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市场的某些历史记忆或许有助于解释金融市场处理基于抵押贷款型证券时的某些沾沾自喜，尤其是当这样的沾沾自喜因为获得政府授权的证券评级机构对证券的高评级而得以加固时。“借钱给美国购房者几乎是近百年来银行能够介入的风险最小，利润最大的业务了，”一位信贷金融公司的经济学家曾出此言。一位前任掌管标准普尔公司债务抵押债券业务的官员也有类似的言论，“抵押贷款市场一直以来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人认为它有什么问题。”正是政客们的大量干预，造成了市场灾难性的改变，不仅仅关系到银行，也关系到整个经济。
对于现实的另一个解释是，华尔街的“贪婪”。但是，以“贪婪”作为解释的人们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房地产堪称最安全投资的若干年里的贪婪，不论如何界定，比它演变成为最高风险投资之一的近年来的贪婪来得少。公开指责他人的缺点或许能够提供精神上以及政治上的收益，但无法替代证据或逻辑。
支持以“贪婪”解释金融市场破溃的一个理论便是，许多金融公司鼓励高管高风险运作的补偿金制度，该制度导致高管们不惜给公司造成财务风险而买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抵押贷款型证券。然而，如果补偿金以本公司证券的形式来体现，那么，它的价值将取决于高管们投资的安全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购入的抵押贷款型证券的质量低于预期，那么，损失的恰恰是高管们自己的钱。
贝尔·斯特恩斯当属投资次级贷款型证券最多的投资银行。在这些证券价值最终揭晓，远低于预期之后，贝尔·斯特恩斯高管层集体损失的个人持有此类股票的数额高达数十亿美元之多。雷曼兄弟仅首席执行官一人，便损失上亿美元。然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雷曼兄弟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 Fuld）曾因巨额补偿金事宜受到国会听证会的拷问。富尔德的补偿金绝大部分都是公司的股票和期权，他从未进行过任何违规的套现。”只有雷曼兄弟公司的股票价值超越富尔德支付的购入价格，富尔德的补偿金才有可能变成巨额财富。也就是说，那种认为他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以公司利益为代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也确实有这样一些金融机构，他们的高管，不管公司遭受怎样的损失，都能够按照合同取得巨额的红利。但是，其他主要金融机构不在此例的事实却无疑意味着人性的缺陷和世事的无常，而非蓄意的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