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时尚与大众的审美取向，有着鲜明的时代倾向和感觉倾向。文学接受，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是精神的需要，是情感的表达，在审美接受中，人们偏爱抚慰性的精神作品是可以理解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决定了文学的审美方向：在充满理性主义激情的时代，人们热衷于阳刚之美的艺术作品；在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时代，人们热衷于阴柔之美的作品。这虽不能视作艺术的定律，但大致反映了接受者的基本审美意向，余秋雨的散文，既具有历史主义文化精神，又具有理性抒情精神，带有感伤而优美的抒情特质，他的散文受到接受者的欢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看到，余秋雨散文所具有的这种感伤而优美的抒情特质受到了许多批评者的质疑。在强调这种历史性与审美性相统一的抒情意向时，人们更渴望那种深刻的富于批判精神的智慧启迪的思想性散文。只要感悟到民众心底充盈的心灵激情，就会呼吁具有崇高艺术特质的散文诞生，张承志的散文，满足了读者这样精神需要，张承志的散文试图在批判性与抒情性中揭示出“生命的真理”。人们可能会说，余秋雨的散文与张承志的散文有其内在一致性，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这两种在风格上貌似的散文所具有的根本差异，并未为人察知，评论的真正目的在于：“对人类精神的阐发”和“为艺术的价值定位”。在承认自由接受的前提下，必须建立理性的尺度，而这正是东方的“道”和西方的“逻各斯”所应包含的意蕴。如果没有理性的高度自觉，情感指向有可能堕入历史的循环中。情感的循环，虽然是艺术的功能，但决不是艺术的最高功能，而所要确证的恰恰是最高功能。
在许多批评家看来，“文化”和“苦旅”是散文深度模式之象征，是最高规范的外显，因此，特别强调这种“苦旅”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姑且从苦旅入手去分析散文所应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意蕴。羁旅、行旅、旅人是中国散文和诗歌中常见之字眼，“旅”标明写作的人之“行”所获得的情感意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旅也常与苦相伴，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旅，也就没有创作，然而，这“旅”的目的、寻求、志向极不相同。司马迁之旅，在于立志写史；柳宗元之“旅”，在于不断遭贬的忧思；沈从文之旅，在于军旅生涯之回忆和故乡奇美山水人情之吟唱；张承志之“旅”在于：发现人生之真理，在于理解勇猛之价值和生命的浪漫。“旅”完全是生命的选择，完全是自由的追求：杜甫作诗，乃由辞官逃难之旅途劳顿和民生多艰引起；李白之旅，乃因生性仗侠而仕途多艰，蔑视权贵而追寻自由的生命放浪所致。唯有真性情之旅，才有真性情的散文诗篇，唯有真性情之彻悟，才有旷古绝世的沉思遐想的感人肺腑的生命华章。真正的写作，乃是由于生命的大欢乐和大痛苦所构成，纯粹以写作为生就难逃异化的宿命，矫情的游山玩水，探古访今，没有心灵的明澈和目标的自觉，可能构造出虚假的华章。惯于把文与人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批评传统所导致的双向性，总是倾向于虚假的华丽，厌恶创作者在华美享受中作悲苦状，而不发挥作家在欢乐中的潜在天性和灵性。正因为如此，当代人的散文接受意向，由于受审美时尚的极大影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例如，为人看好的许多流行性散文，其实只是文化快餐，为人称道的林语堂散文、余秋雨散文、刘再复散文和周涛散文，在创作的精神探索上有很大的局限。汪曾祺散文、贾平凹散文，又太仙风道骨；张中行的散文，在语言表述上有其古典韵律，却缺少现代文化精神。那种具有沉思遐想性，对生命的黑暗与欢乐，对文化的悲哀，对生存的危机和怪诞具有发现性、惊喜性和揭示性的作品，实在是凤毛麟角。在散文精神普遍衰落的时代，在灵魂普遍迷茫的时代，散文应该给予人清醒，散文应该给予人以雄心。散文中太多那种甜蜜得发愁、甜蜜得醉人的诗境，这其实不过人造的幻影。在提倡诗、小说创作需要崇高美时，也应呼唤散文创作的崇高美的追求，不能把散文视作小摆设，当作精神消闲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必须重估“旅”和“游”。旅与游本来无甚高尚秘密，只不过为了消散心灵，发现神奇，因此，许多散文作家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逍遥。王安忆的域外游记、王蒙的游览短章、王朝闻的踏山浮水，皆是这种潇洒、阔气、欢乐、纯粹的精神感想，虽然流于现象的记述和事实的铺排，但这种散文是作家真情实感的流露。到外国旅游，不写风光名胜，专写贫民窟和红灯区，那才真是“无产者”的偏见。作家忠实于一切事实，而决不能从政治主题出发去创作，心灵倘能如此呈露，不失为真纯自然。明明是潇洒游世界，却作一番苦愁状，这种散文艺术所表现的主体性沉思和体验是不可能深刻的。
只有在真实的生命中，在真实的处境中，才能遭遇真正的山水，才能表达真实的情意。也许当代学者惯于这种分裂，才特别欣赏那种矫情的姿态，仿佛中国大地山河到处皆充满着“苦难”，但却又无缘洞悉这苦难的真正秘密。任何矫情的创作方式和艺术态度，皆不可能真正获得历史的灵性和生命的智慧，不可能洞悉大地山川的神秘和大地山河的启示瞬间所表达的意义。没有心灵和生命精神的参与，创作者的游记散文所能表达的只能是空洞的情感。真正的散文作家，在创作游记散文时不仅要以“视觉”去“旅”，而且要以一颗赤心去旅，以生命直觉去旅，“旅”，总是在写作者面前打开一片新天地，在未能洞悉历史的秘密前，只能时时刻刻感悟到自然生命与历史文化的神奇。余秋雨的“苦旅”如何？从《文化苦旅》和《文明的碎片》中，从《山居笔记》中，可以看到，余秋雨“旅”过不少名胜古迹，读过不少古今史书。他的散文标题，提示了这种“旅”的地理学方位：“道士塔”、“莫高窟”、“阳关”等，无疑标明他“苦旅”过甘肃；“都江堰”、“三峡”、“洞庭的一角”、“庐山”、“青云谱”、“白发苏州”等无疑标明他“苦旅”过长江沿岸；“上海”、“住龙华”等，标明他“苦旅”居停过上海；“风雨天一阁”、“西湖梦”、“吴江船”，无疑标明他“苦旅”过故乡。“漂泊者们”、“华语情结”等，标明他在海外“苦旅”。他在大地山河中“苦旅”，在中西历史古籍今籍中“苦旅”，“苦旅”无疑使他的眼界开阔，但并不能必然保证他的心灵具有洞察力。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不具有特别的精神意义，或者说，在这一话语的精神表达中，余秋雨的思想过于外化了，也过于矫情了。生活富足的人们几乎皆酷爱游览名山大川，每一片新天地，就是新体验，人生因这种体验而狂欢极乐，恋爱今生，然而，作家也只是到常人所去之地游览，只是热恋名山大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苦旅”。
苦旅必然是托词，散荡身心，交朋结友，传名播誉才是真意，因而，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苦旅”不苦。作家必须有真正的人生情怀，真正思索人生的苦难，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在《文化苦旅》中，在那蓄意锤炼的华词丽藻中，只不过寄寓着潇洒安闲的灵魂，所谓的苦旅，对历史遗迹的全部喟叹，也只不过是历史掌故的翻新出奇和语言组装。
张承志的苦旅，则具有真正的意义。在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并没有以“苦旅”来写生命的行程，实际上，他行走的北方大陆，每一地场，皆是对生命的严峻考验。他的“旅”实质上是返乡，为感念草原而浪迹北方，他表现草原的诗意，草原的律动，以历史地理考古学者的身份长期浪迹北方。侦破奇异的北方的秘密，是他作为学者的崇高的使命，他鄙视那些吃书和解书的学者，青、宁、甘组成的黄土高原，天山腹地和内蒙古大草原，成为他的生命之旅的枢纽。他的“旅”，成了英气、郁气、大气的象征性表达，这是雄性生命的卓越象征，它带有北方男人的真正血性，没有一点秀气，生命在这种行旅中感受和体验，思想和诗情显得沉雄博大，这种“旅”，决定了他的生命的真淳。更为关键的是，他遁迹沙沟，力图破获哲合忍耶民族的心灵秘密和他的母邦的心灵秘密。他在创作《心灵史》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灵心彻悟的短章，这些生命短章是他真切生命体验的心灵表白，他的行旅，遍布整个北方大陆，《大陆与情感》，可以视作他的生命创造的精神表达。张承志的《绿风土》、《荒芜英雄路》和《清洁的精神》，与《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截然不同，在那里听到了“崇高的回声”。“旅”在张承志那里是象征，是洞察、谛听、领悟的象征，没有这种山川大地之旅，无法洞悉北方人民的真正秘密。同样是写甘肃，余秋雨写莫高窟，张承志写沙沟；同样写黑龙江，余秋雨写南方流浪者，而张承志写“船厂”老爷，这种选择之间，就可以看到二者的精神差异。张承志给“旅”提供了新注解，“旅”是意义之旅，旅是价值之旅。
旅必须有目的，有寻求，没有寻求的旅，是视觉的放浪，真正的旅，不是历史文化现象之评说或心灵之思，而是生命的沉思，反抗性的野性精神之思。从谎言中发现真理，从现象中洞悉本质，这才是真正的思。散文与哲学不同，它不需要过于抽象的思，但必须有意义和价值，对生命本原精神的寻求。张承志的北方之旅，不仅发现了“美丽瞬间”、“金牧场”、“九座宫殿”，而且发现了“辉煌的波马”、“荒芜英雄路”，即便是在蒙古，他也发现了李陵的意义，更不用说，在《北庄的雪景》中看到神秘，在《离别西海固》看到了圣洁与崇高。这种旅，已不再是生命精神之放逐与沉沦，而是理性生命的升华。北方，那一片荒凉之地，在张承志的行旅中，却是“美丽的天地”。一切在常人看来残酷的自然意象，他却看到了“神圣”，这种具有超越意向的精神体验和生命慧悟给予人以巨大的人格精神力量。同一片山水，有人只发现历史表象，有人却发现历史心迹，这就是张承志的散文之“旅”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旅”有多样性，旅的价值和意义也具有多元性。徐霞客之“旅”具有地理学意义和旅游学意义，郦道元的《水经注》亦如此，朱自清的“旅”是大自然的绝美风景，郁达夫的“旅”是山水的灵性，这种“旅”是真实的。贾平凹的《心迹》，是他对故乡山川的亲历性体验，他的“旅”，是创作采风和山水素描，他故意以儒家道家的眼光看山水，看花草，看沙砾，看宇宙，已多多少少沉沦到个性享受之中。余秋雨所特别标明的“苦旅”、“山居”，却是普通意义上的对历史的兴趣，神奇于历史与古迹，名山与大川，诚然有益，但毕竟不能显示出真实而伟大的生命的意义。
5.3.6怀念逝去的英雄文明：历史文化沉思的文明史景观
许多作家的眼睛，在历史的黑视野面前，总是迁移开来，他们害怕黑视野，因为无法洞悉这黑色的机密。只有那些在黑视野中用心去谛听的人，才会点燃心灵之火，在黑视野中看到真实，看到残酷，看到绝美，看到崇高。许多作家惯于发思古之幽情，其实，类似于“张三到此一游”的刻碑心理，诗人与散文作家也总爱在历史遗迹上沉思一番。
见惯了“圆明园沉思”，见惯了“大雁塔放歌”，见惯了“长城抒情”，还有那数不清地写长江、黄河、庐山、黄山、西湖、拉萨的华章，因为无法洞悉历史的机密，这所有的华章，皆可以视作空洞的呻吟。只有热血男儿，具有真性情，撇开众人的目光，才会在荒凉、冷僻、残酷、野趣中发现奇迹，发现绝美，因而，这种真正具有透视历史黑视野的眼睛，总是学会了点燃心烛。心烛就是一缕光明，“光”的意义，在许多作家那里被大大地降格和漠视，其实，光具有神圣的意义。在基督教文化中，光尤其具有神圣的意义，光照亮了心灵的黑暗，光是智慧的照射，创作生命沉思的理性散文就应具有这样光，这种光点亮了心烛，从而使人洞悉了历史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