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先秦儒家经典《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北宋时期，儒者推崇《大学》，加以刊定讲述。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注解讲习，遂奠立《大学》的独立地位，成为对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典。
《礼记》《大学》被推尊为经典，与两宋之际儒学复兴的思想大势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大学》所阐发的“三纲领”与“八条目”，为宋明新儒学的修养与实践提供了理想目标与具体方法，为儒家批判融摄佛教与道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围绕着《大学》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重点。至近现代，《大学》所内涵的儒家“内圣外王”的文化理想与实践路向，又成为儒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反思和批判的内容，有其现代的思想效应与意义。
一《大学》题解
要了解《大学》，先谈一谈《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儒家的礼学文献汇编。《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礼记”乃解释“礼经”之作。西汉传《礼》的博士有三家：戴德、戴圣与庆普，三家皆汇编有“礼记”。其中戴德称为大戴，他的侄子戴圣称为小戴。戴德汇编的礼学文献有85篇，称为《大戴礼记》，小戴删辑为46篇，称《小戴礼记》。《小戴礼记》经东汉马融增补3篇后由郑玄加以注解而广为流传。《大学》这篇文献即为《小戴礼记》的第42篇。
关于《大学》的作者，郑玄在注《小戴礼记》时没有提到，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也没有说明。根据朱熹《大学章句》中的说法，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视《大学》为“孔氏之遗书”。朱熹自己则认为：“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按照朱熹的说法，《大学》分为经传，经为孔子之言，孔子的学生曾参述之，传为曾子之意而弟子记之。二程与朱熹所说，于史并无凭据，他们这样说主要是为了抬高《大学》这篇文献在儒家传统中的地位。根据《汉书·艺文志》“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大学》的作者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儒家传人。
“大学”题意，郑玄解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在郑玄这里，所谓“大学”，指儒者为政之学。朱熹《大学章句》引二程言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又指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小学”之后的教育阶段与教育内容。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小学是子弟发蒙与初学阶段，其内容是基本的礼仪与六艺之学。大学是子弟学习的高级阶段，其内容为穷理、修身与治国之道。从《大学》的内容上看，郑玄与朱熹的解说皆有依据，郑玄的理解径直简要，朱熹则细致而有落实。实际上，“大学”还可从儒家实践方法与理想目标两方面来理解。此实践方法，从格物到修身，从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及，此为大；其理想目标，以天下为己任，以至善为鹄的，此亦为大。概括言之，所谓“大学”，就是儒家实践理想的大学问。
《大学》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儒家“三纲领”、“八条目”。
《大学》开宗明义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朱熹说：“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为儒家道德修养、政治教化与理想境界的基本纲领。
“明明德”，郑玄注曰：“谓显明其至德也。”朱熹注《大学章句》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明明德”意为通过道德修养回复本来至善的天命之性。朱熹的解说立足于理学关于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分判，但与郑玄相一致，认为“明明德”就是通过道德修养而显明其最高的德性。
“亲民”，孔颖达疏曰：“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程颐在其《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本句“亲”字下有小注曰：“当作新。”朱熹《大学章句》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程颐与朱熹认为，所谓“亲民”应为“新民”，即通过道德教化而使人民显明其道德。孔颖达的“亲民”主要是要求统治者仁民爱物，是政治上的要求。应该说，孔疏更符合本意。
“止于至善”，孔颖达疏曰：“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朱熹《大学章句》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笔者以为，“至善”乃是儒家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的最高目标与境界，“止于至善”就是实现和达到这一目标与境界。
三纲领八条目
“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为“大学”之教规定了基本纲领，所谓“物有本末”，此为“大学”之本。“三纲领”也为学做“大人”提供了理想目标，所谓“事有终始”，就是由道德修养而至政治教化，再至实践至善之理想，此为“大学”之“终始”。
所谓“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说：“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大学》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八个实践内容与基本步骤。
从内容上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皆是儒者修身的内容，修身落实于“齐家”，由之推扩出去，则是“治国”与“平天下”的事业。
从步骤上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一个从修身而实现治国与平天下的过程。还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实践内容与步骤，儒家认为是从天子到普通人皆可以去做的。
具体地看，关于“格物”与“致知”，有不同的理解。
郑玄认为，“格，来也，物，犹事也”，“致知”就是“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因此，在郑玄这里，格物致知就是对事物的善恶加以判断以使善从而恶去。显然，这种解释是着眼于道德判断与道德修养而做出的。朱熹则指出：“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因此，在朱熹这里，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其所谓“物”，包括自然之物，但主要是伦理之事。其所致之知，包括物理之理，但主要是伦理之理。因此，朱熹的解释较之郑玄更为丰富，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解说中包含着对客观物理的探求。朱熹在注解《大学》时，根据自己的判断增加了对“格物致知”的解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可见，朱熹的解释较之郑玄更有包容性，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解说中，包含着对客观物理的知识论探求，也展开了关于人的认知能力与认识过程的认识论思考。
“诚意”与“正心”，孔颖达疏曰：“总包万虑谓之心，情所意念谓之意。若欲正其心使无倾邪，必先至诚，在于意念也。若能诚实其意，则心不倾邪也。”朱熹注曰：“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诚意”与“正心”主要是指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的自律与自觉。《大学》中也以“慎独”、“无自欺”来对这种修养加以说明。
“修身”与“齐家”，《大学》中解释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上文所谓的“辟”，乃“偏爱”的意思。常人之情，总有所偏爱，因此修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克服情感上的偏颇。“修身”是指个体的道德修养与是非观念的培养，“齐家”是使家庭和睦而有规矩，“修身”是“齐家”的根本。
“治国”与“平天下”，皆为儒家实现道德理想的客观实践。“治国”指使国家政治清明，获得良好的治理。“平天下”意为使儒家的道德教化普施天下，所谓“明明德于天下”。《大学》在说明儒家这一客观实践时，明确指出“治国”应以“齐家”为本，“明明德于天下”应以“治国”为本：“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这说明，儒家的客观政治实践，皆应落实在孝悌忠信的伦理法则基础之上。而孝悌忠信的伦理法则，正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宗法社会的观念核心。
《大学》的“八条目”构成了儒家道德实践的基本内容与步骤，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客观化，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功夫与方法。
最后，谈一谈《大学》所言的“絜矩之道”。《大学》说：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关于“絜矩之道”，郑玄注曰：“絜，犹结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谓当执而行之，动作不失之。”所谓“絜矩之道”，字面的意思就是确立法则而执善固从。《大学》又进一步解释“絜矩之道”，称之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因此，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孔子所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郑玄注也说：“‘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耳。治国之要尽于此。”朱熹则称之为“平天下之要道也”。
《大学》将“絜矩之道”视为儒家政治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的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所代表的公平与公正。不过，这一政治上公平与公正的实现，需要依赖在上者的自觉与推行。
二《大学》源流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大学》有值得说明和讨论的问题。
如前所述，《大学》本是《小戴礼记》的一篇，东汉郑玄曾为之作注，唐孔颖达曾为之作疏。因此，《大学》的内容本应以《小戴礼记》所收录为准。事实上，在《大学》为宋儒所表彰并抽出单行之后，《大学》的内容刊定与版本流传就复杂起来了。
朱熹在二程改定的《大学》基础上，加以注释，同时对《大学》的内容做出了补充与调整，形成了《大学》的新版本。与此新版本相对，《小戴礼记》中原有的《大学》，就被称为《大学》古本。虽然朱熹的《大学》新本在后世非常流行，但也有学者据《大学》古本来与朱熹相颉颃，如宋明儒学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就曾编有《大学古本》，“去分章而复旧本”（《大学古本序》），并留有《大学问》的新解说。下面，我们就对宋以后的《大学》的流传与刊定加以梳理和说明。
据考证，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八月，宋仁宗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拱辰。后来，登第者皆赐以《儒行》、《中庸》、《大学》等篇。据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一卷，是为《大学》别出单行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