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有没有意义、价值？有什么样的意义、价值？儒佛两家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儒家认为人的生活是快乐的，人生是幸福的，主张“自乐其乐”、“乐知天命”。孔子非常乐观，他说：“仁者不忧”（《论语·宪问》），“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孔子对于弟子颜回坚持道德修养，能忍受物质生活的困苦，十分赞赏地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鼓吹安贫乐道的思想。孟子主张“与民同乐”，并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以家庭成员健存、个人内省不疚和教育天下英俊贤才为快乐。宋代儒者周敦颐据孔子的“乐以忘忧”和颜回的“不改其乐”，提出“孔颜乐处”，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幸福。
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佛教所讲的痛苦是受逼迫苦恼的意思，主要指生死轮回的痛苦。佛教从缘起、变化、无常的基本哲学观念出发，观察人间和人生，认为一切都在无常变化之中，人生没有快乐、幸福可言。佛典说：“危脆败坏，是名世间。”（《杂阿含经》卷9）世间一切都在变异破坏，所以世间一切皆苦。又说：“天下之苦，莫过有身。饥渴瞋恚****怨仇，皆因有身。身者众苦之本，祸患之源。”（《法句经》）由此佛教宣扬三苦、八苦说。三苦，指三类基本的苦恼。一是苦苦，即在受痛苦时的苦恼；二是坏苦，指快乐享受结束时的苦恼，所以有“乐即苦因”之说；三是行苦，指不苦不乐时，为无常变化的自然规律所苦恼，包括生、老、病、死在内。八苦即除生、老、病、死四苦外，再加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五阴盛苦。总之，在佛教看来，人的生命、生活就是苦，人世间是苦海无边，应当回头信佛，解脱苦难。
从儒佛对人的生活意义所作的判断来看，儒家侧重于从道德修养与事业成功的角度去揭示人生价值，如孔子以修成仁人君子为乐，孟子也以修身和教育为乐。佛教则着重从自然变化规律的作用去体察人生，从而得出低沉的结论。应当承认，儒佛两家对人生的一苦一乐判断，都有其合理内容，但又陷于绝对、片面。实际上，人生既有乐又有苦，是乐和苦的统一，重要的是要正确对待乐和苦。
（四）对于人的理想——佛圣境界的异趣
人的理想是什么？这也是儒佛两家着意探讨的问题。对于人生的理想价值，儒家以圣人为最高榜样，佛教则以涅槃成佛为理想境界。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道德是至上的，他提出“义以为上”、“仁者安仁”的命题。孔子所讲的义，其内容就是仁，仁被视为最高的道德范畴。孔子主张“安仁”，就是要安于仁而行之。董仲舒尊崇孔子，也提出“莫重于义”的价值观，认为道德具有最高的价值。儒家强调道德至上论，把道德价值看作理想价值。一个人具有崇高的道德，也就具有理想人格。儒家认为最高理想人格是“圣人”，其次是“仁人”。所谓圣人是具有崇高的道德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所谓仁人是能爱人者。怎样才能成就人生的理想价值？儒家提倡三不朽说，即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一个人理想价值的标准，也是一个人成功的途径。所谓“立德”，是指道德修养、人格不朽。所谓“立功”，是指事业、英名不朽。所谓“立言”，是指文章、学说不朽。三不朽说是强调人生应当道德高尚，有所创造，有所贡献。
佛教从人生是痛苦的价值判断出发，主张个人出家修行，成就为佛，进入涅槃境界。涅槃就是人的最高理想境界。涅槃的基本含义是灭除烦恼痛苦，超越生死，解脱自在。为了达到这种最高理想境界，佛教强调修习，先后提出“八正道”、“七科三十七道品”、“四摄”、“六度”等修持途径和方法。综括佛教的修行方法，主要是戒、定、慧三个方面，称为“三学”，是佛教信徒必须修持的三种基本学业。“戒”指戒律，是为了庄严操守，防止思想、言语和行为方面的过失。“定”即禅定，是调练心意，排除杂念，专心致志，观悟佛理。“慧”指智慧，是排除各种欲望和烦恼，专心探求佛理，获得佛教最高智慧。在三学中，慧是根本，极为重要；戒、定是方便，是获得慧的手段。只有获得智慧，才能获得最终的解脱，达到涅槃理想境界。
从儒家主张的人生理想价值来看，它是以道德修养和事业成就来衡量人的价值。它所讲的道德和事业虽有其特定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但又确有普遍意义，它所提倡的追求道德理想和献身精神在中国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佛教以解脱人的生死痛苦为目的，以超越世间、进入佛境为目标，这在基调上是与儒家的人生理想价值观不同的。应当承认，在这方面儒家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具有可贵的现实性品格，有利于推动人类的进步。不过，佛家重视智慧，以智慧作为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根本，这在理论思维上也有其合理之处。佛教所讲的慧是和道德方面的“善”分不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善就是慧，慧就是善，这又与儒家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五）对于人的生死——轻重观念的差别
儒佛两家对于人的生死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儒家重生轻死，佛教轻生重死。由对生死问题的不同看法，又必然引出在鬼神问题上的分歧。
儒家认为生死是自然现象，一切事物都有始有终，人也有生有死。由此对生和死分别持乐观和冷静的态度。人生是快乐、喜悦的，人死就是静息、安宁。孔子认为，一个人只要坚持道德实践，建功立业，就会自得其乐，感受到人生的幸福。以后的儒家也都持这种观点。儒家对人的死亡取顺乎自然的态度，据《荀子·大略》载，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大哉死乎！君子息矣，小人休焉。”人活着就应当努力，只有死才是静息。宋儒张载更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这种生则乐生、死则安死的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儒家重视人生，轻视人死，由此又排斥了灵魂鬼神之说。《论语·先进》载：“‘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认为，人应当求知生，不必求知死。他还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对服侍鬼神的一套毫无兴趣。南朝儒者范缜更是继承无神论的思想传统，著《神灭论》，猛烈地抨击佛教的灵魂不灭说。
佛教重视人死，即人死后的命运。佛教也有重视人的生命的一些言论，但其目的是为了修持，以求死后成佛。它重视人生是为了人死，为了人死之后的解脱。佛教大讲“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人死后将按照生前所作的善恶行为而转生为另一种生命形态，或转为鬼，或上升为神（佛），由此又推演出一套鬼神系统。
佛教的生死观和鬼神观受到了儒家学者的批判，这对于抵制宗教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广大汉族地区，宗教观念比较淡薄，是和儒家的重生轻死观念深入人心直接相关的。当然，儒家的生死观在原则上正确，不等于没有缺陷。孔子不求知死的态度，未必是全面的。对人死的看法是对人生看法的延续，也正是由于儒家对人死置而不论的态度，有利于佛教在这方面大加发挥，并获得了相当的同情者和拥护者。
三、儒佛人生价值观之同
儒佛人生价值观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同时也有着某些惊人的相近、相似乃至相同之处。这主要是对人的理想价值和道德价值的重视，在人的修养方法上的相似，以及对人的本性看法上比较一致。
（一）突出道德价值的重要意义
儒佛两家同以人为探讨对象，重视人生的理想，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并且都把道德价值视为理想价值的基础。认为有道德才有理想，道德就是理想。儒家甚至认为道德是最高理想。在儒家学者看来，就人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来说是道德，道德应是理想人格的最大价值。就维护社会生活安定和群体关系来说，主要靠道德和刑罚，而二者相比，道德贵于刑罚，“德教行而民康乐”、“法令极而民哀戚”（《大戴礼记·礼察》）。儒家强调人应当讲道德，有精神。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是重视物质生活需要；“义亦我所欲”，是重视精神生活需要。在二者不可得兼时，应当舍生取义，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在儒家重视道德价值思想的影响下，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志士仁人，为国为民英勇献身，是令人敬仰的。
佛教寻求人生的“真实”，追求超越生死，解脱成佛。这个“真实”，并不是从知识和科学方面讲的真实，而是从伦理道德方面讲的“善”。佛教认为成佛的前提是修持，不修持是不能成佛的。所谓修持，就是佛教的道德实践。在佛教徒中有这样的说法：“佛陀住世，以佛为师；佛陀灭后，以戒为师。”所有佛教徒都必须受戒、学戒、持戒。只有以戒为师，才能自度度人。戒，属于伦理道德规范。佛教的戒律有两重意义，一是止恶，二是生善。或者说，一是净化自身，二是利益群众。一方面防非止恶，远离思想言行的一切过患；另一方面是修善利他，积聚功德。佛法的总纲是戒、定、慧三学，佛法的修持次第是持戒修定，开发智慧，即由戒而生定，依定而发慧。戒被认为是定、慧的基础。前面说过，佛教很重视慧，把它看作是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根本，戒、定都以发慧为目的。也正如前文所说，慧就是善，慧实质上也属于道德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儒佛两家的基本道德规范也颇有相近之处。如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不仅有对应的关系，而且在某些含义上是可以沟通的。这实际上反映了维护古代社会安定和共同生活的需要，带有普遍意义。中国佛教还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孙绰：《喻道论》），高扬忠孝思想，竭力会通儒佛，与儒家伦理道德保持一致，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此外，儒佛的道德价值都有特定的内容和意义，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也是应当清醒认识到的。
（二）重视内向自律的修养方法
儒佛两家都重视人生的理想价值、精神价值、道德价值。由此也都重视修养，认为提高思想觉悟、培养高尚品德、完善理想人格、达到最高境界，必须坚持修养或修持。修养即修身养性。修持即修行，按照佛教教义去实行。修行也可以说是一种修养。儒佛两家在修养方法上的突出共同点是重内向、主自律，即都注重内向用功，律己甚严。儒家经典《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根本是“修身”。如何修身？在于“正心”、“诚意”。“正心”是端正心理活动，调节情感，正确思维。“诚意”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善良意志。正心、诚意都是内向用功，是内心修养的方法。儒家还提倡“慎独”，慎独就是靠理性的自律，严于律己，坚持原则。这种重视自我修养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佛教修行主要是持戒、禅定、直观。持戒是按照教义净化自己的心灵，使自身的言行合乎佛教道德。禅定是排除杂念，专心致志，体察佛理。直观是主体直接与观照对象合一，是一种内在体验。持戒、禅定和直观，实质上都是内心修养，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中国佛教各宗都盛谈心性，禅宗更是提倡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应当说，在修行方面，出家佛教徒对自身的要求是严格的，甚至是苛刻的。出家僧尼应奉行的戒条有250条，甚至348条之多，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儒佛的修养动机、目的、境界是不同的，在修养的具体方法上也并不都相同，但重视内向自律是相同的。应当承认，儒佛的修养方法是古代道德修养实践的理性总结，它们的具体内容当然不能吸取，但它们所包含的塑造理想人格的内向自律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三）强调先天本善的人性学说
儒佛两家都突出道德价值的意义，重视内向自律的修养，这就有一个道德如何形成的问题，即道德起源问题，也即善恶起源问题，从儒佛的人性学说来看，两家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人性善恶的起源，而且基本观点也是相当一致的。在人性问题上，儒家学派持性善论观点的有孟子、宋明理学家和戴震等人，持性恶论观点的主要是荀子，董仲舒持性有善有恶论，韩愈主性三品说。于此可见，儒家学派多数人是主张性善论的，而且这种学说的影响也最大。儒家论性善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孟子、戴震以“人之异于禽兽者”为性。孟子认为，人类有异于禽兽的本性就是人伦道德的自觉能动性。二是宋明理学家以“极本穷源之性”为人性，所谓“极本穷源之性”就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这也就是说，以世界本原作为人类本性。理学家还认为，“性即是理”，而理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这样，“五常之德”就是人的本性。儒家的这种理论成为其建立理想人格和“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论基础。
佛教劝人修行成佛。成佛是否可能？其根据何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佛教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佛教各派都着重探讨这个问题，形成了“佛性”说。“佛”是指觉悟，“性”是不变的意思，“佛性”就是觉悟成佛的根据、可能性。佛教的佛性论相当于通常所说的人性论，更确切地说，相当于性善论。大乘佛教多数经典都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不仅如此，连其他众生如猫狗等动物也有佛性，也能成佛。有的中国佛教学者甚至认为草木瓦石也有佛性。同时，也有些佛典主张，一部分人由于根器的局限，即使勤修也不能成佛。这和少数儒家学者所主张的性恶论是相通的。但是这种主张不太流行，在中国几乎遭到佛教学者的普遍反对。还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一些派别也视佛性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即佛性是众生本性和世界本原的统一物，这和宋明理学家的思维理路是一致的。
性善论是儒佛两家人性论的主流，它在理论上是片面的，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应当说，人性本是无善无恶的，而在后天则可善可恶。儒佛两家都探讨了道德起源问题，承认人有同类意识，肯定人具有思维能力和自觉能动性，这在认识史上是有理论价值的。
综上所述，似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看法：
第一，儒佛的人生价值观各有侧重，有异有同，它们的区别又是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待人生现实方面的问题，如在人的地位、生命、生活、理想境界、生死等问题上，表现出两家在价值取向上的鲜明对立；而在对待人生道德方面的问题，如道德理想、道德修养方法、道德起源等等，又表现出两家在价值取向上的惊人相似。同时，在人生的最高理想价值方面，两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截然对立，但在重视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实现理想价值的方法上又有相当的一致性。这种交叉现象，表明双方的异同是相对的。它们的人生价值观是古代东方学者对人类自我反思的认识成果，是力求达到人的自觉和理想的历史尝试。
第二，儒佛的人生价值观是古代人生学说的两大不同类型。两相比较，双方的相异是主要的，相同是次要的。儒佛人生价值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儒主现实主义，佛主出世主义，由此引生出一系列的具体差异。这也是外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从汉代至清代，一直受到绝大多数儒家学者排拒的根本原因。应当承认，现实主义和出世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各自适应了不同人群的需要，这是儒佛两家学说在当今仍然有重大影响的原因。但是在中国，自汉代以来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佛教则大体上发挥了配角的作用，而且越来越向儒家靠拢。在确立个人的道德意识和建设人间的理想社会方面，佛学越来越向儒学趋同。出现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显然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和特点中去寻找。
第三，儒佛的人生价值观既有需要否定的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佛教的出世主义、儒家的等级观念以及两家轻视或忽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主张，是不可取的。儒佛两家重视人格理想、道德价值和精神生活，也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因素，值得有分析地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