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钓天下，小人物只钓鱼
身为社会楷模的大人物，亦即古人所谓的君子，是以建立万民同乐的理想社会为己任的。而凡事斤斤计较、整日忙忙碌碌的小人物，则以获得眼前利益为乐趣。
这种情形和儒家经典之一，叙述有关“礼”的基本理论与具体内容的《礼记》所记载的“君子得道为乐，小人得欲为乐”有相同的含义。据说这句话为姜太公所说，其实这句话是不是他说的并不重要。姜太公是被孔子尊为圣王的周文王的老师，有关他的故事广为流传。
现今横贯陕西中部、由西向东流的渭水北岸，有位一面欣赏着鸟鸣，一面悠然垂钓的老人，仔细一看，他的双眼竟是闭着的。
有这么一天，从远处传来一阵阵马车的声音，马车越来越近，但是垂钓的老人却没有回头看。
“老先生钓到鱼了吗？”坐在车上的文王问。
状似假寐的老人，其实并没有睡觉，他脸朝向河面用似乎不太高兴的口吻回答说：“什么？有没有钓到？你问的未免太无聊了，我是在想钓条大鱼呀！钓一条小鱼就得意忘形，那只是小人的行径，而我所要钓的鱼和他人不相同。
由于回答得太出人意料，文王极为吃惊，便从车上下来。
“啊！先生正是我梦寐以求的老师。”随即便在他的背后深深地鞠躬。
其实我们也常常去钓鱼，有时只钓到一条小鱼就会得意忘形，好像已经钓到了一条大鱼一样，总是摆脱不了小人的情趣。如果我们能够像姜太公那样沉着冷静，处之泰然，就是钓不了天下，也能多钓几条很大很大的鱼。
钓鱼和用人的道理相同。“钓鱼有二权”这句话是以钓鱼为比喻来描述人的本性。钓竿要挂上鱼饵才能钓到鱼，越是鱼喜好的饵，越容易钓到鱼。至于鱼喜欢哪种饵料，则须依种类而定。其实人的本性和上钩的鱼儿是很相似的。
报酬可以决定人才这一法则超越时代，古代如此，今天也仍有指导意义。根据行为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一个人决定辞职的时候，他的想法不外乎包括两种因素：一是收入，一是公司的前瞻性。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也不论是哪个时代，报酬的高低决定人才去留的事实，一直没有改变。但是社会上，仍然有些人想脱离一定规范，过无拘无束的生活。晋国介子推和他的母亲一起过着隐居的生活，极可能就是对这个法则存在反抗心。
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据《史记》记载，当他为公子时，他的父亲宠爱妃子骊姬，骊姬逼死了太子申生，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又怕诸公子不服，就派人追杀重耳和其他公子。公子重耳无奈带着五名亲随和几十名仆从，过着流浪的生活。经过漫长的十九年，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重返晋国，杀晋怀公而自立。当重耳和不辞劳苦的家臣们在秦兵护送下准备坐船渡过黄河时，重耳身边五贤之一的狐偃（重耳的叔叔）说：
“君王即将回国了，我们的任务也到此结束，回想过去我常常造成君王的困扰，我犯的罪孽如此深重，恐怕不能再跟随君王了。”
重耳吃惊而又悲伤地说：“回国后，如果我不重用你的话，黄河的神一定会处罚我，请你不要离开，跟我一起回去吧！”随后将身上的宝玉丢进了黄河，向狐偃发誓绝不改初衷。当时介子推也是几名家臣之一，他坐在船的一个角落，看着这幕感人的情景。虽然他和重耳同甘苦共患难了十九年，下船后，重耳和协助他的秦国军队朝曲沃方向前进时，介子推却独自默默地离开了。因为他认为狐偃自抬身价的手段太过卑鄙。当精神上的肯定和实际的报酬将成为事实的时候，介子推却拒绝了，其后狐偃就越受到重用，连最后造成文公称霸天下的城濮之战，也让他高居首功。而介子推始终和母亲隐居山林，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其实像介子推这样的人是很特殊的，一般社会大众都是把自己卖给报酬，作为享受生活的代价，这实是人之常情。但是谋划大事业的人，要想得到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辅佐，就需要满足这些人才的特殊口味，而不能仅仅以社会大众的标准来看待了。
站在原点做检讨
有人写了首打油诗“文王虚问是否钓到鱼，实想接近姜太公”，这首诗让人联想到当时有趣的情景。但随后姜太公用禅问答的玄机妙语、让文王感动的故事，听来亦相当有趣。
我们所提的“情”从外表听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可是更深一层地追究下去，它却是在探讨人世间处事的哲学。
人性有喜、怒、哀、惧、忧，爱、欲”七种情感，这是佛家所谓七大罪的根源，也称为七情。每个人不论做什么事，都受七情限制。如果我们都放纵情感而毫不加节制，就会彼此冲突，最终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和人交往，贵在诚，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使内心不受扩张的情感的操纵，而保持我们的最初的本心，即真情或者称之心灵的原点的东西。相互排除邪念，真心坦然就能达到一体同心的境界，因为我们人的情感原本就是相同的，处事的情形也是一样。节制能够使人们彼此之间形成某种精神共同体，同心协力，做什么都会无往而不利，如果朋友间出现了隔阂，事业上出现了分歧，怎么办呢？首先不要依靠技巧来解决小情，而应站在原点检讨。所谓原点是几何学上坐标X轴和Y轴的交点，也就是极坐标上同归于原线轴的点，那是没有任何污染的纯净地方，可以让我们闭上眼睛摒除杂念，站在这点去思考。从这一原点发展而又不和其他人冲突纠结，正是我们站在原点做检讨应该得到的答案。
独占利益的人令人憎厌
姜太公说：“天下并非君王一人所有，而是天下人所共有。”这句话在主权在民的现代社会已不再新鲜了。
他又说：“将天下之利分享天下万民者，才能得到天下，而想独占天下之利者，则会失去天下”
“天下是万民的天下。”这种想法比君权神授与万世一系的说法进步多了，尽管这样的话也是帮助君王攫取天下、满足一己之私的策略，但却可以调和统治者与民的关系，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不愿与民同乐、对天下人横征暴敛、滥施酷刑、为所欲为的君王，没有一个不是很快把创下的“基业”葬送了的。
主张主权为万民所有，不独占独裁，才能获得万民拥戴，最终获得天下，而治理万民，就必须把与万民分享天下之利的原则牢牢记在心上。
齐宣王问唐易子捕鸟的方法：“捕鸟时什么最重要？”唐易子回答：“慎重地设下圈套最为重要。”“为什么要慎重地设下圈套呢？”
“群鸟用几十只鸟眼睛看人，可是人只有两只眼睛看鸟，所以我才告诉您，设置圈套必须要慎重。”
“原来如此，听你这么说，这和治理天下是同样的道理。君王以两个眼睛看国家，可是全国人民却以万只眼睛看君王，所以君王必须慎重。”
最后唐易子说：“治理国家不能虚静无为，必须有所表现才是最要紧的。”
身为统治者，无时无刻不为人瞩目，这一点必须牢记。因此统治者们必须谨言慎行，勤政亲民，与天下人同享天下的利益。这样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赢得广泛赞誉与拥戴，才能使自己牢不可破。
命运要靠自己去开拓
“天下刚刚和平，却又开始战乱。为什么会如此呢？是君王的贤愚所造成，还是天注定的命运呢？”
非常谦虚的文王有问题，便马上请教姜太公。姜太公即刻回答：
君王为贤者，国家安泰人民富足，这就是说国家及人民的祸福并不是天注定好的，而是掌握在君王手里。”
“天助自助之人。”
英雄所见略同，因为他们都依靠着自己的力量，克服了许多困难。才被尊为师表。因此他们才如此自信地说了这句话。
可是以奸诈的手段，欺世盗名，获得高官厚禄的卑鄙小人，却伪装成君子呼吁建立幸福的社会，那是绝对不能令人信服的。
命运要自己开创，这句话肯定一切事情的成功都须努力。
不劳而获？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一切都必须自己去奋斗。
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有时候无论你多么努力，仍然无法如愿以偿。于是有了这句格言：
“尽人事，听天命。”
对于我们凡人来说，最后也只能靠神的保佑。因此古人也这样说过：
“诚实者神才保佑。”
照这样说，我们应该相信，只有诚实做事，才会有好报偿，而只知道不断地流汗工作，不注意自身品德修养的人，他的工作并不具有任何意义。
既然如此，认为命运必须自己开拓，所以我们只有努力奋斗，绝不能焦躁行事。即使不能如愿以偿，至少也可获得精神上的安慰。
控制自己的欲望，避免干涉别人
优秀的领导者，并不会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上古君王尧放弃一切奢侈生活，庭院中杂草丛生，也毫不在意，并没有加以刈除。经常穿着棉衣，吃着藜和豆叶汤就觉得满足。
不能使人们的心和生活安定下来，政治就不能算贤明。“从事乎无为”的意思就是如此。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帝尧的仁德如天，也就是仁德普照于万物的意思。他推算日月星辰的变化，教导人民何时播种何时收成，并将朱鸟七宿（星名）在正南方的日子定为春（春分），这时白昼和夜晚等长。大火心宿（星名）在傍晚位于正南方的时候定为夏（夏至），此时昼最长。虚宿星（星名）在傍晚位于正南方且昼夜等长之时，定为秋（秋分），而昼最短且昴宿星在傍晚位于正南方的时候，则定名为冬（冬至），至于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及三年有一次闰月，也都是帝尧所排定的。在他的仁德之下，春天一到，年轻人便到户外努力耕作，老人及小孩也都配合一起帮忙。在人们播种的同时，鸟兽也开始交配繁殖后代。到了夏天，不管老少都到户外劳动，鸟兽的羽毛也变薄。秋季收成后，人民心满意足，鸟兽羽毛焕然一新，显得舒畅。而冬天一来，人们都躲在屋内取暖，鸟兽也长出细柔的绒毛以保持体温。
“从事乎无为”，可解释为顺应自然运行的大原则，维护大自然秩序或维持自然生活之意。
顺乎自然的事情都是好的，我们看帝尧便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很伟大的。尧即位九十年之后引退，把天下让给舜，直到二十八年后才辞世。由于其子丹朱不肖，所以尧把帝位让给了来自民间的舜，据说他当时曾说：“不能让天下人吃苫，而让丹朱一人得利。”
当赏则赏，当罚则罚
是非善恶，信赏必罚最典型的例子是“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谡’，以下是《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场面：
蜀建兴五年，在渭水击破魏军二十万的诸葛孔明，与司马仲达所率领的魏援军二十万大军对阵于祁山。这次战争的关键在于汉中之东街亭的攻防战，因为此地是蜀军运输粮食的重要地点。孔明正考虑要派一位武将去守备这个地区时，年轻的将领马谡却自告奋勇要求派他担任这项任务．马谡是孔明的挚友马良的弟弟，是一个血气方刚、强悍、有才气的人物，但是尚无法和仲达相抗衡。孔明虽然犹豫不决，可是见马谡兴致勃勃，于是决定派他去防守街亭。
结果蜀军惨败。
孔明指示要固守街亭要道，年轻的马谡却死抱着兵书，认为“凭高视下，势如破竹”，坚持把大军驻扎在大道边的山上，结果被魏兵包围，并断了水，最后蜀兵大败，马谡只和少数兵将狼狈逃回。
建兴六年，撤回汉中的蜀军按照军法惩处马谡战败的罪责，孔明下令斩首。周围的人爱惜马谡的才能，纷纷向孔明求情，可是孔明不接受，坚定地说：
“对！这种人才被斩首实在可惜，可是军法是不容私情的。”
马谡被带到了刑场，孔明以袖掩面哭泣，心想，其实启用你的我也是有罪过的。可是现在我还不能死，但为了蜀国的存活，却不得不让你死，请原谅我吧！
军中的任何人，都知道此刻孔明的心情，“所爱者有罪必罚”，“所憎者有功必赏”，是兵法上收揽人心的第一要诀。正因此，在《礼记·大学篇》上所记载修养仁德的基本原则是：所爱应知其恶，憎应知其善。
随着时代的变迁，赏罚制度演变出一种更灵活的原则。例如，无法判断应处罚到何种程度时，则适用较轻的刑罚。无法判断功劳多寡时，则以厚遇较好，不能无辜地判人死罪，宁可误读法律条文原谅人（苏东坡《刑赏忠厚之至论》）。
若肯付出，众望所归
对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姜太公回答道：利民而不害民，民业有所成就而不加以破坏，使人民能生存而不杀害，是予民而不是夺取。使民乐，不使民苦；使民喜，不使民怒。简单地说就是只给予而不夺取。
《春秋左氏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齐景公和晏子到少海游历，他们登上柏寝台，一面望着齐国的景色一面说：
“国家实在太糜烂，以后谁能够维持国家呢？”
“可能是田成氏吧！”
景公吃惊地问理由，晏子回答：
“田成氏确实有能力掌握齐国民心，他向君王要求给大臣加爵禄并施与恩情。借给人民小米用大斗量，在归还时却用小斗量，施予人们恩惠。杀牛时自己只取一盘肉，其余皆分给家臣。同时，经常注意市场物价使不比产地贵。主公您重收夺，而田成氏却厚施于民。齐国遭受饥馑时，路边饿死的人数不胜数。可是田成氏所管理的地方，人们都乐意去找田成氏，所以没有饿死的人。因此周、秦的人都很崇拜田成氏，大家都想到他所管理的地方生活。田成氏的仁德广受人民的颂赞，所以我认为将来的天下可能为田成氏所有。”
景公流着眼泪说：
“实在令人悲哀，我的天下将被田成夺取，该怎么办才好？”
“请您别担心，如果主公想要夺回天下的话，就得接近贤士，远离奸佞，治乱世，轻刑罚，救济贫穷，怜恤孤寡，把恩惠施予不足者，这样人民必然对主公心服，田成氏便无法夺取主公的江山。”
可是后来齐景公并没有施予人民，其子简又为田成子常所杀，齐就此成为田成氏统治的地方。
上下关系如父子关系一样最理想
身为君王，必须经常和臣下谦虚应对，使之不产生隔阂。至于臣下，对君王则必须坦诚相待，不藏隐秘。儒家经典《大学》中这样写道：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语源。古代中国的统治者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应像父子关系一般，例如清朝宫廷中，皇帝被朝臣称为“万岁爷”，皇后则被称为“娘娘”，皇帝所任命的官员，人民称呼为“父母官”。当然，这样称呼并不是因为孺慕之情如敬父母，而是被强迫如此的。
为上者对属下必须有仁爱之心，在下者则需诚心诚意地服从长，彼此之间如父子般没有间隙，亲如一家，个人都注重自我修行，这是古代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
可是这种想法只不过是统治者的理想目标而已，他们是为了一己之利才强迫人民去做，在历史上给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谦虚待人，抛弃偏见
在背后悄悄批评人最可怕，因为这些话一旦传入耳中会令人心神不安。不管你多有定力，如果老有人在你耳边说“听说某某在背后批评你”，恐怕心里也会极不舒服。而“待物以正”的意思，就是要不受那些闲言碎语的干扰，对人对事谦虚公正而不抱任何偏见成见。
燕惠公就是因为不能“待物以正”而成为一个最失败的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