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起，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要求信贷提供商在向次贷抵押借贷者提供贷款时，必须运用电脑技术分析工具和风险评估模式。自此，金融企业所做出的商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电脑演算得出的。但是，信赖新技术的格林斯潘却忽略了两点。第一，整套电脑评估体系中有关风险管理的数据都是近20年以内的，但这是经济空前繁荣的20年，而电脑又不会像真人一样具备风险意识。第二，电脑评估体系中的数字未必是准确的。在这次金融海啸中，不少评级机构给予AAA级评价的优质债券随后都被验证为一钱不值。
这样的蹊跷事也怪得上经济学理论吗？
弗里德曼理论包含的真知灼见，特别是货币理论方面的发展，毕竟瑕不掩瑜，仍应受到重视。
本轮金融危机，给了世人一个认识论方面的严重教训：偏执于一得之见，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以至背离了一般的简单的公理性常识，绝顶聪明也会变得无比愚蠢。
今天当我们试图探讨世界货币问题时，其实没有一种现成的成熟理论可供简单套用。我们尽可跨越时空和门派，从单穆公、管仲、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先人大师们不同高度、层次、角度提供了的理论，统筹和吸收智能精华的营养，发挥与时俱进的前瞻性和创造性。但是，公理性的常识永远是不可须臾脱离的理性逻辑思考基础。
经济学更像一门艺术
有一则笑话揶揄说，经济学第一定律就是“每个经济学家都有一名意见相反的同行”。或者说“在一个包括N个经济学家的小组中，很可能出现至少N+1种意见”。此话真的没有夸张。大师凯恩斯就常常被指责同时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
宏观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存在争论。至今不仅没有答案，而且似乎越来越说不清了。
宏观经济学其实从来就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基本上属于一种归纳性的逻辑活动，就是从经济生活中提炼归纳出一种普遍理论来解释具体的经济现象，但是由于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观不确定性，所以一切经济理论都是难以证伪的，这就决定了其无法归入科学范畴。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有300年历史。人们可以给每一个经济学名词下一条定义，但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完整理论体系。很多理论是面对危机时应运而生，经过一段时期的检验，在另外经济时期又与现实状况不符，各家理论矛盾处处凸现，敢问经济学算是科学吗？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说过，长久以来一直有一种看法，经济学更像一门艺术，而不像一门科学（参见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那么，当你需要救命的时候，一门艺术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的萨缪尔森，也曾这样形容他所钟爱的经济学：“理性将永远无法理解心灵所把握的理由，然而，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经济学却能把依据于证据的理性和来自于心灵的目的很好地结合起来。”也许我们可以说，宏观经济学这样侧重于决策行为分析的学科使经济学更像一种艺术，而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却因经济分析的工具和方法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具有科学化的形象了。
有个笑话说：“一群物理学家看到经济学家所用的数学知识，感到大为吃惊：经济学居然用如此复杂的数学！经济学家看到物理学所用的数学知识，同样大为吃惊，物理学居然用如此简单的数学！”
一味描绘苹果落地的各种细节，如果始终无法参透万有引力定律的奥秘，该是哪门子学问呢？
世界上也许没有独立的经济学，只有立足于集团立场的政治经济学。它们确实不同于建立在公式定理，可以不断重复的自然科学。归根到底，经济学必须立足于情理常识基础之上，它的终极目的最终要回归人文关怀，以经世济民为根本让百姓丰衣足食。国家强盛。经济学必须面对大量心理因素，包括人们的贪婪习性、消费习惯、价值观念，对通货膨胀率、利率、经济景气等变动的预期，以及政府重大政策变化影响和其他政治因素的预期等，而非自以为是地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数学模型而已。
在货币理论领域，由于货币的物化特征明显，比较接近自然科学的对象，所以货币理论较之宏观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差异性小一些，更多交错继承发展的理性因素。但一旦用诸宏观经济，仍然可以导出南辕北辙的货币政策。
人们必然关注和好奇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将是怎样。尽管未来太多不确定性，实践证明经济预测太多失败，但还是需要用经济研究得出的各种理论和实际运行数据去预测未来，指导未来。不管怎样，我们要有一个信念，经济学和一切事物一样，毕竟有一定规律性可循。只要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人，能够在艺术和科学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经济学该不至于仅是笑话一箩筐而已。
合理与不全理，“阴谋论”渐欲迷人眼
“阴谋论”所以产生，首先因为将不懂的事情统统神秘化和简单化。再者，国家的某些管理者不想启发民智，而是调动民愚，以利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沙俄和纳粹德国鼓吹犹太阴谋论的目的和手段已为人所共知。所以人们指出，“阴谋论”往往就是阴谋制造者的阴谋。历史证实，“阴谋论”的制造者善于用阴谋论来掩盖自己制造的阴谋。
中国近年流行的阴谋论，在一片混乱矛盾的“理路”中，为战胜大阴谋奉献的办法却惊人的简单：大声疾呼恢复“金本位制”，把货币与黄金挂钩，相信“藏金于民”就能让大家安心睡觉，呼吁中国通过抛售美元买进黄金和白银，将人民币与黄金白银挂钩，实行金银本位制，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时至今日，重建“金本位制”好比复辟大清或大明王朝一样荒唐无稽。有人怀疑这类阴谋论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阴谋，因为鼓吹者怎么看都像是金矿开采公司的代言人。世界上如果竟有任何经济体按照这种高见，兴冲冲实行起“金本位制”来，非但贻笑大方，莫非正好中了某种自寻末路的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
一位批评者指出，如果以阴谋论的战争及权谋观念来观察历史上的战争，我们既无法认识战争的基本特性，也无法找到化解战争的办法。如果人类历史演进、金融市场运作、国际合作组织产生等仅是战争、仅是权谋，那么社会财富就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及非正式的规则（权谋）来获得与分配。在这样的条件下，整个社会运行根本不需要建立正式的制度规则或法治。如果这样的东西成了社会流行意识、知识及价值，成了决策者认真对待的政策建议，问题就大了。
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先生曾针对这种阴谋论指出，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就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阴谋论者描绘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纯系子虚乌有。
他指出，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的逻辑性颇为荒谬离奇。金融机构的赢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赢利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就是最新的例证。如果认为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是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至于说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同样不合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那么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呢？
耶鲁大学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直指：“以阴谋论和剥削论来描述所有世界的现象以后，给每个人过了一个干瘾。过一个干瘾的结果是什么？让我们的子女和金融行业做经济决策的人，没有真正地去学习为什么摩根、高盛这些公司居然能够发展出这么强大的融资能力、会聚资源的能力，以至于过去西欧国家的国王都不得不求助于他们。”
他又说：“（阴谋论）让现在中国的金融行业的那些人士对自己都怀疑，原来我们也加入了阴谋的大团队中，对自己专业上的操作和运作反而更多的是怀疑。所以由此产生的破坏作用是让中国社会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点金融知识、金融资本化的经验也给挡回去，从此产生的结果，接下来的几十年也许中国没有别的选择，而是更多地依赖西方的跨国金融公司等，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这样……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更多是金融愚昧和似是而非的误导性金融思想的鸦片，不会有别的正面的效果。”
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不承认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金融利益可能会出现类似战争性质的冲突未免天真，但是夸大这种冲突而认为处处是阴谋、事事是陷阱也必然会导致封闭与恐慌。甚嚣尘上的金融阴谋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全球化时代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缺乏了解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在任何一个新兴市场的全球化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这样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克服这种状况的重要途径，就是多元化的研究和多渠道的学习。共同探讨目前我们还找不到标准答案、也充满不确定性的许多金融问题。”
再者，必须看到，阴谋论者指指点点的那些“阴谋家”，从来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共同体，它们各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每个决定都是出于为自己谋求更多利益的目的各打各的算盘，而根本不必要蓄意搞垮一个主权国家，又何必联合起来制造损人不利己的惊天大阴谋呢？
著名企业家王冉先生在评论文章中认为：“中国的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但是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不应该被动地依靠阴谋论者所提出的所谓‘高筑墙’的策略，而是要让更多的中国金融机构通过改革，在竞争中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专业能力，逐步加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的金融安全，不应该建立在把花旗、大通银行，以及罗斯柴尔德屏蔽在我们的国门之外，而是要逐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培养出我们自己花旗、大通和罗斯柴尔德。”
他接着指出：“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靠高筑城墙就可固若金汤的世界，在产业和市场逐步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正在迅速融合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竞争的、交互作用的国家大环境中建立起一个健全、强大的中国资本市场，同时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业航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持久的、能够不断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金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