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桐乡《孔氏宗谱》。不分卷，孔宪文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本。桐乡孔氏始迁祖为孔公昉。孔子第四十九世孙孔瓒随孔传扈驾南渡，“后寓居湖州，子孙家焉，为吴兴本支所自始。十传至公昉，迁居桐乡之青镇，为东园孔氏所自始”。此家谱包括序例、孔子年谱、像赞、世系传、传记等主要内容。
5.慈溪《四明慈水孔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孔广鼐纂修，民国24年（1935）前圣祠木活字本。慈溪庄桥支始迁祖为孔文祐。宋室南渡之初，孔琛流寓奉化，至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孔文祐迁居慈溪。此家谱主要包括庙林图考、规训、世系图、世系传、家传等内容。慈溪支还有《四明慈水孔后圣祠家谱草本》二卷，民国20年（1931）孔积善堂钞本，主要包括序文、历代褒崇、孔子编年、宗子世系传等内容。
6.《兴化孔氏支谱》。十二卷，孔宪荣纂修，清宣统元年（1909）木活字本。兴化支始迁祖为孔宏贤，由句容迁居兴化。孔宪荣在谱序中清晰地交代了兴化支的源流：“而若古公六子端隐公迁句，若古公之玄孙元迁公再迁句，是南渡而句容者两支也。迁兴则元迁公后也，元迁公十世孙宏贤公始迁兴。”此家谱主要包括孔氏本源考、孔门纪要、大宗世系图、流寓支派、散寓世系传、南渡世系传、迁句（容）世系传、迁兴（化）世系传等内容。
此外，孔德成编订的《孔子世家谱》、孔广馥等编订的《镇江孔氏宗谱》（清同治十一年木活字本）也对南宗支系作了相关记载。
《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的孔姓部分也介绍了14种孔氏家谱，存目介绍了9种孔氏家谱。现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未作介绍的部分孔氏南宗家谱择要介绍如下。
7.萧山《孔氏宗谱》。二十六卷，孔继昌主修，孔昭桢编纂，民国7年（1918）诗礼堂木活字本。孔昭桢的《戊午续修宗谱跋》对萧山支的情况作了说明：“吾族谱系向统一于阙里，自四十八代祖端友公昆季扈跸南迁，由是支分衢鲁。五十二世祖万山公由衢而之钱塘，由钱塘而之萧山，至六十二世祖五经博士闻音公持谱来萧，会合宗派。”但是，孔万山为孔端思之四世孙，孔端思时已宦居钱塘，该谱的“历世行传”介绍孔万山时说“居钱塘定南乡泷潭”，说孔沁于“洪武初由钱塘迁居萧邑砾山之南”。从中可知，孔端思当为萧山支始祖，孔沁为始迁祖，那么孔昭桢一说则值得质疑。而《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则载：“建炎中，端思随孔传、孔端友南渡，滞留于杭州。后举家渡过钱塘江，避居于杭州乡间。五传至孔泌分出萧山支。第五十三世孙孔泌，明洪武初年由钱塘迁居萧山砾山之南”，这显然与萧山《孔氏宗谱》“历世行传”中的说法一致。此家谱在杭州市萧山区图书馆、衢州市博物馆均有收藏，主要包括碑文、家规、诰命、传赞、世系、行传等内容。
8.萧山《党山孔氏宗谱》。二十四卷，附一卷，孔庆璋等主修，孔宪彭等编纂，民国8年（1919）诗礼堂木活字本。党山孔氏始祖为孔端友，始迁祖为孔汭，孔汭于宋代自衢州宦居山阴县党山村。此家谱由绍兴市图书馆收藏，主要包括家规、谱序、源流、祭期、杂文、传文、女传、世次、系图等内容。
9.萧山《富春孔氏宗谱》。四卷，孔宪云主修，张锡增编纂，1949年诗礼堂木活字本。富春支始祖为孔万善，元代自衢州迁居萧山苧萝乡，后孔聪四于康熙年间（1662—1722）自萧山迁居富阳县虎爪坞。此家谱由衢州市博物馆收藏，主要包括谱序、凡例、阙里世谱、敕命、传、行略、系图、行传等内容。
10.宁波《四明慈水孔氏宗谱》。二十卷，首一卷，附一卷，孔传林主修，孔广鼐编纂，民国14年（1925）前圣祠木活字本。该支基本情况前文已作介绍，此家谱由宁波市天一阁收藏，主要包括圣容、圣庙图考、圣林图考、祠规、家训、祀典、艺文志、宗派总论、流寓支派、家传、行传等内容。
11.东阳《孔氏宗谱》。八卷，孔广林主修，嘉庆元年（1796）木活字本。《浙江家谱总目提要》说：“始迁祖：端躬，南宋建炎四年（1130）自台州府城迁居至东阳县斯村村（今属巍山镇）。”此家谱由东阳市档案馆收藏，主要包括家规、世系图、世传、记、序、诗、传、赞、行状等内容。
12.永康《孔氏族志》。不分卷，孔赵银主修，孔德强、孔长才编纂，1997年电脑打印本。该支始祖为孔若钧，始迁祖为孔能举，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自永康县榉溪村（今属磐安县）迁居永康山西孔村。该族志浙江省图书馆、永康市图书馆均有收藏，主要包括渊源引、大事记略、村庄、特载文献、人物、文萃、世系表等内容。
13.磐安《孔氏宗谱》。三十四卷，孔庆咸主修，民国8年（1919）木活字本。磐安孔氏始迁祖为孔端躬，其来历前文已述。此家谱由磐安县榉溪村孔金良收藏，主要包括诰敕、家规、排行字、世系、世传、记、序、诗、传、行传、状等内容。该支家谱另有民国8年（1919）玉书堂木活字本，由磐安县大盘镇学田村孔松弟收藏，主要包括排行字、家规、世系、世传、记、序、诗、传、行传、状等内容。
14.《衢州市南宗沟溪支派孔氏宗谱》。六卷，孔繁嘉主修，孔祥驹等编纂，2000年铅印本。沟溪支派始祖为孔端友，始迁祖孔毓均于康熙（1622—1722）末年自衢州府城迁居沟溪口村（今属柯城区航埠镇）。此家谱由衢州市博物馆收藏，主要包括谱序、南宗谱牒述略、里居图、世系录、世传、名贤录等内容。
三、孔氏南宗家谱修订的社会文化意义
与中国古代其他各家族一样，孔氏南宗对家谱修订工作的重视及对家谱的珍视，具有清源流、序昭穆、敬宗睦族等作用，推动了宗族的发展。由于孔氏南宗所拥有的圣裔特殊地位，其家谱修订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
其一，就家族内部而言，订立家规，惩恶扬善，对南宗族人具有积极的劝勉和规诫作用。众所周知，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家无谱则无以辨宗派之嫡庶。正因如此，孔氏南宗对谱牒的修订工作非常认真，犹如编撰国史那样严谨，如孔承美“秉承家统，继春秋笔法，有善必录，有过必惩，虽孝子慈孙莫能掩其私，通守礼法之严，编订宗谱以明世派，以正行名”，孔闻音、孔昭煃等也都坚持这样严谨态度。“有善必录”让族人知所向往，“有过必惩”让族人有所畏惧。严谨的修谱态度，加之家谱中辅以严格的家规，因而对族人具有良好的劝勉与规诫作用。
其二，就社会意义而言，清源流、明谱系，为浙西南其他各宗族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清源流、序昭穆是敬宗睦族的基础。孔氏南宗对谱牒的不断续修与正误，使其谱系分明，为宗族和睦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由于孔氏家族享有免除差役等特权，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冒姓孔氏甚至妄想袭封的事件，这在孔氏南宗史上也时有发生。洪武十四年（1381），王希达冒姓孔氏，终于“为事累及，前田抄没入官，以致子孙贫难，供祭不前”。由于家谱修订具有辨源流的作用，孔氏南宗历修家谱因此也有效防止了此类事情的发生。宋濂应孔克仁之请为《阙里谱系》题识，在提到孔末之难、孔仁玉中兴的基础上说：“固不可以不谨其传，而于正外二支，尤所当明辩之也……子宜述其事，庶几他日有所于考，而无泾渭混淆之患。”宋濂所说的“谨其传”、“明辩之”、“述其事”，正是包括孔克仁在内的孔氏族人的努力目标，也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孔氏家谱考辨严谨，“圣祖尼父世居曲阜昌平乡之阙里，迄今七十余世，历受褒封。宗子繁衍，从未有假冒者，以家乘所载，班班可考不容紊”。衢州人吾绅曾在《三衢鲁林怀思序》中感叹道：“自唐衰以来，谱牒废矣，士大夫能明其世系者鲜矣。故有弃厥祖而弗录，视兄弟如途人者，良可憾也。”在士大夫能明世系很少的情况下，孔氏南宗仍能以严谨的态度考订谱牒并精心珍藏，对浙西南其他宗族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第三节孔氏南宗的敬宗收族
“尊祖敬宗收族是宗法宗族制的根本原则”，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希望通过制定族规、编订谱牒、宗族祭祀、周济族人等途径以达到敬宗收族的目标。孔氏族人更是如此，一方面由于朝廷的重视和优待，一方面由于其家族传统与族人的自觉意识，因而在宗族活动与敬宗收族方面的努力堪称典范。
孔氏南宗支派众多，遍布于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面对分布如此之广的支系，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要做到派系分明、宗族和睦自然有着较大难度。然而，孔氏南宗族人在敬宗收族方面一丝不苟、从不懈怠，取得了显著成效。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孔子第六十九世孙孔继元在为桐乡《孔氏宗谱》所作的序中，引用了其叔叔孔宫锡的话：“今吾南宗自衢州本支外，或迁吴兴，或迁慈溪，或迁句容，或迁嘉鱼、新城，约亦不下万人。诚得一通达任事者广为采辑，列诸小宗而合于衢，由衢而合诸曲阜，以成百川注海之观，以全敬宗收族之谊。余虽老，尚能识其要，采辑之任非予而谁？吾宗勉乎哉。”从中表达南宗族人敬宗收族的志向与舍我其谁的精神，这种志向和精神令人敬重，成为激励南宗族人团结一致、共同发展的强大内驱力。
一、南、北宗之间的交往
孔氏族人南渡以后，一直心系曲阜、怀念北宗族人。宝祐元年（1253），在衢州知州孙子秀的努力下，菱湖家庙建成，“规模宏壮，仿佛鲁旧庙”。家庙建有思鲁阁，“取名思鲁，当有思念鲁地，思念故乡，思念先祖孔子林墓，思念阙里亲族之意”。但由于当时动荡的政局，孔氏南宗与北宗之间并没有什么交往。元至元十九年（1282），孔洙赴曲阜之后，孔氏南宗族人逐渐开始赴曲阜会叙宗族。孔淑的《阙里世系图题辞》认为这是孔氏家族史的一大盛事：“宋故五十三代袭封洙首膺召命，还谒林庙，与今袭封公治暨诸族会，百年之分，一旦复合，实吾族之盛事。”的确，孔洙作为孔氏南渡后第一位重返故里的衍圣公，对孔子家族“百年之分，一旦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孔涛在阐释江南孔氏源流时也曾说道：“浙鲁之隔，不过四十九代五十代二辈而已。”孔洙北赴曲阜时，族长孔应祥陪伴同行。孔应祥为孔子五十一代孙，如果以孔应祥为始点，那么南宗从孔子第五十一世孙开始便与北宗之间没有阻隔了，中间仅隔两代而已。
元天历二年（1329），孔涛赴曲阜“拜展林墓，惇叙宗次”。明洪武十二年（1379），孔思模赴阙里居月余。在孔思模南还之日，衍圣公孔希学、曲阜令孔克伸分别赋诗送行。孔克伸的诗深深地表达了依恋之情：“忍将别意题诗句，且把宗盟付酒卮。去去频当寄家信，秋风勿使雁来迟。”明宣德元年（1426），孔克准赴曲阜，心有所怀，于是作《鲁林怀思图》，王洪、杨荣、金幼孜等翰林诸公为之作诗。杨士奇对孔克准的为人高度赏识，以为“推克准之心，诚由先圣之道，可谓孔氏贤子孙矣”。
此外，孔承美、孔传锦、孔庆仪等也都曾拜谒曲阜林庙，促进了南、北两宗之间的交流。孔氏南宗其他各支派也有北赴阙里会叙宗族的传统，永康支、兴化支、建德支族人的谒林活动也都见诸各家谱。
同时，北宗族人也有因为官等原因而到南宗家庙者。孔贞锐，为北宗子孙，清朝时任西安知县。他到任后，将南宗家庙修葺一新，并恢复会族等惯例，见“栋宇摧残……督令修葺，俾为一新。复会族众为庙庭，彬彬穆穆，风气无异洙泗”。同时，孔贞锐因为自己是第一位到衢州任职的北宗士人，“阙里甲第蔚起，从未有履此邑者”，因而在衢任职期间更加谨遵“节爱之训”，“无论百姓安堵如故，至吾族林林，亦皆若训而无梗化者”。他对南宗家庙的祭祀活动尤为关注，在离任之前特意“置田一区，补庙中夏冬二祭，俾与阙里无异”。所有这些，对清初孔氏南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之，孔氏南宗和北宗族人之间的经常性往来以及共同修谱等活动的开展，促进了相互间的沟通了解，增进了孔氏家族的和睦，充分体现了泗浙同源、南北一家的纹脉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