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之后，最著名的《大学》版本是程颢与程颐兄弟所改定的。程颢所改定的称为《明道先生改正大学》，程颐所改定的称为《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二程的改本皆对《小戴礼记》中的文字次序有所调整，如大程的改本在原本首章之中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之后，开始移用后文“汤之《盘铭》”之言加以解说，而小程的改本则在原本首章之后，对后文的章节加以移易。总之，二程对《大学》原本皆断以己意，做出了章节次序上的调整。
二程之后，对《大学》的专门研究多了起来。周予同先生在《大学》与《礼运》一文中曾细致地加以考证，他说：“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吕大临、苏总龟、喻樗的《大学解》，廖刚、何俌的《大学讲义》，谭惟寅的《大学解》，张九成的《大学说》，萧欲仁的《大学篇》等。——虽然这些书多半已经亡佚。到了南宋的朱熹，撰写《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两书，不仅如司马光样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单行，也不仅如二程样将《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加以窜改，而且指明了《大学》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所作。到了朱熹，《大学》才取得儒教经典的最高地位；但到了朱熹，《大学》的真面目更其模糊了。”下面，我们就谈一谈朱熹对《大学》的改造与发挥。
对《大学》的刊定与注释是朱熹用力最著的工作。
从形式上看，朱熹的《大学章句》将《礼记·大学》的内容划分为经传。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始，至“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为经文部分。朱熹说：“上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后的内容，朱熹别之为传：“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认为：“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此外，朱熹还对“传”文部分的编次加以调整，以合经文部分“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与顺序。
从内容上看，朱熹《大学章句》最重要的改定是增补了“格物致知传”的内容。朱熹认为，如果从经传相配合看，古本《大学》缺少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于是朱熹自称袭取二程的观点对传文作出了补充，增加了“补大学格物致知传”。
朱熹对《大学》形式的调整与内容的增补，从儒家经学的传统上看，实在是大胆与惊人的。笔者认为，朱熹之改经，与宋代重视义理的学术风气有关，更重要的是阐发自己格物穷理的理学思想的需要。此外，对于朱熹来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大学》既分经传，因此传文的调整与增补也可视为儒家后学弥补缺隙与发挥经义的正当之举。
朱熹的《大学章句》本由于被收入《四书》而在后世成为官方肯定的经典与教材，流传甚广，几成为定本。虽然如此，后世儒家对《大学》是否阙文以及朱熹的增补都曾提出疑义。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恢复就是一个例证。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在阳明看来，格物是诚意之功，致知是诚意之本，止于至善是诚意之极。因此，王阳明认为：“圣人惧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反对朱熹对《大学》的改造，重新“去分章而复旧本”，恢复《大学》的古本。王阳明与朱熹在《大学》文本上的分歧，实际根源在彼此思想上的不同，阳明主诚意，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
三《大学》与中国文化
宋以后，《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被编入《四书》，立于学宫，成为儒者学习的基本文献及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有其现代的效应。
首先，《大学》对宋以后儒家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学》为二程所提倡而被朱熹加以注解并编入《四书》之后，遂成为儒家教育与儒者学习的重要经典。公元1227年，也就是朱熹卒后的第27年，宋理宗下诏说：“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将《四书集注》列为官学教材。元代，经儒家学者赵复、许衡等大力表扬，元仁宗于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将《四书》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明确规定“用朱氏章句集注”。明清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包括《大学》在内的《四书》，一直是最重要的经典与教材。科举考试也以《四书》为重要内容之一。明代科举以《四书》与《五经》取士，编有《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教材。在清代的科考中，朱熹的《四书集注》仍是最重要的考试内容。
《四书》之所以为后世儒者及国家科举所重视，从儒家教育的角度看，是由于《四书》内容的独特性。而在《四书》中，《大学》的地位与性质也相当重要与特别。
朱熹曾就儒家的经典教育与学习指出：“《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卷十九）在朱熹看来，《四书》直接记载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圣人之言，对儒家初学者把握儒家要义最为直接与切要。因此，朱熹建议：“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现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朱子语类》卷一一五）
在《四书》中，《大学》被排为首篇。这实际上是着眼经典教育与经典学习之循序渐进原则而做出的。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曾就《大学》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就是说，《大学》体现了古代儒者为学的次第与规模，可以作为今之学者的入学之门径。朱熹也曾说明为何为学要从《大学》入手：“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易先看。”（《朱子语类》卷十四）在朱熹看来，《大学》正是进入儒家之学的门径。
由于朱熹的文化影响和科举考试的要求，《大学》成为后世儒家教育由蒙学、小学而进入经典学习的开始。事实上，无论是郑玄所说的“可以为政”，还是二程所说的“大人之学”，乃至朱熹所说的“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这部儒家著作在儒家教育中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
其次，《大学》对宋以后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宋儒推尊《大学》之前，唐代儒家的代表人物韩愈就曾在自己的著作《原道》中引用过《大学》。韩愈引用《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佛教的盛行，称“古之所谓正心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以之批判佛教灭弃伦常的出世主义，即“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应该说，韩愈以《大学》的济世有为精神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的基本立场，为宋儒所继承。如二程批判佛教：“大概且是绝伦类，世上不容有此理。”（《程氏遗书》卷二上）朱熹说佛教的错误在于“尽欲空了一切”（《朱子语类》卷一二六）。更为重要的是，韩愈所发掘的《大学》“格致诚正”的工夫方法，为宋代儒者批判佛老、收拾人心、重建儒学提供了自家资源。如程颢在谈到儒家的修养工夫时强调“诚敬”，程颐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力主“格物穷理”，王阳明发明“致良知”，皆吸收了《大学》的方法与观念。《大学》的推尊与阐释，对于重建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对《大学》的推尊与阐释，也促进了宋明理学自身的发展，宋明理学家围绕《大学》的观念方法展开理论建构与争论，推动了儒家哲学的深入。这种发展与深入，主要体现在“格物致知”问题的讨论上。
“格物”与“致知”是《大学》“八条目”中的两条，传统的注释对这两个条目并非特别的关注。如郑玄在《礼记》的注中，将“格物”与“致知”说成对事物的善恶加以判断以使善从而恶去的道德行为。二程较早地肯定了《大学》的工夫论意义，将格物致知解释为“穷理”。朱熹在作《大学章句》时，敏锐地注意到“格物”与“致知”可以为新儒学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不惜改经而在《大学》中增加“格物致知章”。朱熹认为，所谓“格物”，即“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乃就具体事物而穷尽事物之理；所谓“致知”，即“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也就是穷尽物理之后使自己的知识充实圆满；所谓“致知在格物”，“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而知有不尽也。”这是说“致知”的基础在“格物”。朱熹所言“格物”，既包括客观之物，也包含伦理之事；朱熹所言“致知”，既致物理之知，也致伦理之知。因此，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对传统仅在道德修养意义上理解“格物致知”的突破与发展，其中包含着唯理论的形上思考，也有明确的知识论追求。朱熹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在我们看来，《大学》在宋明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朱熹这里，表现为对世界的理性把握以及在实际认识过程中的经验性探求。
陆九渊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诠解，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