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喻为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道家不但是汇聚文化河流的源头活水，也是这条历史时空中奔腾不息的长河的主流之一。道家之名始于汉代，在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道家最初被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改称“道家”，列为先秦诸子“九流”之一。秦汉以降，在形成传统思想文化源头的九流十家中，只有儒家和道家真正能够保有显著地位并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
从学派史的角度看，先秦是道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春秋末年的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则是道家学派的奠基性著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地下简帛文献的出土以及道家研究的新开展，曾经笼罩在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上的疑问逐渐澄清，我们可以进一步把握《老子》玄妙精微、内蕴丰富的思想体系，观照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一《老子》题解
关于老子其人和著作，最重要的依据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据司马迁记载，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曾当过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管理图书馆的史官），孔子曾向他请教过有关古礼的问题。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在叙述老子生平事迹之后，太史公又记录了与孔子同时的楚人老莱子曾著书言道家之用的传言，同时也记录了孔子死后一百余年的周太史儋被认为就是老子的传说。司马迁的记述，有含混游移之处，曾引起后世的争论，但老子长于孔子，《老子》一书是老子亲手撰著，共五千言，分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等叙述却是清楚明白的。
20世纪，关于老子及《老子》书的年代、老子与《老子》书的关系曾引起广泛的争论。《老子》成书的时代，就有孟子庄子之后说、战国末期说以及秦汉之际说和汉初说等推断。《老子》作者的问题，也有詹何、杨朱、太史儋等猜测。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新的材料和证据能够推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老子与《老子》书的基本叙述。相反，新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老子》简帛文献的出土，可以帮助我们推证司马迁的记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了《老子》的两种帛书写本，其抄写年代在秦汉之际或西汉初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三种《老子》节抄本。根据考古学家断定，该墓约下葬于公元前4世纪末期，至迟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也就是孟子和庄子还活着的时候。这表明《老子》在此前已经流行，怀疑《老子》为晚出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证据表明《老子》作者另有其人之前，春秋末年的周守藏室史老聃应被视为《老子》书的作者。
在流传的《老子》中，以王弼注本和河上公本最为盛行，又以王弼本影响最著。这里我们首先根据王弼注本，并结合其他版本，来了解和认识《老子》书的结构和内容。
王弼本《老子》分为八十一章。首章言“道”，第三十八章言“德”，前三十七章通常被称作“道经”，后面部分通常被称为“德经”，实际关于“道”、“德”的讨论在两部分是交错互见的。就分章而言，值得指出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无论是甲本还是乙本，其编排次序与王弼本不同，都是今本的《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帛书《老子》乙本不分章，甲本有些段落前有圆点标志，但是否是分章标志并不能确定。帛书《老子》的发现，使我们能够了解《老子》古本的一些基本面貌，也很好地解释了韩非子《解老》和《喻老》两篇文献先说“德经”而后解“道经”的原因。王弼本《老子》文笔晓畅，其形式与内容，颇合司马迁描述的“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记载，是一个经过整理加工而流传广泛的版本。
《老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经典。
《老子》的思想玄妙精微，包蕴丰富，义理深邃，突破了上古三代对鬼神、上帝、天的信仰，以理性的精神贯注于对天地人之道的认识和分析，其思想体系以道论为核心，包括形上探求、社会政治理论和人生关怀三个方面。
道论是《老子》形上探求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哲学形上智慧的源泉。
赵孟頫书《老子》
概而言之，《老子》的道论是内涵宇宙生化之源与万物存在之本双重意义规定的本根论。具体言之，首先，《老子》所言之“道”具有明确的宇宙生成意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对这些规定无论作何解释，其中“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意义都很明确。应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老子之“道”之所以能取代商、周的上帝和天的信仰，与老子道论明确提出宇宙生成的系统解说，从而对自然、社会的存在与演进获得更强的解释力不无关系。其次，《老子》之“道”又有万物存在之本的形上意义。“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道常无名朴”（《老子》三十二章），“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老子》三十五章），道非感官所能觉知，超乎感觉经验和名言规定。“道者，万物之奥也”（《老子》六十二章），“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老子》三十四章）“道”是万物存在的最终依据和究竟所持，“道”具有超越经验世界的形上学本体色彩。作为对自然和人类生化之源与存在之本的总概括，道是一种最根本的存在，它无始无终，无名无象，先于一切事物存在而又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就其超越性而言，道是“无”，就其实在性而言，道是“有”。“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老子之“道”由此而成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
由本根意义生发，《老子》之道又有规律性的意义。老子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在相反对立的状态下形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老子又说：“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是“反”。这一规律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一是事物的运动发展总要返回到原来的始基，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老子》十六章）老子道的这种相反相成、返本复初的辩证特性是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思维的源泉。
老子还从道本根的超越性出发，对人的语言和认识的局限进行了反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道超越于人的经验把握和语言规定。老子主张通过彻底排除感觉经验，抛弃语言概念，“塞其兑，闭其门”（《老子》五十二章），“不行而知，不见而名”（《老子》四十七章），以“致虚极，守静笃”的虚静冥想来观照万物，回归于道。
老子思想并非纯粹的哲学思辨。老子通过道论所开启的终极视域，以独特的眼光和特殊的视角观照宇宙人生，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怀。
“道”的最根本特性是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由于天地人同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因此，天道自然无为，人道也应该效法天道，无为而自然。老子提出了绝圣弃智、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理论，对儒家的有为政治进行了批判。通行本《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社会政治主张，要求统治者像圣人一样“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老子》二章），以达到“为无为，而无不治”（《老子》三章）的政治理想。在新发现的郭店竹简《老子》甲组中，通行本《老子》十九章中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分别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诈”，表明早期道家的政治思想并非专门针对儒家的政治主张而发，但竹简《老子》丙组中，也有“大道废，安有仁义”的话，说明老子对强调仁义的有为政治还是反对的。老子的政治理想是返回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老子的人生关怀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效法自然，返璞归真，以回归人的真实和自由的本性；一是贵身防患，治身养性，以保有现实生命的存在。
老子通过对人类文明本质的深层思考和对伴随文明进化而来的某些弊端的深刻揭露，提醒人们“人”和“人的生活”的本来面目及重要意义，指出了人类自由和超越的可能性和方向——效法自然，返璞归真。老子反对人为物役，“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三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老子》十五章），老子追求的是自然、玄通与朴真的得道与体道的理想人格。老子人生关怀中这一基本向度，后来被庄子所继承和发展。
老子从自然主义出发，又表现出对人的现实感性生命的关怀。老子认为“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遵道而行才能保有生命，不入死地：“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老子》五十章）老子还把得道之人喻为“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的“赤子”（《老子》五十五章）。在老子眼里，“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要求人们柔弱处下，贵身防患，保全生命。老子人生关怀中这一向度，成为杨朱乃至后世道教加以发挥与改造的内容。
《老子》正是以“道”为本根，通过“自然无为”这一理论主干，建构出天人一体同源的理论体系，以之推演出丰富的社会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老子》源流
郭店竹简本《老子》《老子》的版本，从时间顺序看，在竹简《老子》和帛书《老子》之后，传本数量虽多，溯本求源，主要有托名汉河上公的《老子河上公章句》本、汉严遵《老子旨归》本、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等。下面介绍这些版本的基本特点以及历代的注疏情况。
1.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节抄本
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战国楚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竹简《老子》的三组节抄本，此为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甲组共有竹简三十九枚，简长32.3厘米，编线两道，编距13厘米，简端梯形。乙组共有竹简十八枚，简长30.6厘米，编线两道，编距13厘米，简端平齐。丙组共存竹简十四枚，简长26.5厘米，编线两道，编距10.8厘米，简端平齐。这三组简所保留的《老子》，全部加起来只相当于今本的三分之一左右，章序与今本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三组内容基本无重复。郭店竹简本老子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老子》古本，其下葬年代基本断定为公元前四世纪晚期至公元前三世纪早期，说明《老子》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已经流行。从思想内容看，由于竹简本《老子》为节抄本，无法反映当时流行的古本《老子》全貌，但从思想内容看，还是有其特点。首先，竹简本《老子》除甲组的个别篇章有关于道的形上描述外，大多为治国修道的内容，显然编选者的志趣是在后者。其次，在竹简本《老子》中，对应通行本《老子》中严厉批判儒家思想的内容有不同的表述。如王弼本《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竹简本《老子》甲组中为：“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没有对儒家圣人仁义的批判。这反映竹简本《老子》产生和流行的时候，儒道两家的对立并不明显与激烈。此外，在郭店楚墓中还发现了一篇新文献，整理者根据其首句内容名之为《太一生水》。《太一生水》写于与《老子》丙组形制相同的十四枚竹简上，整理者认为可能原来与《老子》丙组合编一册。《太一生水》描述了与《老子》所言不同的另一种宇宙生成模式，研究者均肯定其为先秦道家的一篇重要文献。
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节抄本出土后，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成为研究的热点。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郭店楚墓竹简》，公布了“老子释文注释”，学术界展开了释读、校释和研究。主要成果有彭浩《楚简老子校读》（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丁原植《郭店老子释析与研究》（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信芳《荆门郭店楚简老子解诂》（中文出版社，1999年）、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邢文编译《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学苑出版社，2002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