扩大，各种各样的荣誉也接踵而来：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优秀服务商、全国巾帼家政培训示范基地、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团体会员单位、北京市通州区培训先进单位、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常务理事单位、2004年先进民间组织、2007年北京市先进民间组织、2008年北京市先进民间组织等。
2008年，富平学校还荣获“壹基金”所创立的“壹基金典范工程奖”，得到了100万元奖金。
光环荣誉纷至沓来，茅于轼没有因此而放慢扶贫的脚步，而是把眼光投向了更为广大的农民身上。
8．土地与房价之辩
经济问题是一系列问题，各种经济现象之间都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比如房价问题，说到房价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土地。茅于轼认为，房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以土地拉动GDP上涨的主导作用，又加上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需求空间，导致了今天的房价居高不下。
茅于轼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现象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土地产权的不清晰以及政府对土地使用权的种种限制造成的。“18亿亩红线”的耕地保护政策更加给有土地审批权的政府部门提供了土地是否转换的口实和政策依据。在这个中间，由耕地到非耕地的转换环节会产生大量的腐败现象，这些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可能这一政策的出台会加剧房价由于土地供给不足而产生的暴涨。
对于土地问题，茅于轼主张将其推向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土地资源的各种配置，包括这块地是用做耕地、工业用地还是房地产开发。而这些的基本前提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即明确土地的产权，减少政府干预。
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现象，而作为经济学家的那部分人，更是看到了土地产权和政府过多干预这个本质。不单单是茅于轼，周其仁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也提出了土地产权明晰化的观点。可能正是茅于轼冒着全球粮食安全的大潮逆流而上，提出反对耕地红线才遭受了反对和攻击吧？我们相信，历史自有公论。
房价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巨大的需求，茅于轼还曾经提出“房价太高是因为部分老百姓太有钱了”这样的观点，同样引来一片非议之声。
茅于轼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政府的土地管制限制供给是一个方面，而旺盛的需求也构成了房价上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改革初期，中国的分配机制失衡，收入差距拉大，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的边缘，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对比较有钱。目前我国市场投资途径太过单一，对于有钱的那一部分人来讲，投资无门，所以大量的本该投资其他行业的钱就涌向了房地产，从而导致房价的上升。
基于这种认识，茅于轼言论中“不是开发商心黑”之类的词句自然不难理解。按照他的理解，作为中间环节的开发商自然不会也不应该是房价居高不下的始作俑者，然而这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认为是在替某个利益集团说话。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主张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良心，用客观的声音去说话。他还提出“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政府没有义务让每个人都拥有对房子的占有权，所以高调反对经济适用房建设。
茅于轼认为，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存在适用人口的判断问题，这期间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权力寻租空间极大，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回过头来，看这几年开着宝马住进经济适用房，大量经济房用于高价出租的闹剧全都印证了茅于轼的担忧。
如何做到“居者有其屋”？他大力主张政府的廉租房建设，但是同时却抛出“廉租房不应该建私人厕所”的言论，一时间引发了大量质疑，认为他存在对贫困人口的歧视。
事实上，茅于轼的看法是，廉租房是一种住房照顾政策，他主张按照以前“筒子楼”的模式建公共厕所。如果廉租房的居住条件与普通商品房一样的话，一方面对花了大价钱购买商品房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另外条件的优越会使得一部分人即使自身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也没有搬出廉租房的动力，从而造成廉租房作为一种过渡产品的不可持续性和监管成本的增加。
对于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务工人员，住房困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茅于轼提出给这些人“每户每年1万元住房补贴”的建议。
然而，这一提法引来各界的非议，有些人认为1万元的补贴在大城市能“买几块砖头”，也有人认为茅于轼不食人间烟火，根本不懂得农村务工人员的实际需求才提出了这样不可思议的观点。
对此，茅于轼认为这是一个可能相比廉租房更为优越的政府住房政策。廉租房建在哪里是政府说了算，但是上班的人到哪里租房是根据上班地点决定的。另外，把补助的形式变成钱可以增加房地产开放商和住房需求人员的市场行为，让“看不见的手”去自动调节住房的供需平衡。
总之，茅于轼对房价相关政策的提议都是围绕“市场主导”或“政府主导”哪个为核心的问题展开的，作为饱受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之苦的老一辈经济学者来说，提出这些开放性的观点也不足为奇。面对各种不同的声音，支持茅于轼的学者还是建议这些人不要急于下定论，而是要通过这些热议的观点多做些学习和思考，更好地理解各种社会经济现象。
9．均贫富的大同理想
人类从古至今都充满了对美好公平社会的向往，《晏子春秋》提出了朴素的均贫富的思想：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而更为我们熟知的是《论语》中的描述：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宁固守其穷也要追求公平的心态在我们的国民意识里已经深深扎根。
但是现实中的“贫富分化”往往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12世纪中叶起，侠义之盗罗宾汉的故事就开始在民间流传，作为“劫富济贫”的形象代言人，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心理，那就是“均贫富”。
在王权大于一切的封建统治时期，均贫富的概念是君王为了维护国家安定而实施的一种统治手段。到了近代，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美好社会的构想，共产主义的美好预期迅速占据了领导地位，成为几代人以及未来几十代人终身奋斗的一个坚定信念。新中国的建立正是广大人民众志成城，践行这一伟大理想的集中体现。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却迷茫了。过分迷信公平，使固有的“均贫富”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很多无辜的富人被无端地扣上“帽子”，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
作为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深知那种暴力“均贫富”的弊病。他结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很多温和均贫富的思想，在税制改革方面的提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茅于轼认为中国目前的税收体制需要进行改革，他主张税收的透明化和公平化，提出奥运奖金应该纳税以及国家领导人应该公开自己的税务缴纳情况等等。
在税率方面，茅于轼主张要加大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征收比重，同时降低其他税目，尤其是涉及企业经营的增值税、营业税等方面的征收比重。在他看来，个人所得税是一个很好的“劫富济贫”的手段，而其他涉及企业经营税负的减征不仅不会降低政府税收，反而会有所增加。理由是在现今企业高税负的运作模式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逃税、漏税情况，这是一个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现象，从税款征收与企业收益均衡的角度来看，这是政府强制力下的一个破坏平衡的体现。
相反，如果能把税收调整到一个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企业便不会冒着受法律制裁的危险去偷税、漏税，反而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2008年，当民众对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茅于轼提出个税起征点应该调高到8 000甚至更高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随着生活水平和收入的不断提高，原来的2 000元起征点已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最好的方式就是差别对待，根据实际情况权衡政策的灵活性。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的限制，现在实行的是个税一刀切的方式，他对这一方式表示了不认同。与此同时，茅于轼也提出调高个税起征点并不是税制改革的一个方向或者根本目的，最主要的是在税收结构上进行调整，从税收上鼓励企业的发展，减少政府的干预。
茅于轼经济上温柔的均贫富思想还体现在他的教育理念上。他曾经提出“中国大学的学费还不够高”、“穷人孩子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之类的观点，引起很大的轰动，反对者居多。在茅于轼看来，低学费表面上对穷人家的孩子有利，实际上是作为政府的教育补贴来讲，富人家的孩子搭了穷人家孩子的便车。如果提高学费，用更多的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资助形式去帮助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就可以起到教育上“劫富济贫”的目的。
此类均贫富的主张和看法非议颇多，但茅于轼并不为外界评论所动，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大同理想的践行者
离开一辈子后，他又回到了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上。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个地方的目击者。
——《尤利西斯》
茅于轼的一生跌宕起伏，波澜不断。从火车司机技术报国的理想到经济学家思想救国的转变，让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有些人甚至把他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正式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经济学，1993年与几位知名学者一同创立天则经济研究所。同时，茅于轼还相继担任了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一系列的重要社会职务，经济学巨匠的地位无可动摇。
然而，最让人钦佩的是茅于轼的社会威望和道德。有人说，经济学家是最会理财的，可是在夫人郑燕玲的眼中，茅于轼是最不会理财的一个人，到菜市场买菜，同样的价钱人家都是挑最新鲜的，而他却专拣剩的拿，还振振有词地说下到锅里又看不出来，一样可以吃的，那些人都是不容易的，要给予帮助。
到超市买东西，他专挑快过保质期的买，理由是不影响使用，万一没人买又过期了会给企业造成损失，办企业的人都是不容易的。此类的事情比比皆是，在很多人看来，茅于轼的行为简直就是一个傻子，可是茅于轼那将心比心、真诚关心他人的道德境界正是如此跃然呈现。
但是茅于轼的道德观却不是“利他主义”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了对道德观念的研究，提出了“功利主义”的道德解释，并且呼吁“理性的道德”，更关注道德的底线问题，而不是一味迷信道德的力量。
2011年1月14日，已经度过了自己82岁生日的茅于轼依然关心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回看茅于轼的人生历程，从苦难的前半生，到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经济人生，从简陋的住所到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其践行“大同理想”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