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社交场合，美酒与名车一起，成了“成功人士”必不可少的标记。只是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便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头——酒后驾车，便使得绝妙的佳酿，背上了“杀手”的骂名。三年前，我的一名同事驾着借来的轿车，酒足饭饱之后，撞上了一辆大卡车。脸破、齿落、肋骨和股骨骨折，车也毁了。两年前，我的一个学生与上级一同喝酒吃饭之后，一行人乘坐的轿车撞向了一棵大树，喝了不少酒的驾车者断了三根肋骨。撞车之时，这位学生坐在副驾驶座上，幸好她死死攥住了上方的拉手。她的右臂从此不能用力。今年四月下旬，辽宁足球队的张玉宁酒后驾车发生车祸。同车的曲乐恒因未系安全带，被摔出车外，导致腰椎骨折，永远离开了绿荫场。
时下，都市里的有车族日益壮大。能独自驾驶公车私车的成功人士，交际应酬更是不少。常常在人流和车流中穿梭的他们，要保证自己和他人的交通安全，就必须在行车之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遵守公共交通的法规和秩序。酒精，这酒中的“精华”，决不因为你是名人、是什么什么“星”，就网开一面，不对你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起化学作用，不让你醺醺然飘飘然。杜康本无罪，杜康本无忧。有罪的、当忧的，实在是那些心存侥幸、以为酒精能放自己一马、以为死神能放自己一马、以为法律能放自己一马的酒后驾车者。但愿成功人士们不要忘记那许许多多用血泪和人命写下的前车之鉴。面对诱人的美酒、面对难以抗拒的劝酒热情，保持清醒，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注：车祸发生后，当地媒体报道张玉宁酒后驾车，但而后辽宁足球俱乐部否认了酒后驾车一事，称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是真是假，堪与平安足球俱乐部的“球员嫖娼”事件并称今年甲A的两大“悬案”。
第四产业
十多年前，发展第三产业的说法十分流行，广大老百姓便知道搞好商业和服务业于国民经济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近闻教育也要产业化，私下里便有些疑惑，不知道教育算第几产业？按十年种树百年育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说法，它仿佛可以算作农业。但教师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似乎又该划归工业。仔细想来，产业化了的教育，其宗旨其性质，实在与商业最接近。除非你聪明绝顶能获得奖学金，智商一般的，就得看钱多钱少了。钱多的上名牌学校、钱少的上蹩脚学校，没钱的就甭上学啦。所以说，教育还得归属于商业，仍然是第三产业。
言归正传，再来说说此文的正题——第四产业。小子有幸，赶上了新旧世纪交替的好年头。这不，今年的喜事特别多，真正的千载难逢。打开电视，几乎每个频道都在载歌载舞。场面恢宏气势浩大，珠光宝气流光溢彩，全都在引吭高歌,歌唱公元新千年的新气象，农历龙年的龙精神。那劲头、那规模、那幸福的表情，极具感染力。不由你不信——咱这些龙的子孙眼见着就能呼风唤雨遨游腾飞、心想事成吉祥如意。有家电视台更绝，竟然拍到了一条长达五千米的绸布做的龙！此龙在长城上蜿蜒起伏，夜空下但见龙身闪闪发光。只因摄像机镜头的广角程度有限，全国观众不能完整地欣赏它摇头摆尾沾沾自喜的风采。但愿这一壮举的创造者已经向吉尼斯世界记录提出申请，申请世界第一长龙的资格。否则，白白地热闹一回，岂不可惜？
望着这条举世无双的龙，我忽然来了灵感。除了工农业和商业服务业，我国完全可以开辟第四产业——喜庆业。借用邓友梅先生笔下的人物那五的一句话：“装穷咱不会，摆阔，那不是咱的老本行么？”礼仪的制订和演练，数我国最历史悠久，孔夫子他老人家的祖上那会儿就有了。歌舞升平、歌功颂德，争场面装门面的事，正是国人最擅长的。逢年过节，虽说制作一台精彩纷呈争奇斗艳的大型文艺晚会，花费的钱少则八百万多则上千万，然而，从央视到地方台，谁肯放弃这展示风采彰显政绩的好机会呢？咱中国人最喜欢热闹，办这类让人高兴的事，从来就不惜工本全力以赴。办得多了，自然就熟能生巧得心应手了。
所以说，把喜庆业定为我国的第四产业，实在很有必要。一来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二来可以团结人心鼓舞士气，三来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瞄准世界各国，大做广告，让我们的喜庆业走向国际市场。就像意大利人擅长唱歌、瑞士人精于制表、吉普赛人长于算命、梵蒂冈以宗教立国。要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国不仅出最好的厨子，还最善于搞庆典。
中国的喜庆业一旦走向世界，定会生意兴隆。无论是国王的生日王储的婚礼，还是传统节日，乃至奥运会世界杯的开幕式闭幕式，都难不倒我们的庆典专家。我们可以深入研究各国的风土人情，针对主顾的特点，办出既合适各国实情，又不失咱们大制作大场面大手笔特色的庆典。舞龙舞狮、人山人海，都能轻松办来。收费合理、价廉物美，对老主顾还适当优惠。美好吉祥的辞藻，我们有的是。比如万象更新旷世盛典啦、福如东海永结同心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文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怎不令人骄傲？参与庆典的人，我们也有的是。美男美女、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唱歌跳舞的、比野地里的青蛙更好找。要欢呼就欢呼、要鼓掌就鼓掌，绝对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步调一致争取得外币。像这种五千米长的龙啊，几万人拼成的图啊，还真是小菜一碟。哪像人烟稀少的美国，搞个奥运会开幕式，也只能弄些摇滚歌星来蒙事。稀稀拉拉的，一点气势都没有！
等全面占领了国际庆典市场，咱们不仅能大把地赚外汇，捎带着还弘扬了中华文化。久而久之，自会不战而胜，使那些蛮夷之国心悦诚服，先在精神上归化了咱这礼仪之邦。
士人与商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士人与商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士是民族的精神领袖，文化的代言人。按皇帝给子民排的座次，士名列第一，商人只能叨陪末座。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啦、士为知己者死啦、礼贤下士啦，无不在彰显士的本领高强、品格高洁。
在现实生活里，大部分士的生活都不如商人舒适安逸，“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穷士多如牛毛，但士还是应该尊敬的——他们是潜在的官员。就象清朝的旗人，对家中的女孩总是宠着——这黄毛丫头指不定会当上娘娘呢！士的资本是知识，治国安邦的知识。士的悲剧源于思想，独立不羁的思想。对中国的士人来说，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做官，为皇帝老儿做官，由皇帝老儿赐他们做官。他们必须仰仗圣上的鼻息，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阮籍的泪使他们哀伤，仅仅是哀伤而已；嵇康的血令他们震怵，不仅仅是震怵。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不过是士人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士的帽子可以拿来做便器，士的文才必须用来写颂歌。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永远做着王佐之才的美梦，也永远重复着争宠、得宠、失宠的命运。为了保住恩宠，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寡廉鲜耻、会不择手段。
与士人相比，商人的地位和形象就不大高妙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啦、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为富不仁啦，商人仿佛成了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化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李甲、《琵琶行》里的茶商，都是重利轻情的家伙。孔子的学生子贡虽然经商很成功，印刷发行了老师的著述，“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但他在老师眼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学生。《儒林外史》中的周进，直到走投无路才肯做妻弟的帐房先生，开头巾店的景兰江、行医的赵雪斋、盐巡支剑峰，由于不顾身份的卑下，爱吟几句歪诗，混在斗方名士堆里，被吴敬梓嘲弄不已。历史上最光彩的商人，好象只有战国时舍财救国，“诈以十二牛劳军”吓退秦军的郑国商人弦高，其英雄事迹与经商之道也毫无关系。
但是，由于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商人也就有了独立的人格。他们靠生产和经营维持生计、获得财富。而要开展商业活动，行业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商业信誉更是必须珍惜的。经商就是共同制订游戏规则并遵守这一规则、共同获取有限利益的活动。真正的商业文化，其精髓就是契约意识。难怪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天生的民主派。正是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拓宽了士人的视野。但儒家文化对商人的排斥、对契约意识的逃避，使得商人的形象日益猥琐，也使得商业活动中的欺诈行为变得理所当然。在商品市场，出现了众多的假冒伪劣产品；在资本市场，三角债层出不穷；在劳动力市场，劳务纠纷也不胜枚举。而今某些当了官的士人，时时不忘出租手中的权力，与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损害民众利益。贪官与奸商共生共荣，可谓斯文扫地。
纵观西方国家的民主进程，无不以商业阶层的崛起为发端，以商业阶层的强大为后盾。不同行业不同利益的商业团体，正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基础；注重契约和承诺的商业活动，更是培养民主意识的良好土壤。众多小人物的利益必须通过对规范的遵循、对合同契约的信守来保证，而不是由什么组织、什么集团来独家操纵。集权主义头子因而总是视商人与市场经济如洪水猛兽。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就从砸店铺开始；前几年红色高棉推行乌托邦，首先废除货币。集权主义的官本位文化建立在奴性之上，这种文化里只有命令与服从、掠夺和赐予，从来就没有平等和契约。再高明的士、再清高的士，在庞大死板的官本位体制中，要么俯首帖耳、成为操纵官僚机器的帮凶；要么远走高飞；走不了的，或装聋作哑或装疯卖傻。不然，只有祭旗的份。
士人与商人的地位，士人与商人的遭遇，正是一种体制民主与否的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