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马王堆汉墓帛书本《老子》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了《老子》两种帛书写本。其中一种用篆书抄写，名为甲本；另一种用隶书抄写，名为乙本。甲本无避讳，乙本避“邦”字讳，说明两本抄写时代不同。甲本抄写在刘邦称帝之前，似为秦汉之际的抄本，乙本抄写在刘邦称帝之后，为西汉初年的抄本。甲、乙本各有特点，诸如经文句型、虚词以及所用古今字、假借字等均有差别，说明甲、乙本来源不同，代表汉初两种不同古本。无论是甲本还是乙本，其编排次序与通行本不同，都是今本的《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通行本《老子》分八十一章，帛书《老子》乙本不分章，甲本有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但是否是分章标志并不能确定。虽然郭店竹简《老子》节抄本的出现，将帛书《老子》曾保持的《老子》抄本的最早记录又提前了一百多年，但帛书《老子》仍然是目前年代最早的较完整的古抄本。帛书《老子》为我们了解战国晚期、秦汉之际《老子》著作及其思想的基本面貌提供了文献依据，对了解今本《老子》对古本《老子》的改造以及今本《老子》的形成和定型也有重要的价值。
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载有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释文。此后校释研究帛书本《老子》的重要论著有许杭生《帛书老子注释与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黄钊《帛书老子校注析》（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
3.《老子河上公章句》本
《老子河上公章句》本是指《老子河上公章句》的经文本。《老子河上公章句》是托名战国河上公撰而约成书于西汉末或东汉时期的《老子》注本，是流传较为久远且影响很大的《老子》注本。《老子河上公章句》共四卷八十一章，其经文以及分章与王弼本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各章之前，不少版本标有章名，以概括标注者理解的大意。《老子河上公章句》注文有其特点，侧重从理国养生方面加以注释。如解《老子》一章“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解“非常道”，为“非自然长生之道也”。其谈理国，实受汉代黄老思潮影响；其落脚在养生，为后世道教所推崇。据饶宗颐先生考证，道教中的《老子想尔注》本对该本有所袭取。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版本，据王卡先生的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唐代抄本，如敦煌遗书有唐抄《河上章句三种》。二是日本旧抄本和刻本，如大阪图书馆藏天文旧抄本等。三是宋刻本，如《四部丛刊》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建安虞氏刻本、《天禄琳琅丛书》影印宋刘氏麻沙本。四是纂图互助本，多为清人所著录，如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等。五是道藏诸本，如明《正统道藏》所收《老子河上注》一种以及全录或节录《河上注》的其他《老子》注本七八种。六是明清刻本，如明世德堂刊《六子本》、清《四库全书》本等。
历代注释，据唐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著录，唐道士王玄辩有《老子河上公释义》十卷。近代则有清王用之《重校老子河上公注》二卷，湖南学库山房校刻《河上公章句》。今人注释有蒙文通蒙氏校本（四川图书馆藏石印本）、郑海成《老子河上公斠理》（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等。
4.汉严遵《老子旨归》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老子旨归》十一卷，严遵著。”严遵，字君平，西汉末成都人，隐居不仕，精于易学，常以卜筮为业，兼授《老子》。所著《老子旨归》，共十三卷，七十二篇，前七卷注《老子》“德经”，后六卷注《老子》“道经”，宋代以后只存前七卷。今存《老子旨归》有两个版本。一是六卷本，题为《道德旨归论》，收于《秘册汇函》、《逮津秘书》、《学津讨原》、《丛书集成初编》中，六卷本不引《老子》经文，每编前以所注《老子》章首几字为题，如“上德不德篇”等。一是七卷本，题为《道德真经旨归》，收于《道藏》、《怡兰堂丛书》中，每篇前引用所注《老子》经文，没有篇题。《旨归》所据《老子》版本与诸本不同，“德经”四十章，“道经”三十二章，共七十二章。关于《旨归》的佚失部分，今人蒙文通著有《严君平〈道德指归论〉佚文》，收入蒙文通《道书辑校十种》（巴蜀书社，2001年）。王德有著有《老子旨归辑佚》，收入王德有点校《老子旨归》（中华书局，1994年）。
5.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
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的《老子》经文版本，通常被称为王弼本《老子》。该本文笔晓畅，与古本老子相远，对后世影响很大，为最著名的一种通行本。王弼（公元226年—公元249年），字辅嗣，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王弼倡“本无”说，通过本末体用之辩为“名教本于自然”作论证，《老子道德经注》乃王弼阐发玄学思想特别是“贵无”理论的重要著述。王弼本《老子》文笔晓畅，其形式与内容，颇合司马迁描述的“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记载，是一个经过整理加工而流传广泛的版本。版本有《诸子集成》明张子象本，今人楼宇烈的《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收有经过校订的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王弼注本《道德经》
历代著名的《老子》注本还有：唐代傅奕《校订古本老子》、成玄英《道德经义疏》、李荣《老子注》、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等，宋代范应元《道德经古本集注》、苏辙《老子解》、王安石《老子注》、吴澄《道德真经注》等，明代释德清《老子道德经解》、焦竑《老子翼》等，清及近现代姚鼐《老子章义》、奚桐《老子集解》、朱谦之《老子校释》、马叙伦《老子校诂》、蒋锡昌《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任继愈《老子今译》、严灵峰《老子章句新编》、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等。
关于《老子》的研究，实际上从先秦时期即已开始，我们通过将其区分为传统研究与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两个阶段与两种类型加以考察。
传统的《老子》研究，首先表现在道家内部对《老子》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如庄子对老子道论的继承和发挥，战国秦汉黄老道家对老子政治理论的扭转和改造，魏晋新道家通过注解《老子》而阐发玄学思想等。
传统的《老子》研究，还体现在道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包括道教对《老子》的借鉴与改造。战国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通过解《老》而援道入法为法术势理论提供形上论证。两汉的黄老道以及早期道教教派如五斗米道通过注《老》而开始对《老子》展开的宗教化改造，体现在《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旨归》与《老子想尔注》之中。魏晋南北朝以后道教学者对老子《道德经》的注释与发挥，如唐代道教学者成玄英、李荣等通过《道德经》的注解阐发道教的重玄之学。唐末道教学者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的序中列举了六十余家《道德经》笺注诠疏，约有一半作于唐代，而其中大部分出自道士之手。杜光庭还专门解说了“老君事迹、氏族、降生年代”，称“老子即太上老君也”，全面叙述了道教关于老子神奇的来历、伟大的神力、尊神的位统、世代的国师、异凡的降生等各种神话，使老子作为道教道、神、人三位一体的信仰对象更加充实和确定。他还以道教的传说为前提，明确推断《道德经》为老君在黄帝时所说，将《道德经》出现的年代大大提前，以配合对老子的神化。在该书卷一《叙经大意解疏序引》中，杜光庭对《道德经》教的主要内容加以概括，他说：“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经国理身之妙。莫不尽此。”他还更进一步列出《道德经》教的38条内容，分别引经为证。在卷五《释书题明道德义》中称：“此经以自然为体，道德为用，修之者，于国则无为无事，自致太平；于身则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驾景，久视长生。于国失道德则必败亡，于身失道德则致沦灭，故在乎上士勤行抱之以为式也。”十分强调奉行《道德经》教的重要性。唐宋以后儒佛两家学者如王安石、释德清等，通过解《老》或阐发自己的思想，或融摄道家而入佛教。
传统的《老子》研究，还体现在历代学者对《老子》源流的辨查、版本的考订、文句的注释等方面，清代以来学者所做的工作颇有成绩。
上述这些方面，构成了《老子》传统研究的主要内容。
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是指20世纪以来，以现代学术方法为指导，在现代学科分类中对《老子》所展开的新的研究。由于《老子》简帛文献的出土，现代的《老子》研究获得了大量新材料，也获得了新的动力。
现代学术的首要目标是求真。20世纪以来，关于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的辨疑与考证就成为学界热点。20世纪20年代，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冯友兰、钱穆、郭沫若等学者纷纷著文，大多数学者对老子其人与《老子》传统判定都加以怀疑，纷纷提出自己的主断。虽然，相当多的怀疑推断在20世纪后期出土的《老子》简帛文献的印证下得到了澄清，但关于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的争论，无疑推动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老子》研究。
现代学术研究的特征是学术分科下的多元开展。关于《老子》，在20世纪就有历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这里我们从哲学研究的领域来略窥一斑。
从20世纪初开始，关于《老子》的哲学研究就成为《老子》研究的中心。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中并无哲学的门类，因此构建中国哲学学科就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开展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老子》思想最富形上意味，也最方便拿来作哲学的分析与重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对东方哲学作出判断，认为所谓的东方哲学只是一种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在他看来，儒家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一点没有，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而道家这派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虽然他们不会坚持黑格尔式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但是从胡适、冯友兰开始，他们的确是将《老子》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代表加以解读的。如作为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冯友兰在早期的论著中，即以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为背景，将老子之“道”视为现象背后的形上学本体，是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道的存在是“逻辑上的最先”。张岱年虽然赞同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框架下对道做出规定，但更以中国传统的“本根”观念来对道做同情的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牟宗三通过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以“境界形态形上学”规定老子道论，对老子道论所代表的实践的心灵的境界做出了深入揭示。20世纪80年代之后，老子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与融通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张祥龙将传统的天道观与西方现象学以来的否定形而上学的传统的比较，对海德格尔与《老子》的因缘际会的介绍，以及彼此思想上的“道缘”的探讨等。当然，中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以后关于老子哲学的性质，特别是属于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讨论，也可以视为这一哲学研究潮流中的一脉。事实上，从哲学的视角了解和解读《老子》，还是当前《老子》研究的主流。当然，从其他学科对《老子》展开的研究也是不断展开的，如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对老子道家的历史唯物论分析、钱穆先生的历史考证、肖兵等文化学者的文化溯源，乃至董光璧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对老子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的揭示等等。
王国维曾将“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作为古史研究的可靠方法。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老子》简帛文献的相继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以及通过这一研究对传统《老子》研究的补正就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就简帛文献来说，学界在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整理、释读与研究上投入的大量精力也获得了重要成果，我们在前述《老子》版本研究中已经作了介绍。
“地下之新材料”的发现也使学界在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的研究方面获得了突破，改变了疑古心态，使得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的基本面貌逐渐清晰起来。随着研究的展开与深入，《老子》还将焕发出新的思想光辉和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