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苏木秋没能背出全部题目，她和11个同学一起，被班主任徐桂萍罚背，好几天不许吃午饭。她还威胁道：“哪个要是敢逃跑，背不到害得我下岗，就打断他的脚杆杆”。对苏木秋来说，徐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她手里的长竹片是真的要打人的。直至9月2日，检查团要来的前一天，苏木秋仍然有几道题“怎么也背不下来”。其中一道是“说说钩端螺旋体的传播途径”，因为她不懂。9月3日，苏木秋没去上学。当天晚上，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了。
这一天，中央检查团并没有莅临太慈小学。
苏木秋小小的遗体至今还冷冻在贵阳市殡仪馆里，她的养父，一个老实本分的工人拒绝了太慈小学两万元的“资助”。他要的是赔偿和一个说法：“搞清楚谁要为孩子的死负责”。
谁要为孩子的死负责？似乎是徐桂萍，似乎是校领导，又似乎是那个说“谁出问题谁负责”的市领导。但徐桂萍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能把责任往我一个人脑壳上推。不是贵阳市的‘创卫’工作逼得这么紧，不是学校安排的任务给的压力这么大，我敢那么做吗？我有必要那么做吗？”徐桂萍还在班上朗读过“谁出问题谁负责”的文章，进行总动员。学校把“健康知识”的题目压给老师，老师则要求学生“题题过关、人人过关”。因为“街道办事处和区教育局都在监督着他们的‘创卫’工作”。而那个市领导，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确切地说，是把应付检查的工作做好。倘若检查结果不理想，他的乌纱帽就会不保。相信那些经历过评估、验收的领导都有同感。
9月2日，校领导在办公会议上说，“明天，每班可以有三个左右没有背到的学生不来上学”。徐桂萍便在放学时通知学生：“没有背到的明天不用来了”。
徐桂萍始终没有想通——苏木秋为什么走上绝路。在她看来，没有午饭吃的苏木秋完全可以在被她罚背的下午，偷偷溜出教室去买些东西吃。但苏木秋是诚实而胆怯的，她不知道对付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是可以用弄虚作假、阳奉阴违、欺下瞒上这些把戏的。她怕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她用生命为背不出的题目负了责。也许，她以为徐老师那句“明天不用来了”，是叫她永远别去上学了。
据《中国青年报》1999年9月21日报道，南京市也在“创卫”活动中大搞形式主义。市容卫生管理部门一边通知所有的摊档，在中央检查团在宁期间（9月8日至12日）一律歇摊，违者重罚。一边砌墙圈围，遮住大片的垃圾。9月13日，检查团离开了，早点摊、夜排挡、修车摊和瓜果摊又呼啦拉地冒了出来，一切照旧。
形式主义把它治下的所有人，全部变成了一架疯狂运转的机器上的零部件。当一场完美无缺的演出结束后，这些零部件便如同一盘散沙，原形毕露。但这类演出也有失败的时候。1959年，以路宪文为首的河南信阳地区的领导班子，为了突出他们“高举三面红旗”的政绩，9个常委中就有8个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20多亿斤虚报成70多亿斤，并以这个数目向农民强行征粮，把农民的口粮掠夺殆尽。甚至不许农民煮野菜充饥，不许农民外出讨饭，生怕给他们的政绩“抹黑”！信阳地区因此有100多万人沦为饿殍。
形式主义、官僚作风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并不能把它们逮捕归案、绳之以法。但大搞形式主义、形成官僚作风的，却正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当高官的人、当小官的人、以及没有任何官职的人。
谁是凶手？谁应该对这个10岁半女孩的死负责？苏木秋的养父母很可能得不到任何“说法”、任何答案。
人命关天乎？
“人命关天”是国人常常引用的一句话。但提到它时，那“关天”的人命往往已经失去了。去年11月23日，烟台海难发生之前，载着五百多名乘客的大舜号渡轮再三发出求救信号，在大风大浪中苦苦等待了五六个小时，“有关部门”却想不起“人命关天”这句话。今年3月29日，焦作市“天堂”录像厅的大火吞噬了74条人命。在申请开业和安全审批之时，这家到处都是火灾隐患的录像厅居然一路绿灯顺利“放行”，也没有人想到“人命关天”。
反过来，大难不死的人非但得不到褒扬，还会受到种种非难。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去年7月9日，大庆市一储蓄所遭两名歹徒抢劫。当时，防弹玻璃窗几被砸碎、报警装置完全失灵、惊慌失措的同伴开门揖盗。储蓄员姚丽带领另外两个女职员与歹徒周旋，以4万元现金的损失保住了保险箱里的25万元现金，事后还主动补上了她钱箱中被劫的一万三千元现金。银行领导却大骂她们是“狗熊”！“叛徒”！因为她们“未能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姚丽因此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姚丽不服，诉诸法院。今年3月初，法院终审判决恢复姚丽公职。3月22日，银行方面宣布了对她的最新处理决定：开除党籍、行政记大过处分，补交被劫款项1万3千元。重新上班后，姚丽一直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但她拒绝在处理决定上签字。姚丽不是孤立的，她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
在极左的年代里，中国人的大脑里满是阶级斗争的弦。中国人的心目中，充塞着诸多舍己救人、舍身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形象。拦惊马的欧阳海、救火车的蔡永祥、跳进洪水捞木材的知青金训华、阻止坏人偷公家辣椒的小学生刘文学……这些或真正值得敬仰或本该慎重商榷的英雄事迹，经过反复歌颂和大力传扬，曾经是多么的深入人心。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在国家财产受到侵害时，每个公民都应该用生命捍卫它。在和平年代，这种“战时思维”凸现出了非理性的一面，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假道学。它忽视了一条极其重要的真理：如果牺牲生命不在当事者的职责范围以内，人命的损失、将是一种更为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意味着不必要的牺牲将成为必要、意味着安全保障的缺失、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必须牺牲平民百姓的生命来保障国家的财产和公众的利益。在一个英雄被树立起来的同时，广大的普通百姓却失去了安全感。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挽回的、无法估量的。
姚丽只是一个储蓄员，与歹徒搏斗并不是她的职责。“殊死搏斗”果真展开的话，抢劫犯可能升级为杀人犯、国家财产也可能悉数被抢。难道只有受了伤送了命的才是英雄，没有流血的就一定是狗熊吗？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即使姚丽等人把所有的钱款都交给歹徒也无可厚非。但姚丽的上司们却把人命关天这句古语抛在脑后，把下属的性命看得微不足道，公然用战争年代的逻辑来压制她，这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有什么区别？
人的生命之所以宝贵，在于它只有一次，在于它不能失而复得。对于曾津津乐道于“小车不倒只管推”的中国人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多高昂代价的。当一个人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而牺牲自己时，他（她）的确应该被万众敬仰、被百世传唱。但与财物相比，人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愿我们今后再听见“人命关天”这句话，是在人命尚未丧失的时候。
真有“最基本的平等”吗？
读了阮直先生发表在《沿海经济》2001年第6期上的杂文《我怕人类破译“基因”密码》，既有同感，又有颇多不同的想法。
首先，我不赞同阮先生对“千年长寿”社会的担忧。他认为，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云集了各地的领导”的长寿队伍，“大家都那么‘精明’，谁也不甘平庸，都想前排就座，都要有专车，都想到了60岁不让位”，就没人效劳、没人写讲话稿、没人送红包等等，担心长寿的一把手二把手们抓瞎玩完。可见阮先生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草民百姓的水平，为什么不站在有资格长寿的领导们的高度看问题呢？领导能活千年，能活七八十年的百姓不是还会一茬接一茬地生出来么？还愁没人鞍前马后、没人写讲话稿没人送红包么？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到时候，恐怕还得竞争上岗呢！所以说，领导活千年绝对算不上是个问题。因为少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烦，少数人长生不老的社会甚至会更单纯、更太平。
其次，我不赞同阮文中的这一观点：“自从有了人类以来，无论你人分几等、官论几品，但是生命历程却从不厚此薄彼、嫌贫爱富，这个最原始、最基本的平等，才使得芸芸众生虽然平平淡淡一辈子，可心理上还算有了平衡点——那就是谁都得面对百年之内的死亡。”阮先生一定忘了，或者是忽视了，自从人类社会有了阶级以来，有限的生命也是不平等的。在奴隶制社会，除去瘟疫等不可抗拒的死因，奴隶主的寿命一定是最长的。在封建社会，除了耽于声色乱服仙丹之辈，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帝王贵族很少会短命夭亡。即使到了灾荒之年，吃草根树皮、流亡乞讨、易子而食、沦为饿殍的也绝不会是他们。到了商品社会，钱虽然不能买来健康，却能买来优裕的生活条件，买来定期的及时的身体检查、买来昂贵的药物、买来一流的医疗服务。时常看见报上某青年某少年罹患癌症无钱医治、热心市民捐款帮助的报道。如果你腰缠万贯富甲一方，你用得着如此悲悲切切地出卖自尊和隐私、通过媒体进行公开的乞讨吗？而更多无缘于媒体的绝症患者，只能在用尽了家里的积蓄、借尽了亲友的钱财之后，回到家中等死。
某厅局级干部拉了一小会肚子，便住了三天医院，医生替他从头查到脚，连核磁共振都做过了，所幸无甚大碍。与这些医疗改革之后仍然能够百分之百报销医药费的“公仆”的生命相比，在各地小煤矿小什么矿频频发生的透水冒顶塌方事故中断送的成千上百个矿工的生命，也是平等的吗？当这一类“不幸”、“意外”、“事故”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当一次又一次的痛惜麻木了我们的心灵之后，我们还能相信死亡面前真的有“最基本的平等”吗？
很抱歉与阮先生唱了反调，但良知逼迫着我说出这些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