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至关重要的失误在于轻信了评级机构给予抵押贷款型证券的超高评级，而这纯属事后诸葛亮般的事后证明，评级机构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所得出的风险预期，要远远低于实际的风险。2007年，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穆迪终于姗姗来迟地调低了对抵押贷款型证券的评级，大量的愤怒邮件一时间挤爆了穆迪的邮箱，这意味着，华尔街的很多人以及评级机构的监管政府机构，给予了穆迪名不副实的评级过多的信任。“如果你们无法预期损失，那么，你们的评级究竟有何用处？”一位投资公司的高管在给穆迪的信件中如是写道。
蓄意犯罪之于灾难，相比人性的缺陷或是固有的不足来说，是一个更受欢迎的解释。蓄意犯罪至少提供了可以责难的人选，而人性的缺陷以及知识的缺失则太过宽泛而无法提供类似控诉的情绪宣泄的着力点。对于政客来说，只要有华盛顿之外的人选来承受责难，都备受欢迎。不过，尽管对金融市场的误判助长了房地产的暴涨暴跌，但评级机构仍然只是一个助力因素，犹如一道无法阻挡洪水的堤坝，而不是一个暴涨暴跌背后的被动因素，或是导致抵押贷款违约、逾期以及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洪流的突发因素。即便没有评级机构的误判，华尔街的这些抵押贷款型证券也难以支撑自己的风险。
政治干预
不管是市场还是政府，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但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只要市场出现问题，便意味着政府应当采取干预，就好像政府永不犯错。然而，不论是华盛顿还是华尔街，都不是圣人，也非一贯正确。对市场和政府决策机制的任何现实的评价，都务必审视决策者所面对的动机和限制。首先，这样的审视必须基于决策可能导致的实际后果这一艰难的事实，不论决策的目标、希望或是修辞有多么美好。
政府行为从来不经公众探讨，仿佛政府就是公众利益的化身。政府行为的实质是政治行为，即便是在民主国家。当选的官员其任职周期通常都截至下一次选举。速效对策便是这种政治体制的一项“成果”。对于美国政坛来说，这也不是什么新鲜和特别的事情。回顾1776年亚当·斯密对大英帝国的写照，“那些阴险狡诈的动物，俗称政治家或政客，他们的市政大厅完全被突发的、波动的事务所左右。”也就是说，政客们的速效对策几百年来一贯通行于大西洋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