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句，在《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齐聚梁山，“上符天数，下合人心”，上山的原因却是各有不同，约略分来，至少有五种情形：一，少数是被直接“逼上梁山”的，如林冲、解珍、解宝等；二，一些人是因为“抱打不平”，间接被“逼上梁山”的，如鲁智深、宋江、武松、李逵、戴宗、顾大嫂、孙立、孙新、乐和等等，也许还可以算上晁盖、吴用、公孙圣、三阮等“七星”，因为他们是为夺取不义之财而走险的；三，一种人是因为讲义气跟上梁山的；四，还有不少的人不过是梁山的俘虏；五，另有不少的人，上梁山前就是有“前科”的绿林好汉，且这“前科”与一个“逼”字并无关联。于是，就有人因为《水浒传》存在后两种人，而完全抹杀这小说“逼上梁山”的思想意义。其实，从文学形象的分量和价值而言，前两种人是梁山的主流，后两种人则只是梁山的支流，用“逼上梁山”来概括这支队伍的聚义，今日审思起来，依然是基本正确的，尽管后两种人在梁山的数量很不少。完全否定、抹杀《水浒传》“逼上梁山”的主流价值，不能不说是主次不分，颠倒轻重。
（三）忠义·招安·儒家思想
——《水浒传》的重要思想内蕴
上面说了，《水浒传》一书，浸透着浓浓的侠文化，侠文化是《水浒传》根本性的文化特质。但侠文化却绝不是《水浒传》唯一的文化内涵。一部《水浒传》就是整整一个社会，而一个社会乃是许许多多文化因子的组合体。《水浒传》也是。别的暂且不说，单说其中的忠义。
在谈《水浒传》的忠义问题之前，先作几点说明：一是，这里所说的“忠义”和前面说过的“侠义”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忠义”是儒家范畴中的东西，虽“忠义”连署，“忠”却是主要的，其中的“义”当然也不完全排除“侠义”之“义”的含意，就像“侠义”的“义”中有时也含有忠的成分一样；“侠义”追本溯源，则是属于墨家的东西。二是，在《水浒传》中，接受招安是宋江等一众好汉“忠义”精神的重要体现，两者紧密相连，所以谈忠义离不开谈招安，为节省篇幅，下面论述时，就不再赘言其间的关系。三是，在《水浒传》中，除了作为主体的侠文化外，儒文化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儒文化包罗广博，这里只涉及其中的忠义。
《水浒传》在流传的过程中，有时名《忠义水浒传》，有时又叫《水浒忠义传》。从《水浒传》名称的附加成分，我们也可以看出，“忠义”精神，是文人对《水浒传》的一种重要解读。特别是还有的《水浒传》就叫《忠义传》。
说“忠义”精神，是文人对《水浒传》的一种重要解读，这还可从许多文人对《水浒》的批评中看出。
宋末元初人龚开，是今天能够知道的，最早对水浒故事作出评论的人。他在《宋江三十六画赞》的小序中就说，宋江“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又说他“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还说他像盗贼之圣的柳盗跖一样“守一至于极处”。董卓是奸臣，说他不像董卓；说他“不假称王”，实际上都在暗示，宋江是忠于宋王室的。在《赞》中，龚开给张顺的赞语是“愿随忠魂，来驾怒潮”，称花荣就像是“中心慕汉”的李广一样，这些也都是龚开将当时的水浒故事精神，解读为忠义的明证。这说明，《水浒》故事在流传的早期，就有人把他和忠义连在了一起。
《水浒传》成书以后，作如此解读的人就更多了。比如说，最著名的思想家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就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齿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海天藏的《题水浒传叙》也说：水浒英雄“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大涤余人的《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更明白指出：《水浒传》“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施、罗惟以人情为词，而书始传，其言忠义也。所杀奸贪****，皆不忠不义者也。”（《刻〈忠义水浒传〉缘起》，《忠义水浒传》芥子园本卷首）
文人的这种解读，自然有寄托自己情怀的动机，也有因为偏爱《水浒传》，恐怕它遭到当局的禁毁，有意强调这种精神的原因。但假若《水浒传》本文中没有“忠义”的因子，文人也不好无中生有。
还在元初，《宣和遗事》中的有关宋江故事，便记载着梁山泊头领晁盖的遗言，要山上英雄“助行忠义，护卫国家”。故事的结局也是接受招安，然后从征方腊。也就是说，在《水浒传》成书前，“忠义”的元素，早已深嵌在它的灵魂之中。
从今存的《水浒传》文本看，“忠义”的因子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明显。
从人物形象的角度说，宋江可以说是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他在杀了阎婆惜后，“寻思有三个安身之处：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二乃是青州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就是没有把梁山考虑进去，尽管他有大恩于梁山。尔后四处逃命，到过柴进庄上，去过孔家庄，也投过清风寨，仍然没有去梁山泊。不但不主动去投梁山，就是发配江州，途经梁山，当刘唐要将两个押送公人杀了，邀他上山，他还说“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花荣要为他打开枷锁，他还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就是上了山，他依然不肯留在山上，就像后来宋江邀卢俊义上山，卢俊义发誓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一样。
宋江不仅自己不肯背叛朝廷，也劝结义的弟兄们要以忠义为心。比如说，武松告诉他，自己准备“投二龙山落草避难”时，宋江先是叫他和自己一起到清风寨投花荣，当武松又告诉他自己“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怕连累花荣，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这才放心，道“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二人分别时，宋江还再次劝武松：“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事业，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这些都足以说明，宋江身上存在着浓浓的忠于朝廷的思想。《水浒传》中的其他头领，也多把宋江看成是忠义俱全的好汉，作者也总常常在他的头顶带上这样一付光环。
不仅宋江有忠义思想，武松也有，卢俊义更有，这从上面所举的例证中已经完全可以看出，不必赘言。从整个《水浒传》来看，这种忠于宋王朝的思想，在许多头领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王伦想将杨志留在梁山牵制林冲，杨志也执意不肯，被高俅斥退后思量道：“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玷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燕青当着道君皇帝的面唱《减字花木兰》道：“听哀告，听哀告！贱躯流落谁知道，谁知道！极天罔地，罪恶难分颠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常存忠孝，常存忠孝。有朝须把大恩人报！”甚至连“**********”期间被一些人誉为坚定革命派的阮氏三雄，也唱着“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若肯对《水浒传》的用词作点统计，“忠”这个字，大约要算是除“义”以外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更是对梁山英雄称许的常用词之一。洪太尉撬开龙虎山伏魔殿里的石碑，放走被锁的妖魔，作者解释说这是“天罡星合当出世”，接下来加了一句是“宋朝必显忠良”，似乎从一开始，作者就把这批豪杰定在“忠良”这个位置之上。晁盖等上梁山，作者赞曰“水浒请看忠义士，死生能守岁寒心。”小说谴责黄文炳揭发宋江有叛逆之心，并要江州知府捉拿宋江是“文炳趋炎巧计乖，却将忠义苦挤排”。梁山泊大聚义，作者赞道“地煞天罡一字排，激昂忠义一生心”。《水浒传》的一众豪杰，除宋江头上常有忠义的光环，比如称他是“忠肝义胆”、又常借其他英雄，如关胜的话赞他“人称忠义宋公明，话不虚传”等不说，称卢俊义也是“忠肝贯日”。说高太尉斥退杨志是“奸邪到底困忠良”；杨志与武松在二龙山相聚是“人逢忠义情偏洽”；称朱仝是“义胆忠肝豪杰汉”；皇甫端上梁山，作者也说“天集忠良真有意”；甚至柴进拿一千两银子买通蔡福，阿谀他时，竟也用上“久闻阁下是个仗义全忠的好汉”这样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