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的情节说，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作者用了整一回的篇幅，有意安排了个神话般的故事，说宋江在还道村遇险，躲进一座庙中，得九天玄女娘娘的救护，方才脱离了被捕的危险。玄女娘娘又传给他三卷天书，嘱咐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自此，本就“仁义礼智信皆备”的宋江，牢记着娘娘的法旨。“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宋江上山之后，更是时时将“忠义”挂在口上。每当擒获一个征缴梁山的将领，他总是“便起身喝退军士，亲解其缚，扶入帐中，分宾而坐。……道：‘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这些降将也都称赞宋江“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人称忠义宋公明，话不虚传”。梁山的好汉如戴宗等，有机会，便也要“诉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晁盖曾头市中箭身亡，宋江坐了梁山第一把交椅，“聚义厅”就改成了“忠义堂”。
在“**********”中，******曾说过这样两段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段话有两个要点：一是，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二、宋江是投降派。理由也有两个：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改变了梁山的路线；“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中，因此酿出了一个批《水浒》的运动，批“投降派”更是运动中的一个大旋涡。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的一段话：“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成为了奴才”，也成了一些人批“投降派”政治运动的武器。后来，人们否定“****”中的批《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这很应该；但若连******这段话学术含义中的合理成分也完全否定，就不太应该了。其实，从学术的角度说，这段话并无大错。晁盖曾说：“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显示出他掌舵时，儒家的“忠义”路线就已经存在，并不是宋江“搞修正主义”才出现忠义思想；但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却绝不是毫无目的，他的的确确是想加强这忠义精神。这种精神在他上梁山后也确实得到了加强。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在《水浒传》中，忠义和招安两词的使用频率，愈益多起来了，尤其是在梁山大聚义之后，争取朝廷招安这个时段当中。
就在梁山大聚义的那一天，宋江对他的兄弟们说：我心中欲建一罗天大醮，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则祈保众弟兄身心安乐；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三则上荐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见。就行超度横亡、恶死，火烧、水溺，一应无辜被害之人，俱得善道。也就在那天的三更时分，天降下一块石碣，那石碣上，“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众英雄的）尊号。”于是宋江带领大家“歃血誓盟”：“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热热闹闹地开起了菊花会。会上宋江作了首《满江红》词。令乐和单唱：“……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此时，梁山的“忠义”精神正是相当的浓烈。浓烈得让一些头领受不了，因而引发了反弹。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做粉碎。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宋江只得慌忙解释：“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这正是宋江上山后强化招安路线的表现。
是不是其他头领就真没有“忠义”思想，绝对不肯接受招安呢？绝不是。这是只要看看第一次朝廷来招安，蔡京、童贯等做手脚；钦差摆架子、蔑视梁山的英豪，惹怒了一众英雄，招安未能实现，吴用讲的那句话就清楚了：“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迭起，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他们不是不要招安，不过是要朝廷重视他们，不过是要增加点筹码，然后再接受招安罢了。
在先，也就是在紧接大聚义之后，《水浒传》作者便立即展开了梁山泊争取朝廷招安的故事，写宋江带着柴进、燕青等假看灯之名，潜入东京，走李师师的后门，在这个高级妓女、道君皇帝的“粉头”面前，作词示意：……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并且在黑影里与柴进、燕青商量：“俺三个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有何不好！”只是由于道君皇帝突然来临，再加上李逵“见了宋江、柴进和那美色妇人吃酒，却教他和戴宗看门”，一怒之下，打了随皇帝前来的杨太尉、就李师师家放起火来，搅了局，大事才没办成。
如上所述，第一次招安没有成功。后来朝廷派兵征剿，“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设十面埋伏”，梁山好汉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确实是杀得宋王朝军队“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还将高俅俘获。但面对这个俘虏，宋江固然恭谨有加，持盏擎杯，甚至低三下四，开口便道：“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中间委曲奸弊，难以缕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吴用、公孙胜不也“执瓶捧案”？卢俊义等不也侍立相待？其他头领，包括武松、鲁智深等不也不再反对了吗？他们的目的还不都是希望朝廷招安，希望高俅在徽宗皇帝面前说说好话。此时，吴用等觉得自己的筹码多了，可以“商量”了。
送走高俅，梁山果然立即就又派人去东京走李师师和宿太尉的后门，终于实现了朝廷招安的目标。后来他们又帮朝廷征辽、打方腊。
从当今的革命者立场说，宋江接受招安，确实是“投降派”，谁能说******讲错了；宋江接受招安，又去打方腊，“终于是奴才”，鲁迅也没有说错。只不过******、鲁迅并不真在谈文学，他们是谈政治，是借题发挥。
从文学的角度说，《水浒传》作者写的是一桩历史公案。历史文献证明，宋江确实是接受了招安，并且去攻打过方腊的；作者所写正是这支叛逆队伍从起事，到发展，到受招安，到破灭的全过程。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无可厚非。作为一个读者，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作家不能写什么，只能写什么。我们只能就他所写的来考察他所反映的是否具有艺术的真实，是否表达得深刻。
历史上的宋江之辈，是不是这样的忠义之士，我不敢妄置可否。但作者强调了这批豪侠的忠义精神，作品的抨击力度强了，这却是可以肯定的。试想，这样的忠义之士尚且被朝廷，被社会逼得走投无路，终于被“逼上梁山”，其他人的处境如何，就更可想知了。上了梁山的这批英豪，接受朝廷招安，并且在后来的征辽和征方腊过程中，为国家，为朝廷，立下如此赫赫大功，结果还是被奸臣逼得四处离散，宋江等被朝廷所赐的药酒毒死，落得个悲惨的下场。这社会的黑暗到了何种程度，这朝廷的腐败到了何种程度，岂不亦可想见？想来，作者正是要借此达到自己揭露和抨击社会黑暗的目的。
有些人也许会说，宋江这是活该，他葬送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是个大罪人。的确，从革命者的立场说，无疑这观点有他的合理性。然而，我们要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问题，结论怕就又有所不同了。《水浒传》正是描写了英雄们的四处离散、描写了宋江等的被药酒毒死，才使整个小说笼罩在一种悲剧气氛之中。而这浓浓的悲剧气氛，又更让人们认识了这个社会和这个朝廷。读完《水浒传》，掩卷静思，宋徽宗梦中听到的手持两柄板斧，追喊着“还我命来”的李逵的凄厉呼声，仿佛就在耳边，它是能震撼任何一个读者的心的。怪不得胡适说这是千古难得一见的文字。
而且，按照当时候的道德标准，按照其时的主流意识，忠义可是最高尚的情操，最完美的人格。将忠义的光环，赋予这样一批豪侠之士，得具多大的勇气？我们不必多作分析，看看另一些文人是怎么咒骂《水浒传》及其作者，就会清楚《水浒传》的作者，会承受多大的压力了！比如说，在明代，主张《水浒》是“诲盗”之作的代表人物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宋江”条中，就采用答问的形式，对梁山英雄的“仗义疏财”、征辽等一一进行否定，最后指出；“（宋）江，盗魁也，王法所不赦，何可复为也？”袁中道也说：“《水浒》崇之即诲盗”，郑暄说得更为清楚：《水浒传》“倡市井萑符之首”（郑暄《昨非庵日纂》）。许自昌更说：“作《水浒传》者必堕地狱当犁舌之报。”（《樗斋漫录》），还有人说：“钱塘施耐庵，南宋时人，编撰《水浒传》，奸盗脱骗，变诈百出，坏人心术，子孙三代都哑，夫亦天道之报乎？”（《绣谷春容选锲骚坛摭粹嚼麝谭苑数集》卷六）
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勇气和识见。
从文学的角度看问题，最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一句，“《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它告诉后来的造反者，“投降”的路走不通！客观上，它确实能起这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