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的网络传播研究概况
不少学者将互联网的起源追溯到1969年，但很长时间里网络只在一个范围有限的圈子里成为少数技术精英相互联系和合作的渠道。据Robert H．Zakon收集的资料，到1982年5月，连接到互联网上的主机只有235台。1982年，美国国防通信局（DCA）宣布采用TCP／IP协议作为电脑通信标准，1983年，美国加州大学的科研人员将TCP／IP软件集成到Unix系统中，使运行Unix的计算机可以方便地互联构成网络，由此，因特网才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早期因特网的浓厚官方背景使它只在一个精选的有限范围内发展，于是，一些被排除在政府网络体制之外的电脑高手设法建立自己的系统，开始了一种更具民间色彩的网络沟通。较早的一个线上电脑论坛是“使用者网络”（Usenet），诞生于1979年，由3位大学生创办，很快便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电子交谈系统。1983年，Tom．Jennings设计出可以在个人电脑上张贴布告栏的系统，这成为后来著名的原创性网络Fidonet的起源。随着个人电脑技术和网络沟通能力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这种借助电脑中介所进行的沟通已经呈现蓬勃景象，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说，当时有几百万电脑使用者在利用这种原先不属于因特网的“民间”网络。90年代，这些网络被整合进因特网。并更进一步扩张。
随着网络交流的日益活跃和广泛渗透，人们对网络的关注也从最初的纯技术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笔者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翻译著作（文章）、网上搜索的相关材料和对两本英文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的不完全检阅，英、美等国的网络传播研究大致可以说是从三个相互联系的角度展开：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网络上的社会交往行为；二是从政治法律的角度，关注网络传播对现有社会规范体系的影响和改造；三是从与传统媒介的传播活动相参照的角度，关注网络传播对信息传播活动带来的变化及其特点。但这三个角度并不是完全割裂，如果从最终指向来说，他们关注的则都是网络传播对于现实社会过程的影响。
虚拟社会交往研究的一个早期开创者是霍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他出身编辑，对技术发展一直十分关注，1984年参与创建在线讨论系统（conferencing systems）The Well，一些电脑使用者由之而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莱因戈德是较早把网络交流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系统观察和研究的人之一。1991年，他出版《虚拟现实》一书，记述他在虚拟世界的种种奇险经历。但是，他在1993年出版的《虚拟社群》更具学术价值，并且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这本书带有人类学研究色彩，主要通过对The Well的参与式观察，莱因戈德展示了网络上人们的交流状况和关系图景。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线上亚文化，人们利用网络的目的多种多样，线上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也许我们可以说，网络交流（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作CMC）是继无线电连续剧和日间肥皂剧之后，帮助人们逃避现实的另一种伟大媒介，但是，CMC本身却包含着一种潜在力量，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这种技术能够被利用，它就必然会创造出虚拟社区，并且对人们的信仰和理解产生影响。莱因戈德认为，网络交流将从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首先，在媒介饱和年代，CMC将重新塑造人们的个性和情感；其次，传统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个对个的交流基础上，而CMC提供的是多对多模式，因而也将对群体观念和人际关系构成挑战；最后，则是对民主政治社会的影响。CMC挑战了权力集团对传播媒介的垄断，并有望使建立在市民参与基础上的民主政治重焕生机。
莱因戈德的开创性研究极具启迪性，生动的故事构成著作的主体，因而在理论的深度探析上显得分量不够。但是，他的著作却大体上为后来的研究和争论设置了一个框架。卡斯特曾对有关虚拟社会交往行为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一是乐观主义的期待，以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tehell）和谢里·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观点为代表，强调网络传播产生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并将与新的都市生活环境相适应。一派则体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以马克·斯卢卡（Mark slouka）和法国社会学家多米尼克·沃尔顿（Dominique Wolton）为代表，认为电脑带来社会关系的非人性化。也有些经验的研究指出。互联网的使用加剧了人的孤独、疏离感，甚至是沮丧的感觉。第三派的观点带有某种折中主义色彩，但实际上基于更为广泛的资料来源，以威尔曼（Barlry Wellman）及其同事在1996—1999年间的系列论文为代表，认为虚拟社群独立于现实社群之外，与之互动，但并不对立。威尔曼认为，维系社会网络的方法有很多种，以地域为根据的现实社群只是其中一种，而通过互联网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则提供另一种选择。不过，威尔曼的观点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乐观，他认为，在这个似乎是日趋个人化和人际关系冷漠化的社会，互联网可能会对增强社会联系有所裨益。
根据笔者在亚马逊网站所获资料，近几年关于网络社会交往研究的著述还体现出一些新的角度和倾向。1997年琼斯主编《虚拟文化》，收集11篇传播学者的论文，从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角度切入，来探讨网络社群和网络交流的影响和缺陷。1998年史密斯和克劳科主编《赛博社群》，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网络空间的身份、网络空间的规范和控制、线上社群的结构和动力，以及集体行为中的赛博社群。2003年威尔曼和海森斯威特主编《日常生活中的因特网》，提出一个基本理念，即因特网已经从一个神奇的具有魔力的事物变成了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尽管它很重要，但并不殊异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物。这本书收集的论文从日常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角度，探索因特网如何影响社会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讨论题目涉及因特网对友谊的冲击，对志愿组织、对家庭关系、同事、同学关系的影响，时间分配等。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心，特别是搜索引擎和信息屏蔽技术，使一些学者意识到网络在促进人们的交流和联系时，也存在隔绝交流的潜在危险。在1996年提交第17届国际信息秩序会议的论文中，Marshall Van Alstyne和Eric Brynjolfsson认为，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突破地理的障碍而进行，但由于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个有限的常数，而且人们在接触信息和建立联系时会体现出一定的偏好，所以，网络传播带来的未必是地球村，而只是人们交流方式的一种转换，从原先地域性交流转变为以共同兴趣和偏好为基础的交流。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网络交流的这种隔绝性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则更值得关注和忧虑。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深入探讨了网络传播所带来的民主困境。他通过对60个政治网站的随机研究发现，大部分网站都不提供与自己意见相左网站的链接，而网络上的圈内传播确实容易造成群体意见极端化倾向。桑斯坦在书中强调了经验分享和相左意见的接触对于防止激化和整合社会的意义，并细致分析了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消费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干预的原则和界限。他得出的结论是，对于网络以及其他传播技术的应用不加规范是不现实也是不恰当的，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更为主动的角色。网络传播对现行的法律伦理乃至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伊斯顿通过对1993—1994年间围绕加拿大轰动性刑事案件“伯那多案”的争议和报道进行的个案研究认为，尽管网上新闻小组泄露了案件的大部分情节。但法院的应对行动相当有效。就此案来说，网上信息的跨国传播并未影响加拿大基本的法律价值观，但互联网对其他价值系统（社会、政治）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从积极的角度。也有不少学者发现网络传播促进了公共交流。坦勒对1998年智利人围绕前总统皮诺切特被捕一事的网上讨论进行了个案研究。她发现线上论坛具有与公共领域理论相关的四个特点，即可接近性、自由交流、协商结构和公众理性，因而构成公共空间，论坛参与者的争论不仅形成了一致舆论，而且产生了对过去时代的集体记忆。线上论坛由此而成为智利人重新和解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Dhavan Shah等人的研究发现。网络的使用时间与人们对公共活动和公民志愿活动的参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他们检测了网络使用频度与非正式社会交往、公共事务参与、公民志愿活动参与等三种社区行为的关系，没有证据表明时间被从后者转移到了前者的使用上。不过，在许多人都视互联网为恢复民主政治的工具时，英国学者莫根姆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互联网影响的分析却比较悲观。他认为英国的政治竞选已经由政治论战转变为由一组专家运用最老练的劝服技术进行紧密控制的公开展示，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是被动的，仅能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发表意见。而互联网的应用使政党内沟通更加直接，增强政党竞选工作的专业化，强化了精英群体对政治传播和政治议程的控制和协调。他认为那些由分散的公民团体和边缘政党所设立的网站对英国主流政治行为只有一些边缘的和零星的冲击，而如果希望互联网能够改变政治行为，那么首先是需要国家的政治体系结构和文化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Galley的一项实证研究则发现，尽管因特网为市民与政治领袖的人际互动提供了可能，但大多数政治竞选都不愿意使用因特网的人际互动（human interaction）功能，而更喜欢媒介互动（media interaction），因为前者可能损害他们对竞选信息的控制，并给竞选传播带来不确定性。
从新闻和大众传播学角度对互联网的研究相对滞后。1993和1994年的《传播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没有刊登一篇有关网络的论文。该杂志1996年第1期刊登专题讨论“the Net”，学者们一方面是高声疾呼传播学者要重视研究因特网，一方面则是尝试为网络传播研究建立理论分析的框架。美国学者Newhagen和以色列学者Rafaeli围绕“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研究因特网”展开对话，他们从网络传播的特点出发，谈到因特网研究给媒介效果研究、使用与满足研究以及媒介接近性研究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Morris和Ogan认为，在过去两年中。大众传播学者不仅忽略了因特网，而且忽略了全部的网络交流（CMC）领域。他们呼吁要把因特网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来看待，并且放在与其他大众媒介相联系的背景上来理解，如此将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大众传播理论假说和范畴，甚至有可能发现观照传统媒介的新视角。不过，和任何一种传统媒介不一样的地方是，因特网不是一个单一的媒介，它实际上为基于个人、团体和大众基础上的传播提供了一系列的工具，所以，December的论文对因特网传播研究所牵涉到的一系列分析单位进行界定，如因特网电脑中介传播、媒介空间、媒介对象等。
实际上，网络传播已经对传统媒介的新闻报道和议程设置带来了微妙的变化。McCoy从“新闻纠正”（news repair）的角度对1996年轰动全美的新闻个案“黑色联盟”报道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条由地方报纸发起的报道最初并没有吸引主流媒体的注意，网络传播使之产生全国性影响，从而挑战了传统的全国性报纸在重大报道上的权威地位。McCoy认为“新闻纠正”在这个案例中其实是确认了全国性报纸对地方性报纸的传统优势地位，不过，尽管如此，为“新闻纠正”制造需要和机会的是网络传播，所以，McCoy认为这个案例标志着网络传播侵蚀传统媒体权威的第一步。从与传统媒体相比较的角度。学者们对网络传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网络可以用来促进公共表达，因为传统媒介是零和媒介，用过多的篇幅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必然要损害信息的传递，而网络传播克服了这一难题。但是。Singer对2000年大选期间美国15家主流报纸网站的调查却发现，网站编辑们首先强调的是网络可以提供更快更丰富的信息，尽管他们认为网络可以用来促进政治讨论，但是在网站的实际运作中，不管是互动性还是多媒体呈现都没有被编辑们作为主要目标来追求，也不被认为是成功的。不过。Singer认为这是编辑们仍然在延续传统媒体的思维模式，没有充分意识到网络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Ekstrand调查了美国50家发行量最高的日报的网站，从法律的角度对其单方面制定的新闻用户协议内容进行分析，认为这类网络协议意味着用户获得新闻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过去的购买新闻转变为现在的通过协议来获得接近新闻的权利。而这些协议的许多条款强化了网站拥有者的权利，并且通过种种限制对网上的新闻价值和表达自由构成潜在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