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北华捷报》援引“探险者”的文章，所作的连续报道风传到甘肃，在总督府和织呢局内部引起轩然大波。无论是官员还是织呢局负责人和洋总办、监工都坐不住了。他们觉得美思尼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读者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必须从各个方面说明羊毛的具体情况。商量了一阵，就以总监的名义给《北华捷报》的编者写了一封长信。信是这样写的：《北华捷报》编者鉴：我们从友人某君处听说，有一位美思尼先生数月前在贵报发表了一篇记载本织呢局的文章，虽然没有看见他的原文，但听说美思尼先生诽语甚多。我们现在想占贵报篇幅说几句话，以便使读者对本局得一正确的印象。
如众所周知，中国的羊毛当然不如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羊毛，品质也不如德国的羊毛。因此很难希望本局的产品能比得上外洋输入品。
接下来，信中对机器及水源问题作了如下解释：4000箱机器的最后一批，于1880年5月运抵此间，本厂遂于9月16日开工。安装工作在五个月内完成，时间不能算长，因为有些机件在路上损坏了，又有些浸了雨着了霜。五个德国技师和一个工头被聘来到此地教导纺织，那位工头后来因合同期满，业已回国。
信中详细介绍了机器种类、布局及运转情况后，写道：美思尼先生旅行西北，于2月10日到达兰州；他看见了开工情况，但当时产呢较少，因为临时缺水。后来我们又凿了一口深井，水源问题便解决了；自此（即1881年2月底）以后，本厂每日产呢8匹，每匹长50华尺，宽5华尺。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左爵相和杨督宪的称赞。此外，我们觉得中国官员们没有什么令人不满之处，他们竭尽全力来协助工作，对我们所提的正常要求经常同意。
信的最后一段写的是对美思尼的看法：美思尼先生的文章并非报道正确情况，而显然不过是对本厂中外人士表示不满而已。美思尼先生16岁即离欧来华，以往二十年均在滇黔两省为中国训练军队。
我们不知道美思尼先生从何处获得了织呢的知识，竟能在路过此间仅停留12日后，即在贵报对读者写出那样详细的报道？信的落款是：兰州织呢局总监工李德、满德同启。兰州府七月二十五日
这李德、满德两人是织呢局从德国请来的总管，也叫总监工。
其实，美思尼来兰之前，大清国杂志于1881年1月3日刊登通讯员发自汉口的一篇通讯中就预言，等到明年外国雇员合同期满后，这兰州织呢局很可能不久即将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这篇通讯指出，兰州织呢局有很多缺陷：
（一）羊毛很粗很杂，弄得每天得雇40个人挑拣羊毛，每天只能拣两磅。因此在织成呢布以前，羊毛的成本已经很贵。100斤羊毛中只有10斤能织上等呢；20斤能织次等呢；50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这种毡毯在内地几乎无人使用；剩余的20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
（二）道路很坏，虽然比以前好多了，每10里设一站，立了路牌，常叫兵勇们修路。
（三）水源不足，能找到的一点水也含着碱，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很黯淡。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10匹呢布，每匹长18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
负责的官员们对此则漠不关心。
（四）虽然努力建成了厂，但兰州织呢局的产品，不管在品质上或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兰州的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
眼下探险者的文章一出来，织呢局的命运更加坎坷。
想当初，总督左宗棠在畜牧地区的中心设厂，一心想开发西北羊毛资源，为民兴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办织呢局，实指望这个企业为甘肃人民带来效益，成为培养本土人才的摇篮，进而推广到全国去。甚至在他升任清廷军机大臣，调任两江总督的日子里，还念念不忘兰州织呢局的营运与发展。谁知左大人苦心开拓的事业，步履如此艰难。
织呢局的日子每况愈下。产品销不出去，入不敷出，亏损严重，难以维持；机器坏了无从维修；官办企业，大小委员就有10人，开支亦繁；本地人都穿棉布，不兴呢布，贩运到外省，运费又贵，不合算；加之俄国人输入便宜的毛织品冲击市场，企业就像处在四面楚歌中。随着洋匠和总办局务的委员先后辞职，只好停织了。
又是一个春去秋来的季节，秋风从远方带来了又一缕惆怅。
光绪九年（1883年）八月十七日，《北华捷报》刊出消息：据说兰州府的织呢局已由新任总督谭钟麟下令停办。这是左宗棠三年前倡议创办的工厂，原打算开工能够盈利的。
《北华捷报》的评论是，左宗棠曾花费了很多钱，购到了最好的用本地羊毛织呢的机器；也曾盖了合适的厂房，安装机器后每日能产呢10至12匹；并且特别聘了七八个德国技师来教导本地工人以近代纺织的技术。但由于翻译人员没有能力，教导工作很困难；局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于是情况便很不能令人满意。
10月24日，《北华捷报》跟踪报道：兰州织呢局这个企业，奋斗了五六年之后，证明完全失败。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运输道路恶劣，产品没有销售市场，这些合起来，使得这个企业无法成功。除了这些不利条件外，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于是这座工厂现在已经放弃了。
有学者把兰州织呢局的失败归结为六句话：牧场未立，风气未开，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太重，不利行销。
由此可见，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水平还远远达不到企业本身的要求，加上左大人一走，好像天时地利人和也跟着走了。
无论如何，甘肃制呢局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毛织工厂，它开创了中国近代毛纺工业的先河，左宗棠、赖长等人无疑是发展中国近代织呢业的先驱者。是他们为一百年后兰州这座工业城市的兴起播下了种子。
织呢局尽管“昙花一现”，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第一个织呢局不在首都，也不在上海、汉口，却偏偏诞生在黄河上游皋兰山下的兰州城。
兰州道彭英甲拨亮工业文明之灯比利时人帮办官金厂洋蜡胰子厂
左宗棠时期开创的兰州工业文明闪闪发光的一幕早已随风沙而去。
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正值清政府“实行新政”、“预备立宪”之时，一位名叫彭英甲的人当上了兰州道。从此，兰州兴办工业的第二幕戏拉开了帷幕。
彭英甲，字炳东，号铁函，奉天承德（今辽宁沈阳）人。早年在北洋和辽宁办过涉外事务，曾受西方技术训练，对经济学也有研究，是个有才干且务实的清朝官员。他认为：“海禁大开，而后识时务者竟言生财矣。”
“甘肃之广大，物产亦尚富饶，筹措岂遂无方，乃复潜心考究，默察情形，始知财力之艰，非由于地方之瘠苦，实由于实业之不兴。故步自封，又何怪财力之困难乎？”他一眼就看到了兰州的战略地位与甘肃的资源优势，认为这里地瘠民贫，开办实业应该从见效快的织呢等工业入手。
同年闰四月十六日，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成立。陕甘总督升允让兰州道彭英甲兼任农工商矿总局总办。彭英甲踌躇满志，即于5月着手整修贡院，创办劝工厂。（1875年左宗棠创建的甘肃贡院，在兰州城西萃英门，即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现址。贡院主建筑“至公堂”及左氏亲自题写的匾额及楹联今犹在。）劝工厂的意思是“局中开厂，厂中分科”。彭英甲说，劝工厂之设，旨在兴利惠工，讲求土货制造，以示提倡，开风气、保利权，塞漏厄为要义。
劝工厂成立后，开办了四家工厂：绸缎厂、玻璃厂、织布厂、栽绒厂。
绸缎厂下设络丝、染练、织造三个科；玻璃厂下设吹科、平光等三科；织布厂下设牵经、纺纱、织布、染色四科；栽绒厂下设弹毛、纺线、染色、栽绒四科。
织绸缎的丝料暂时从外省采购，计划在省内逐渐种桑养蚕，解决原料问题。玻璃厂的原料就地取材，先造平板玻璃。兰州石英石储量大，应开发。织布厂的织机是用传统木质机改良应用的。棉花暂时靠外省供给。打算由局采办棉籽，分发给适宜种棉的各县种植棉花，逐步实现原料自给。栽绒厂，因本省已有这方面的基础，设厂后注重花纹新颖，提高质量。
各厂的技师，由省外聘请，学徒是就地招收的。同年10月，彭英甲聘比利时人林阿德试办甘肃矿务，并兼任甘肃矿务学堂教员，给林阿德的月薪是白银340两。
林阿德是比利时参赞，其父林辅臣来华多年，并娶了中国女子为妻。此前林辅臣于1905年得到陕甘总督升允的指示，拟开办玉门石油矿产，制造洋蜡、洋胰（肥皂）；准其种植糖萝卜、葡萄等，计划用来造萝卜糖、葡萄酒。还议定，成立造油、造烛、造糖、造酒各公司。由林辅臣担任该公司总办。双方签订合同后，林辅臣回比利时购置机器，招雇工匠。不料，林辅臣返甘途中在陕西病故。
林阿德继承父志，来甘履行合同。他带着机件和父亲从比利时招聘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到达兰州，其中有五金化验师贺尔慈、纺织师穆赍、路矿工程师戴世拨。
林阿德一行到兰之时，农工商矿总局已经成立，便由总办彭英甲接见林阿德。
林阿德没有想到，从此他在兰州一呆就是6年，还娶了一位姓张的兰州姑娘做新娘。彭英甲决计要拨亮兰州工业文明之灯。他主张利权不外溢，决定废除与林阿德之父订立的合同，与林阿德另行订立新办各业的合同。新办的各业不再成立公司，不招洋股，更不要林阿德参加私股。
12月间，农工商矿总局会同藩司、臬司与比利时人林阿德等签订合同。具体有《定购比国铜矿机器合同》、《定购比国淘金机器合同》、《延聘比国化验师合同》、《延聘比国机器匠合同》、《延聘英国化铜分铜工师合同》、《延聘吕宋国化铜匠合同》等。由林氏包购铜矿、淘金、织呢三种机器。一部铜矿机器，包括所有应用机器全部及运费（由邮购地到天津）共计白银28万两；一部淘金机器和添置织呢机件连同运费，共计白银12万两。
关于价款交付问题，合同规定：在上项机器到达甘肃工地安装齐全，织呢局每日确能织呢50丈，淘金机器每月确能出金20两，直至开工办理三个月之后，一无差错时，全部交清。具体交款方式是：所定合同经奉旨批准后交银2万两；机器由比利时启运时交银2万两；安装生产三个月后交银8万两。铜矿机器价款，规定待机器运到工地安装齐全，开工生产，每日确能出产红铜1万斤，一年后省方获有利润，才将价银陆续付清。
从这些合同的条款中看得出，跟洋人打交道的兰州道兼农工商矿总局总办的彭英甲显得何等精明。
彭英甲和甘肃布政使丰伸泰、按察使白遇道一起与林阿德签订由林代购挖金挖铜机械合同的同时，成立了甘肃官金铜厂。本想在白银凤凰山建官金厂官铜厂，后来说是凤凰山没有燃料，不宜建厂，又选定在窑街筹建。
与此同时，彭英甲认为，甘肃盛产羊牛皮，应加工利用才是，他想到了洋务运动中左宗棠在兰州创办的两局。于是，他上书朝廷，建议恢复织呢局，振兴民族工业，对抗洋货。
彭英甲先请来兰的比利时纺织工程师穆赍详细检查原有的旧机器。发现洗毛机等机件不全，机器多处锈损，彭即配购新机，派人设局，修茸房屋，擦洗旧机器。雇请外国工匠5人，招入230余人，于1908年9月投产。投产后，正式聘穆赍担任织呢局总工程师，任期三年，月薪450两银子。雇用比利时人那班瓦为纺织工匠，月薪300两银子。专营机器的工匠也是比利时人，名叫克比亚，月薪250两银子。织呢工匠叫勒那，染色工匠叫瓦能克，刮绒工匠叫黎克，这三个人的月薪均为250两银子。
洋工程师、洋匠和华人工匠一起安装机器，逐步试车。1909年5月，织呢厂所有大小机器60多件都先后安装试车。至6月间，就陆续生产出各色粗细呢料。剔出的粗毛，另外加工成各种洋毯。恢复织呢局所需的机器等各种费用，共计花去白银12．6万两。织呢局日产毛呢50匹左右。
1907年8月，彭将左宗棠创建的兰州制造局，由通远门外（今畅家巷）迁到小仓子（兰园南门稍东），更名兰州机器局，恢复生产。
局内设正办、帮办各1人，有工匠、艺徒113人，比利时工匠6人。每年拨白银8200两作为经费，修造枪炮弹药。
在窑街筹建的官金厂，于1910年建成厂房，机器陆续运到。
办这个金厂，耗银120多万两。厂区分金、铜、铁三厂，设有化验、分析等机构。厂房是按照工序，构成斜坡式的层楼，上下各层各部的机器，顺序安装，一共是九级。试车之后，证明全部机器良好，每日可产黄金20两以上。但经过仔细核算，发现成本过高，赔累过巨。
当时市面上的黄金价是每两售白银30两左右，淘金厂出的黄金，以成本计算，比市价高出数倍，生产得越多，亏损越大。彭英甲追究原因。化验师没有责任，化验结果正确无误。又考虑是否机器有问题，查的结果是，机器功能确属优良，不是林阿德的责任。查来查去，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是挖采矿石和运输的费用及管理费用过高，加大了成本。无奈，只好停产。
铜厂的设备齐全，机器也是按序安装的。彭英甲办铜厂的初衷是为地方造福。虽然开炼后，日产铜2万多斤，但因选择的矿藏含铜量低，铜厂也没成功。
开办的皋兰官铁厂，建在黄河北岸，也因含铁量低，成本太高而停办。
彭英甲几多无奈，就看1908年冬开始筹办的洋蜡胰子厂了。
办洋蜡胰子厂是基于甘肃畜牧业发达，牛羊油资源丰富，生产烛皂原料充足，由陕甘总督升允批准办的。这个工厂建在甘肃贡院（萃英门）外西北隅，北傍黄河，西邻白云观。
花了一万两白银，由林阿德订购的全套机器于1909年7月运到兰州。8月16日动工修建，买下一座旧店房，添购了些木料。1910年3月底厂房竣工，开始安装机器。负责安装机器的技术人员是从织呢局请来的洋人克的亚。
厂子筑有40余丈长的围墙，有机器秋千房23间，接待室3间，大门楼秋千房1间，门房2间，员司住房6间，工匠学徒寝室7间，厨房4间，楼房2间，南向偏门1间。还造了一座大烟囱，一眼砖箍水井。
工厂一边招募艺徒，一边派人采办原料。
原定由北京方面聘请四川举人张明远当教习，但没有到职，就只好由甘肃织呢局洋工匠瓦能克暂行代理，指导学徒造蜡烛造肥皂。
同时聘请比利时技师2人，西班牙助理1人，给这些人的月薪是数百两白银。
建厂、买机器、开办费等等总共折合白银2万多两。这些资金主要是由彭英甲主持的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和甘肃洋务总局拨支。设备安装还算顺利。抽水机、汽锅、化油汽锅、熬胰大锅、蓄水大锅、制蜡机、缠线眼机、挤胚机、切胰机、盛胰子的铁板活箱、滤胰筛、箱模规床，还有转运胰子的机器推车等等，全部搞定。这些名堂繁多的机器和大锅大箱子，在洋人眼里不以为然，而在兰州却是第一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