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散文和小说创作时，张承志就有这种光的照射，他本人特别为《心灵史》所设计的封面中，就显示了这种“光的力量”。功修的老人背对黑暗，长久地在静穆中与真主进行心灵对话，当心灵敞亮之时，也是日出之时，张承志还把这种光看作是“心史”，“像那锯木火一样，在我心底里和那些淡薄的记忆一起，也还有一点朦胧的光亮，像一苗慢慢燃着的，淡蓝黄的火。”“那心火使她不狂妄，不冷漠，不屈服，在自己神秘的内心世界里暗自体味着那自儿时以来就有的，他人无法理解的深沉感受。”“这感受是尊重人、理解人、正视自己和发愤努力的基础，是生命般的力量。”“感觉那心火的闪跳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灵性。”张承志是学历史的，这种特殊的训练使他学会了洞悉历史秘密的方法。他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者，他是诗人，所以，他能发现历史的灵性，这双重的机缘，使张承志的散文包含着哲学、诗、音乐等十分复杂的精神内涵。他不是以温和的眼光去洞察历史，而是以野性，不能驯服的、冷峻的、热烈的眼光去译解历史。他所洞悉的是活的历史，古人不再置身于他的生命之外，而与他一起愤怒地歌唱，这就使他的散文具有了燃烧的力量，他善于把那些高傲冷酷的心灵点燃并熔化。
张承志所获得的穿透历史黑视野的方法，是田野作业和史料勘查，他不屑于在书籍里爬梳资料，而是奔走在北方人的生命故乡。只有理解了大自然的残酷，才能领悟流放者的苦难，他不只是走，不只是看，而且用心灵去谛听，用情感去理解。“我捕捉不到。我连自己行为的原因也不清楚。那过分辽阔的北中国为我现出了一张白色网络的秘密地图，我沿着点和线，没有人发觉。”“人堕入追求时，人堕入神秘的抚摸时，那行为是无法解说的。”当张承志真正发现了北方人民的伟大时，他不再只相信自己，不再把自己的智慧看得高人一等。“我竭力透过雪雾，我看见第一条峥嵘万状恐怖危险的大海时，心里突然一亮。大雪向全盛的高峰升华，努力遮住我的视线。”“东乡沉默着掩饰，似乎掩饰着痛苦。”“然而从未品味过的，几乎可以形容为音乐起源的感触，却随着难言的苍凉雄浑，随着风景愈向纵深便愈残酷，随着伟大的它为我落出称体而涌上了我的心间。”张承志既有独自的沉思，又有真切的底层情感交流，这就使他去绝一切浮华和骄情，贴近原始的淳朴。人的心灵的隐秘不愿敞开，除非面对真正信赖的人，大西北那底层民众，向张承志敞开心扉，那不是久经岁月的老人所讲的民间逸闻趣事，那是他们的生命史和心灵史。那些淳朴智慧的人因为心灵之火永远燃烧，他们在血与火中学会的生存智慧，把生命中无尽的秘密隐藏在心灵深处。历史本身就是由这些朴实的牺牲的人构成的，他们的流血、牺牲和战斗构成了真实的历史。
张承志以本原的方式去透视历史，洞悉了民众的心灵的秘密。“心在朴实中活着会变得纯洁。沿着这片黄色的山地，回味着这里在几百年之间发生的历史，听着人们对于民族理想的真诚希望，看着文化落后和文化发达的并存现象，人会理解感悟出朦胧模糊的什么。”“你要记住，真实只在心灵之间。”“是的，从湟永到六盘山，从藏区北缘到沙漠南线，这片文化教育落后而民间的文化却如此发达的世界里藏着真实。”“昔日统治者的历史充满谎言，真实的历史藏在这些流血的心灵之间。”与此同时，张承志也重视历史分类，但是，他不信官方的历史只相信民间秘史，他极推崇的《热什哈尔》，就是哲合忍耶的民间秘史，他写道：“民众与国家，现世与理想，迫害与追求，慰藉与神秘，真实与淡漠，作品与信仰，尤其是人迎送的日子和人的心灵精神，在一部《热什哈尔》中，皆若隐若现，于沉默中始终坚守，于倾诉中藏着节制。”“愈是使用更多的参考文献，愈觉得这部书深刻。愈是熟悉清季回族史和宗教，便愈觉得这部书难以洞彻。”“这不仅仅是一部书，这是被迫害时代的中国回族的形象，是他们的心灵模式。”张承志以奇特的本原的生命的方式洞悉历史，因而，获得了穿透历史黑视野的锐利眼睛。心灵之火在燃烧，他的散文便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他的感受是独异的，他的体验是奇特的，他的情感是独异的，他的内涵是奇特的。一切属于张承志的创造，并没有无谓的简单的重复，在张承志的散文中，看到的是陌生而奇异、原始而慧命的世界，它与一切俗念，大家习以为常的观念和材料相远。他以陌生的精神和陌生的思想面对读者，他真正洞悉到了北方民族的心史。
余秋雨透视历史的方式，则与之有所不同。他采取人们习见的评述历史、注解历史的方式，他的历史观察是普通人的历史方式，或者说，是无数学者习以为常的评说方式，他的实地考察，实质上是读史，而他读史又是为了实地考察。从本质上说，他只是读了学者们采集整理好的史料，他无法亲自去洞悉中国历史地理。以旅游观光的方式是不可能真正洞悉历史的，眼睛只能留在历史建筑和书法文字记录之上，除了肉眼能看到的事物能进入作品之外，心灵受到视野的极大限制，只能谛视神秘，无法破解神秘，也就无法真正言说。如果散文作家只是作为游客而观光，那么，他的内心感受只是过客的外在感知体验。
作为外乡人是无法真正理解本原的生命史的，本原的生命史只向那些真正的历史学者敞开，余秋雨的笔，停留在历史表象之上，或者说，他的心灵，被敦煌的历史故事和敦煌的解说词所束缚，因此，他无法真正理解敦煌悲剧。写外国强盗和中国道士，写当地乡绅和现代学者，只能流于一般性叙述，他的大部分叙述只是历史叙事本身。该透视的地方被遮蔽，被敞亮的地方又欲说无言，“我好恨”这三个字，出自平民的口可能惊人，出自学者的诗思，总感到分量轻了，这与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结尾的“活该”是不可比的。“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这未免太简单了。“文人本也萎靡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吞吐千年”，更显出抒情立场的喜剧精神。历史是庄严的，它只属于真正的牺牲者，恃才的文人，无法真正洞悉历史，只会因恃才而放逐历史，只会因恃才而虚掷历史。历史是不容随意想象的，历史洞悉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余秋雨写的名胜古迹，其内容大多似曾相识，只是被他略具诗性的语言所牵引，而将之想象为“人文精神畅想曲”。余秋雨面对历史的苍茫过于轻松，过于自言自语化了，他缺少张承志那燃烧着的“心灵之火”，余秋雨所承继的，是中国现代以来的怀古散文传统，与茅盾散文、杨朔散文、峻青散文、刘白羽散文乃同一血脉，只是它的主题不再是单纯政治倾向性的。张承志承继的，则是鲁迅散文传统，鲁迅那穿透历史的眼睛，敏锐而冷静的思索，比张承志热烈的散文更为惊心动魄。张承志以勇敢的牺牲者和流血的画面铸造散文的灵魂，鲁迅则以孤独、荒凉、复仇的画面铸造散文的灵魂，在这两个不同的散文世界中，皆立着铁血的汉子，这便是作者人格精神升华而构成的活的形象。文化散文，必须要有穿透历史黑视野的慧眼，而锻炼这双慧眼，必须燃起心灵之火；这心灵之火的燃烧，会照亮生命的黑视野，会照亮人们的前进道路。散文必须以这种心灵之火，以那种纯洁的火苗作为最高价值规范，唯有如此，心灵才会不孤独，才会获得洞悉历史秘密的勇气和力量，获得战胜黑暗的智慧，显示出“生命的本色和神勇”。
第四节散淡顿悟：小品散文的文人趣味及其叙述学限度
5.4.1小品文的智******与小品文的文人趣味的形成
应该辩证地看待现代中国散文或古典中国散文的“小品文传统”。在看到小品文的价值的同时，也应看到小品文的内在危机，在看待小品的美感和智性的同时，也应重视小品文的无聊与虚伪，这是矛盾的态度，因为对小品文的评价，涉及对中国文化的至深生活本质与情感见习的评价。它并不总是那么美妙，其中，甚至充满了思想与美感的纯情。小品文，如果要追溯其中国起源，可能要追踪到魏晋时期，此时，文人意气风发，自由散漫，于是，品评人物，宗法性灵，一代人物，皆成为《世说新语》的绝好材料，此后，这一写作方法成为中国闲适文人的自由抒情方式。由此，中国思想的三重趋向极为明朗：一是儒法家思想的大气正义，纵横捭阖；一是经典解释的考证经史，从容严肃；一是小品家的谈诗论艺，闲雅风流。风流闲适，是小品文之佳趣，六朝为盛，明清再盛，“五四”新盛，时代复兴。说起小品文大家，还是以京师居多，这些从“五四”出来的人物，青年时期有指点江山的激情，经过时代的风霜与历史的沉沦，他们早就阅遍人生，记忆中全是风流儒雅。事实上，以大学为例，人们能够谈起的风流儒雅，几乎全是关于前辈学者的，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学者，而当代的学者，则似乎丑态故事多于风雅故事的记忆，也许再经历若干年，“时代的风雅故事”会变成师生的共同记忆？
小品文的第一特点，就在于它的“智性”。廖廖几句话，生命的自由本质被点染得形象生动。现代中国散文中，有许多异类，精粹短小的小品文，就是其中的异类。说到底，这又是中国散文的传统，在《世说新语》中，这种散文传统达到了高潮，不过，也应看到，正是这种小品文害了中国文学。中国人不喜欢关心重大问题，懒得对天地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结果，养成了惯性，即对短小事物的特别偏爱，在文字上就表现为对话语体的关注。严格说来，这种话语体的宗师应该是孔子，《论语》虽然也有安身立命的道理，但更多的是孔子与学生之间的“风雅谈论”，却没有严肃认真的长篇思考，许多人因此而不喜欢西方哲学式撰述，以为这种长篇撰述空话太多。其实，这是由于中国人不喜欢严肃而认真地理性思考，喜欢感性叙述和感性谈论，特别注重人物的品藻，孔子本身就是人物品藻的行家。孔子之后，魏晋人士走向了另一极端，喜谈玄理并臧否人物，于是，这种儒道皆有的见习一直延续至今，报刊文学作品更是对这种小品文推崇至极。我更希望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小品文不值得那么大加赞美，智性背后，有一个反智性。
小品文的第二特点，就在于它的“风雅”。生活的风雅，是小品文的核心品质，伪风雅是小品文的重要特点，那点闲适，其实，也就是个人的闲适而已。在评价小品文的同时，我采取的是正题与反题合一的批评方式，即在找到一个小品文的正题的同时，也给小品文设置一个反题，这样，能够更好地评价它自身的价值。我们需要西方那种无情的理性，即只专注于事物本身，并不在意这种关注的语言方式是否轻灵，甚至有可能十分沉重。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理性论述皆有价值，但是，西方人，特别是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冗长沉闷之思，表达了精神生活的丰富复杂性。“风雅”背后，有一个“伪风雅”。
小品文的第三特点，就在于它的“语言灵性”。它不追求大叙事，不追求大主题，不追求大价值，甚至可以说躲避崇高。鲁迅和钱钟书，皆在小品文上有所成就，鲁迅以讽刺为主，钱钟书以戏谑为主，鲁迅重视思想批判与嘲讽，钱钟书重视个人才情与见识的透露，各有侧重，这好像是现代文人写作最重要的传统。现代文人几乎皆有此陋习，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留下了许多言论和见识，却没有认真而理性的论证，相反，那些理性的论证可能很少被人关注，这可能是文人与真正的哲人的命运。我们可以比较熊十力、金岳霖与梁实秋、钱钟书的小品文与哲理文，哲人的著述系统严谨，少有人问津，而文人的著作，则为人所珍爱，这不是简单的语言趣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涉及思想的崇拜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小品文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我们不可抹杀这种文人的小趣味，但绝不可提倡这种文人的小趣味。我曾经相当迷恋小品文，还以自己不会制作为愧，现在想来，这种思想大可不必，这种小品文，更多的是生活的无聊，并没有多少玄道。灵性背后，只有一个“虚浅的世界”。
小品文就是要在小中见出智慧，见出真性情，见出生活的风雅闲趣，甚至可以说，小品文表达的就是与时尚不同的价值观。杂文以讽刺见长，在形式上类似小品文，其本质追求则与小品文有异，所以，不宜将小品文的界限无限扩大。文人趣味，自古皆然，以其智慧，足以适性而在，以其地位，独具才情立世。生活闲适，富有品格与自由气质，更重要的是，不担当大义，不关注现实的价值取向，才有小品文的风流，这也是它的叙述局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