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农民收入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相对于城市居民，总体收入还比较低，农民依然是我国社会收入最低、生活境况最差的一个群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问题变得非常严峻：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另一方面农民负担日趋沉重，为此，中央出台了许多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如调整农业结构、垄断粮食市场、以保护价收购粮食、鼓励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等。但这些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农业税及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将彻底减轻农民负担，在短期内对增加农民收入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庆阳市工业化水平低，总体上还是以农业、农村经济为主体的地区，提高农民收入不仅有效地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是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在这一方面，比发达地区产生的效果更为明显。
10．1全面认识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过重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制约因素之一，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将彻底减轻农民负担。全面认识改革前农民负担的真实情况，对成功推进这项关系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关系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有积极的作用。
一、全面、客观地判断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过重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早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如何准确、客观地衡量农民负担的轻重却是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仅以统计数据所显示的对农民各项收费的增长率快于农民纯收入增长率，或者农民负担超过了上年纯收入5％的事实，都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到农民以"负担"的方式为全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农民负担（显性负担）总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超出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部分，这是不合法的负担，也是许多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而深恶痛绝要求减下来的负担。其二，符合《农民负担条例》所规定的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5％以内的部分，应该说这是合法的负担，但略加分析，这些合法负担有相当部分是不合理的，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这部分负担的大小取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高低，因此，判断农民负担的高低应该正视如下几点有关农民收入的基本事实：①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资料显示，全国城乡居民年平均收入之比，1978年为2．57：1，1984．年减少为1．7：1，1996年又扩大为2．2：1，1997年为2．47：1，2002年仅高达3．11：1。城镇居民还有各种无法统计的"灰色收入"，享受国家优惠的福利、保障待遇，而城镇居民除了每月八百元以上部分起征个人所得税以外，基本没有其他额外负担。当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收入报酬应当有所差异，这是按劳分配的必然体现，但绝不能成为农民承担不合理、不公平负担的理由。②农业内部农户间收入差距亦在扩大。一个年收入几十万的种养大户可以把一个村的人均纯收入提高几倍，而每户农民的负担数额是依据平均收入水平确定的，由此造成税赋不均，富人负担畸轻，穷人负担畸重，对一户富人来说增加百元负担可以轻松地承受，但对一户低收入的穷人增加几十元负担足以使本已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③农民纯收入不同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城镇居民的全部收入主要职能用于生活消费，而农民收入首先要保证下一年度的农业再生产投入，剩余部分除用于一般生活消费而外，还需应付生老病死等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城乡居民年收入可比部分的差距较之统计资料显示的数据应更大。④显示农民收入的统计数字已偏离了农民的真实收入，早已不是秘密的"水平"人为地抬高了农民收入，使国家制定的限制农民负担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5％的标准形同虚设。早在1996年，钟甫宁曾对我国肉类生产消费统计数字做过分析，结果是"目前，肉类生产统计数据中累积的水分有一半左右"，"可以推断，林、牧、副、渔的生产统计数字也同样被高估了。"由于当时农民收入的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粮食以外的农副产品，农副产品产量的高估无疑人为抬高了农民收入。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自称已实现小康水平的地区，仅然是依靠数字堆砌起来的坑害农民的"政绩小康"。（1999年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曾有过这样的报道，由此，农民的真实收入远非统计数字显示的那样乐观，这一现象是各地普遍存在的，所以，引用统计数据说明农民收入及农民负担的高低，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的。⑤国家以行政手段或偏低的价格收购农产品，农民以不断上涨的价格购买日用工业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以及在产品收购中普遍存在的压级压价的事实，使农民在市场交换中始终处于利益流失的被动境地，构成了无法统计的农民不得不承受的隐性负担。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收入之低，负担之重是难以用显而易见的统计数字衡量的，收入与负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收入增长较快的年份，承受负担的能力增大，收入增长缓慢、停滞的年份，负担矛盾必然突出。农民负担是透视农民问题以至整个"三农"问题的窗口，苦不堪言的农民负担到了必须真正减轻的时候了。
二、农民负担沉重可能带来的后果
在农民收入总量难以增加的情况下，对农民过分的索取无形中将加重农民的负担，恶化其福利水平。农民负担过重可能产生的最严重后果是：
1．加剧了低收入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贫困程度，造成了贫富悬殊
根据国家税务局农税局的调查，愈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和收入愈低的农户，农民承受的负担越重。1997年，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高于11000元的地区，农民人均负担为212．80元，占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0．8％，而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低于3000元的地区，农民人均负担为115．20元，占人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6％。同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500元以上的农户人均负担为254．90元．占纯收入的比重为4．9％，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500元的农户人均负担为为117．9元，占纯收入的比重达37．3％。这充分说明，农村税费的征收不能体现量能原则，形成了一种累退的税费分摊方式。农民税费征收的累退性，造成低收入阶层的负担率最高，将进一步拉大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低收入农户的生活境况更加恶化。
2．恶化了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由于催征税费，有些地方农民与乡村干部之间矛盾激化后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出现过农民围攻乡政府的群体性对抗行为。乡（镇）政府组织与农民的天然关系决定，他们并不愿意与农民之间发生摩擦，制造矛盾，为自己的领导和管理积聚抵触情绪，更不愿意看到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为维持生计铤而走险、违法犯罪，从而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湖北房县的一位镇党委书记曾无耐地坦言："乡村干部现在都成了税费收管员，收完乡统筹、村提留，接着收农业特产税，特产税还没收齐，上边又要收计划生育罚款，还有日常的屠宰税，防疫费，教育集资，以金代劳款、孕检费……一年四季都在收费，这样下去农民都让我们得罪遍了。"
3．动摇了底层社会对政府的信心，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农民是底层社会的最大群体。农民对抗政府，自然导致底层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心，从而也削弱了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当税费较低而被大多数农民认可、接受时，不交税费的农户由于受到舆论的监督、道德的约束，其抗税行为将被抑制。相反，如果税费太多，超出了大多数农民认可的程度，抗税行为就被大家默认，其他对抗政府的违法犯罪行为也会随之增多。因此，农民负担过重，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状况，影响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伤害了农民群体对党和政府的深厚感情，威胁到了农村稳定和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减轻农民负担既是事关全局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三、加重农民负担的原因
（一）加重农民负担的主要责任不在地方基层政府
乡（镇）政府是管理农业、农村经济、直接与农民交往的最基层的行政组织，所有向农民的收费均由乡（镇）政府负责执行。由此，农民负担过重的指责自然地会把矛头对准乡（镇）政府，认为乡（镇）政府组织对农民利益保护不力、监督软弱、管理混乱等等。而事实上，任何公正客观的分析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乡（镇）政府不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主要责任者。原因是：①面向农民的各项收费、摊派、集资、罚款等基本都是上级部门的指令，乡（镇）政府只是指令的执行者而已。②乡统筹、村提留及劳务费等是乡（镇）政府根据农民收入决定的，由于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欠账太多，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脆弱，福利事业落后，要改善农民生活现状，维持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需要花钱的事情确实很多，在非农产业发展缓慢的农业地区，乡（镇）政府资金来源非常有限，统筹、提留款的确定一般都以国家规定的最高标准为限，即使是不合理的负担，也是国家允许的，是合法的，因为《农民负担条例》规定："农民除缴纳现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外，还要承担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以及其他费用。"③名目繁多的达标项目，"奔小康"的世纪重任，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等，一方面以农民富裕起来为前提，另一方面必须向农民敛钱。"5％"的法定界限不好突破。于是，农民收入中的"水分"自然而然地加了进去，一举两得，乡（镇）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职责不得不以做假的形式让位于服从行政命令，④乡村干部中不乏挥霍浪费，中饱私囊者，但这种腐败现象不是孤立的，有它发生的客观"大环境"条件。批一个项目，起初谁说得好批给谁，之后是和谁感情深批给谁，最后，大家都有了路子，有了关系，谁给钱就批给谁。权力异化，形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基层行政干部的腐败是整个社会腐败的延伸和必然，某贫困地区的一个行政村为了争取扶贫资金，实现全村通电，仅村支书一人在一年内用于请客送礼、跑关系的花费近万元之多，并公开动员群众，谁能"跑"来钱，给谁10％的回扣，这仅仅是村干部的腐败吗？同时，还应该看到，大部分乡（镇）干部生活、工作条件都比较差，许多地方因财政困难，几个月不领工资而照样辛勤工作，尽职尽责已习以为常。因此，认为基层政府的工作失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是缺乏说服力的，试图由此寻找减轻农民负担的途径和措施也是无效的，不铲除加重农民负担的不合理制度根源，只采取压缩部门利益膨胀，堵塞管理漏洞的做法难以真正减轻农民负担、有效防止负担反弹。正如不改变贫困地区生产条件和经济环境，脱贫目标就难以实现，即使脱贫随时都有返贫的可能，当然，目前乡（镇）一级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等因素对加重农民负担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二）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源主要在于体制问题
1．现行农业税制不够合理
我国农业税制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产物。解放初，由于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需要，我国仿效前苏联对农业实行了"税收加剪刀差"的政策。征收农业税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新中国财政收入稳定，并实现以农辅工，保证低价、稳定的农产品的供给。其考虑的重点首先是尽量满足国家通过农业取得的积累和对农产品的需要，其次才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和农业与工商业的效益差别。这一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实施，一方面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另一方面，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暴露出了许多不合理之处。①农业税以土地面积为征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税具有土地税或资源税的性质），而当前农业税的计税面积多为过去核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工业用地、小城镇发展用地、宅基地用地等非农用地不断增加，加之土地沙化、水土流失，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实际耕地减少，但农业税计税面积不能相应调减，必然导致一部分非耕地用地仍被征收农业税，这种状况是极为不合理的。②农业税在具体征收中以土地的常年产量为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税具有产品税的性质，但农业税的课税对象是土地的总收入，与工业企业按其经营活动的纯收益或增加值计征赋税相比，农民的实际税负高于工业企业的实际税负，这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使得一个应该给予国家财政支持的产业反而成了一个被索取的产业，这是我国农业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③我国农业税在设计上还具有所得税的特征，但这一"所得税"有不合理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能体现量能原则，当前，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已比较严重，一部分农民非常富裕，有些农民则相当贫困，农业税的征收不但没有起到调节收入高低悬殊的作用，相反，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累退的税费分摊方式，愈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收入愈低的农户，农民承受的负担越重。其二，对城市职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定了最低起征点，低于800元的收入不征税，收入高于800元之上的部分才征税，而农业税制实质上是对农民普征所得税。其次，在有些地方，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种田赔本的情况下，还要向农民征收农业税。
2．"三提五统"的分配制度设计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