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普世教会运动和梵二会议
19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基督教传教时代。然而，在总体上这些传教活动很少关心其传教的那些民族的宗教传统的积极价值。有少数传教士的确研究这些传统，但大多数传教士在对异教徒的皈依工作中缺乏这种关心。一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是，基督教传教成功意味着对先前不管什么东西的取代。
直至1910年，在爱丁堡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宣教大会（the First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上，传教战略家们还预期非基督教宗教的崩溃和它们被基督教的取代。在朱利叶斯·里克特（Julius Richter）柏林就职致辞的令人惊讶的陈述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传教护教学是神学的一个分支，它反对非基督教宗教，说明基督宗教是拯救道路、唯一真理和真正生活；它试图剥夺非基督教宗教的权利，并在异教徒国家生活的土壤中植入福音信仰和基督生活来取代原有信仰的位置。”（11）
然而，到1928年，当第二届世界宣教大会（the Second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在耶路撒冷召开时，情况已改变了。传教士在亚洲传统宗教的复活中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东西。世俗主义呈现了一种比异教主义对基督教更大的威胁。还有一个讨论世界宗教共同反对无神论的阵线。
在美国富有思想的世俗人士中间，有关转变异教徒必要性的怀疑种子由世界宗教议会（the World Parliament of Religion）在1893年植入，在那里印度思想家和神秘主义者辨喜（Viveka-nanda）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在1930年，一群世俗人士组织了一个考察团来评估基督教的传教工作。考察报告赞成继续传教，但强调鉴赏其他宗教道路的重要性。“今天传教首先应该做出积极的努力来认识和理解周围其他的宗教，然后识别那里存在着不管什么的类似元素，并把自身和这些元素联系起来。”（12）考察团主席威廉·欧内斯特·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在论述一般原理的前言部分强调了这种元素。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共享着一个基本的宗教直觉，因此它们在追求更为充分的宗教真理中能够相互帮助，并一起努力来抑制世俗主义潮流的高涨。霍金于1936年在牛津和剑桥的讲演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念。
霍金发觉宗教的本质在于“对正义和扩展正义的一种激情，可设想为一种宇宙的要求。”（13）在与其他宗教相遇中，每一种宗教能够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本质，并因此增强了理解力，还能够对其他宗教所取得的东西更具有包容性。这是一个重构概念的过程。它的推行需要制度来促进后来被认识为对话的东西，并以此来补充现存的传教形式。用霍金的话来说：“传教若被设定为教导；我们所需要的制度则必须被设定为学习。传教若被设定为宣布教义；这种制度必须被设定为谈话和交流。传教若被设定为行动；这种制度还必须被设定为休闲、沉思和研究。”（14）
这种朝向多元论的运动引起了1938年在马德拉斯（Madras）或坦巴拉姆（Tambaram）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宣教大会（the Third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上的挑战。在回应霍金中，亨德里克·克雷默（Hendrick Kraemer）为这次大会写了《在非基督教世界中基督教的消息》（15）。克雷默拒斥这种观念，即所有的宗教都有相同的本质。他认为，以启示为基础的实在论的圣经观念是独一无二的，与所有其他的宗教是不连续的。如同巴特，克雷默认识到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也带着所有宗教的缺陷和失败，但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的启示则超越了宗教的相对主义。
克雷默相信，圣经实在论和其他宗教的核心都在处理相同的生存整体。在这方面，它们相对于巴特的观点更具有可比性。远远超过巴特的是，克雷默专注于研究每一种宗教的个体特殊性，并从启示的观点来分析它的强项和弱点。与《在非基督教世界中基督教的消息》的重点是对其他宗教的否定不同，他后来写了《宗教和基督教信仰》来表达对其他宗教积极成就的鉴赏。（16）不过，这些并没有消除启示与宗教的根本区别，或克服基督教信仰与其他宗教的不一致。
坦巴拉姆大会（the Tambaram Conference）深受克雷默著作的影响，并采纳了他的一般立场作为会议的观点。不过，在一个关键点上，仍有不同的意见。“至于非基督教宗教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或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个生活思想体系能够证明上帝的启示，基督徒没有达成一致意见。”（17）
尽管坦巴拉姆大会的研讨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转向，即复苏的亚洲宗教运动作为基督教伙伴一起体现了宗教的本质，但大会没有因此中断研究这些宗教运动或关闭与它们接触的大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期间，亚洲人在文化和宗教上高涨的自信心催逼着基督徒们对之加以关注。在国家建设中基督徒与其他人一起工作是绝对必要的。国际宣教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和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1955年做了一个联合的研究：“上帝圣言和人类生活信仰”。在此后不久出版的《宗教和基督教信仰》中，克雷默把西方与东方“将来的对话”认作基督教传教的重要框架。在1971年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重组中，信仰和见证的项目单位（the Programme Unit on Faith and Witness）由四个次一级的单位组织起来：信仰与秩序、教会与社会、世界传教与福音主义、与坚持生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民族的对话。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向教会肯定了对话的重要性，甚至是必要性，并呼吁特别关注与传统的非洲宗教进行对话。
在上述第四个次级单位的题目中包含着“和意识形态”这一说法值得注意。它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基督教一方面对宗教传统和另一方面对世俗主义的立场的有关讨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耶路撒冷大会和世俗人士的报告曾呼吁宗教统一起来反对世俗主义。另一方面，巴特式的宗教批评在六十年代导致了呼吁基督教与世俗运动和力量的联盟以反对A．T．范利佑温（A．T．Van Leeuwen）所谓的“本体主义的文化”（Ontocratic Cultures）。（18）虽然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地在这个时代传布，但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中心委员会1967年在克利特岛召开会议颁布：“为了使对话的语境不局限于公众所认同的宗教预设，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或人文主义的无神论拥护者也应该被划入多元对话的圈子。”（19）
尽管对话被看作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强调的一个主要项目，但对话的神学根据仍然没有给出。这是因为在两种基本的基督教立场之间存有张力。一个群体，它包括许多最活跃地参与和其他信仰者对话的人士，十分认真地对待其他信仰者的宗教信念，并且想更好地理解他们。对这些基督徒来说，对话是一种奠基在不同宗教运动充分相关性之上的深刻的灵性共享。
从耶路撒冷大会、世俗人士的报告和霍金的建议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合理的。但是，从巴特、克雷默和坦巴拉姆大会的观点来看，它又是不可接受的。对后一群体而言，在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和******作为******之间不可能有充分的相关性。那就是说，基督徒不可能明白******有关其信仰所说的东西。况且按照基督徒见证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行动的标准，基督徒也不会对这样的宗教共享感兴趣。因此，对话的本质相关性必定是人的相关性。虽然大多数的实际对话是通过第一群体的人士来进行的，但官方的证明只能以一种命令第二群体的人士同意的方式来表达了。
两种立场都在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文献中得到了表达。前者可在斯坦利·萨马莎（Stanley Samartha）建议的宗教相互对话的指导纲领中发现，他是上述“与持生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民族的对话”单位的主任。萨马莎说：“宗教相互对话的基础是对话伙伴对他们各自信仰的实践和对其他信仰的开放。必须有见于一种宗教的完整性。”对话“必须引导大家发现真理多种新的维度”。并且，“应该强调研究生活之宗教维度方面的基本问题的必要性”。（20）
这种立场在1967年康提（Kandy）协议的《论与其他信仰人士对话中的基督徒》报告中受到支持。该协议把那些专门关注宗教相互对话的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思想家集合在一起。他们的结论是，既然基督徒“必须认真对待其邻居的各种人格，无疑就得尊重作为他们文化和人性整合方面之一的特殊宗教信仰。随着我们与其他信仰人士对话的发展，说到其他宗教传统所掌握之处，在上帝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的目的中，我们依然可以获得光照。”（21）它需要“一种积极的努力，通过对彼此的信念和见证的相互意识，来达到对真理的更深刻理解”。（22）指导纲领或这种陈述都清楚地说明了必须认真对待对话伙伴的宗教信念。
第二种立场观点支配了翌年召开的乌普萨拉（Uppsala）会议。在准备于乌普萨拉讨论的草稿中，关于对话的解释讲了一个基督徒“必须听取艺术家和科学家、其他信仰人士以及不可知论者所说的东西，了解基督通过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什么信息。”（23）这里，我们听见了其关怀没有明确参照宗教维度的人们在说的东西。最后，报告说了：“每个人遭遇并挑战其他人；从其生存的深度见证了那个表达于言行的终极关怀。”（24）这承认存在着一种深度，在真正的对话中，对所有人都不能被忽视。这种深度并不是一种专门为宗教信仰人士所特别享有的东西。（25）
于是，虽与对话关系密切的那些人常受一种主要的兴趣驱使，去理解对话伙伴，并把后者作为其他宗教传统的代表联系在一起，但关于对话的理论辩护并不支持这种兴趣。更有可能的是，理论辩护会把注意力引向对国家建设和对世界共同体的共同关怀。还有，斯坦利·萨马莎，作为该单位的首任主任，虽对其他宗教持有比官方说法更为肯定的观点，但他的重点不是各种学说的对质而是个人的理解。在阐述对话的神学根据时，他写道：“存在着耶稣基督的承诺，圣灵将指导我们进入全部的真理。依圣经的理解，既然真理不是命题而是关系的，并需要去寻求；不在个人单独沉思的孤立中，而在上帝与人、人与人之间活生生的对质之中，那么对话就成为追求真理的手段之一。还有，因为基督徒不可能声称拥有真理的垄断权，我们便需要遇见其他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人士作为我们对基督承诺之信任和服从的一部分。”（26）
因此，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大会的一个分会议，首次被专门用来讨论对话问题。它在1975年于内罗毕（Nairobi）召开，我们不难理解当时会议题目为何是“寻求共同体”。这次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探讨是否需要有一个包容性的共同体，以及基督徒如何与其他人一起工作来建成这个共同体。不过，会议报告提到的共享灵性这一事实却招致了一种指责，认为它由于不能坚持福音与宗教之间的根本区别，因而危险地接近于把两者混同起来的地步。结果，最终的报告拒绝接受这种混同，后者被界定为“有意或无意地试图创造一种新宗教，其组成成分则来自于不同的宗教”。（27）
如果我们承认，“非基督教的宗教作为完整的生活和思想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或某个程度上可被认为是上帝启示的证明”（28），那么两个群体之间的张力就会因此而减少。但像在坦巴拉姆那样，基督徒仍然发现他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在努力解决一些内罗毕会议留下来未得到解决的争论中，一种关于共同体中对话的本质和目的的协议于1977年在泰国清迈（Chiang Mai）被人呼吁而提出了。但关于上帝普遍的创造活动与上帝在耶稣基督中的救赎活动这两者关系的重要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与此同时，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继续主持与其他信仰的民族就共同关心的事情制定协议。（29）
尽管十分强调在对话中倾听，但仍不清楚的地方是基督徒应该倾听什么。1971年，中心委员会就“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与持生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民族对话”这一论题，发布了“一个临时性的策略声明和指导纲领”。他们确定：“对话提供保证来发现理解我们信仰的新维度。”（30）他们还看到，对话可用于在非基督教文化中确立基督教信仰的目的。这个声明提出了，但没有回答，关于对话的基本神学意蕴的问题。更早在瑞士苏黎世（Zurich）制订的一个协议，反映了在尼日利亚伊巴丹（Ibadan）进行多宗教对话的一种重要意义，在其备忘录中以更强有力的语调说道：“对话于是涉及一个对话伙伴被另一个对话伙伴改变的风险。”（31）它“暗示了预备接受丰富的内容并加以扩展”。（32）但这种比较激进的对话概念并没有被吸收进后来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讨论之中。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促进了对话，但仍没有成功地阐明对话的意图。
新教徒和东正教徒通过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提出了他们的立场，而罗马天主教的立场长期以来似乎保持不变，然而，当其他宗教的问题在罗马天主教思想中被正式地加以讨论时，它的行动比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动作来得更加迅速和明确。梵蒂冈议会（the Vatican Council）采纳了《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一个专门讨论其他宗教主题的法令。它关于其他宗教的评论尽管是简要的，但在口径上则是一律肯定的。
像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一样，这个法令始于把共同的人性作为与非基督徒形成共同体的基础。然而，不像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主流传统，天主教会积极地看待宗教。它认为，在基督教之外的宗教经验和信仰表达了“启蒙所有人的真理”。（33）因此，当基督徒面对其他宗教传统时，可以发现其中既有真理又有价值。
与其他会议文件合在一起阅读的话，这暗示了拯救也能够实现于其他宗教共同体之中。在《教会宪章》中，它肯定上帝对所有真诚的追求者提供了拯救的恩典。即使拯救的历史也说明了所有宗教都在其中扮演了某个角色。
在梵二会议期间，主教保罗六世宣布了建立非基督教宗教的秘书处。在他的第一封通谕信中，曾呼吁召开一次拯救讨论会，一次关于拯救的对话，与具有善良意愿的人们，包括其他宗教传统的遵循者，一起来追求拯救。这清楚地显示了其他传统也知道拯救的事情。
梵二会议批准关于非基督教宗教宣言一个星期之后，在印度孟买（Bombay）召开了一个“基督教启示与非基督教宗教”的大会。会上提交的一些论文使教父们深感不安，因为它们非法利用了梵二会议打开的新的可能性。在这些论文中，最重要的是汉斯·昆（Hans Küng）写的文章。
汉斯·昆在拯救的历史方向上动作很大。他认为，事实上基督中的上帝在所有追求人类拯救的地方都起作用，并利用所有世界宗教来实现拯救。用他的话来说：“1．每个人都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并能够被拯救：不论他是这个或那个民族和种族的、有这种或那种身份和等级的、自由或被奴役的、男人或女人、甚至在基督教会之内或之外。每个人都能被拯救，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得到拯救。2．每一种世界宗教在上帝的恩典之下都能成为一条拯救道路：不管它是一种原始的或高度进化的、神话的或启蒙的、神秘的或理性的、有神论的或非有神论的、真实的或准宗教的宗教。每一种宗教都可以是一种拯救方式，我们也希望每一种宗教都成为一条拯救道路。”（34）然而，这并不意指宗教明明白白就是善的。诚然，汉斯·昆强调了一些影响宗教的深刻错误，尤其是那种不能识别上述宗教表达真理的错误。但是，基督教的任务与其说从这些宗教中转变个体信仰者，不如说为这些宗教服务。基督教正是这些宗教注定要成为的东西的符号。
这个提案在会议上扰乱了主教们。尽管他们教导在教会之外也可以有拯救，但他们相信，其实离开了教会是没有什么拯救可言的。而且，他们想要肯定基督教对每一个体的见证带有一种把他们结合进一个基督教共同体的意图。哈伦克留茨提到：“这种争辩在该会议的最后期间有助于深思熟虑。与《教会宪章》第16条相比，《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7条甚至对在教会之外达到拯救的可能性也有更多的限制。”（35）
教会领袖更愿意遵循卡尔·拉纳（Karl Rahner）仔细和谨慎的思想。拉纳引入了“匿名基督徒”（36）的观念，作为在教会之外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基督恩典的个人。对拉纳来说，就像对汉斯·昆那样，非基督教宗教在使其信仰者获得基督恩典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拉纳认为，基督教教会一旦达到这种地步，它对其他传统的需要原则上就取消了。
尽管匿名基督徒的观念在天主教圈子内广泛地被应用，但它也受到人们许多尖锐的批评。其中之一，汉斯·昆发现它是傲慢的，它把基督徒的范畴强加在那些并不想要的人身上。（37）
至于官方澄清并实施会议的决定，责任就落在了新建非基督教宗教秘书处的肩上。这个秘书处与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与持生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民族对话”部门曾有密切的合作。但这个秘书处执行的任务是不同的，因而导致了不同的研究模式。它的任务是与其他宗教传统的代表进行关于拯救主题方面的对话。这既需要参与对话的天主教徒理解自己进行对话的立场，也需要他们更多地了解关于其他传统的拯救所理解的东西。
秘书处采取的立场表达在红衣主教皮特罗·罗塞诺（Pietro Rossano）的一个重要陈述之中：“通过发布上帝圣言及牧师做的工作，教会给所有的人带来了拯救。如果人们诚实地生活，虽然不了解教会，他们也可以分有上帝和基督的拯救，即使不是教会成员也行，但不是没有教会。”（38）
在与个别宗教传统对话时，譬如与******教对话，罗塞诺的立场导致了一种暗示，******能够通过******教的方式达到拯救。基督徒认识到******教的某些局限性，并希望通过对话提供给它所缺乏的东西，如与上帝的一种亲密性。但无论******教还是基督教都处在整个拯救历史中被看待：“神的教育学，以神秘的方式引起了如此多不同种类的人们朝向上帝给予人类恩赐的丰富性而进展。”（39）
坚持拯救可在教会之外并脱离基督忏悔而发生的观点，在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的发言中得到了更多的强调。在作为教皇最初的讲话《宣教工作通谕》中，他如下引用了梵二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通过道成肉身，上帝之子……以某种样式把自身与每个人联合起来。”（40）教皇有力地扩展了这个观念：“人类——每个人毫无例外——都得到了基督的拯救，因为基督以某种方式与人类相联合——每个人毫无例外——即使个体没有认识到这种事实。基督，他为大家——为每个人和所有人——死去并复活，通过他的精神能够提供给人类光明和力量来达到其至高无上的天命！”（41）约翰·保罗二世在同一发言中反复讲述教会对其他宗教运动的高度尊重。
即使如此，还是没有指明，从天主教的观点来看，基督徒是否通过对话获得了任何重要的东西。强调的重点在于我们必须对他人有所贡献。红衣主教莫雷拉（Morella），作为非基督教宗教秘书处的第一任主任，表达了一种希望，即通过对话重获一些在历史的进程中基督徒已丢失的或已模糊的洞见，但他没有设想基督教中能有任何局限性可以通过对话来超越。另一方面，1979年红衣主教罗塞诺，这位现任的主任，用下面的话总结了他对北美一次聚会“基督的主权和宗教多元论”的发言：“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对世界各种宗教的态度是谦逊和尊敬的，以及在给予基督见证中是直率的原因之一，因为启示每个人的圣言，始终预备着来宣布，始终预备着被教导。”（42）不过，即使在这个发言中，对完全接受相互作用的方面仍然是沉默的。强调的重点在于对其他宗教传统的改善方面。
注释：
（1）Ireneaus．A dversus Haereses Ⅲ：12，13．
（2）Augustine．Epistola102：12．
（3）Robert Lawson Slater．Can Christians Learn from Other Religions？New York：Seabury Press， 1963．
（4）Arnoldo Momigliano．Pagan and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in The Conf lict between Pagani**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ed．Arnoldo Momigliano．Oxford：Clarendon Press，1963，p．87．
（5）Tertullian．De Praescriptione Haeriticum，Ⅶ．
（6）Nicholas of Cusa．“De Pace Fidei，Unity and Reform：Selected Writings of Nicholas de Cusa，ed．John Patrick Dolan．Notre Dame，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2．
（7）Heinrich Denzinger．The Sources of Catholic Dogma[Enchiridion Symbolorum]trans．Roy J． Deferrari from the 30th ed．St．Louis：Herder，1957，p．230．
（8）Edward Herbert Herbert（Lord Herbert of Cherbury）De Veritate，trans．Myrick Carre．Bris-tol：J．W．Arrowsmith，1937．
（9）Immanuel Kant．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Chicago：Open Court Publishing Co．，1934．
（10）H．Richard Niebuhr．The Meaning of Revelation．New York：Macmillan，1941．
（11）Julius Richter．Missionary Apologetic：Its Problem and Its Problem and Its Method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2：540，1913．
（12）Laymen's Foreign Missions Inquiry，Commission of Appraisal，Rethinking Mission：A Laymen's Inquiry after 100 years．New York：Harper & Bros．，1913，pp．326-327．
（13）William Ernest Hocking．Living Religions and a World Faith．New York：Macmillan，1940，p．26．
（14）William Ernest Hocking．Living Religions and a World Faith．New York：Macmillan，1940，p．205．
（15）Hendrik Kraemer．The Christian Message in a NonChristian World．London：Harper & Bros，1938．
（16）Hendrik Kraemer．Religion and the Christian Faith．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1957．
（17）The Authority of Faith，The Madras Series．New York：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1：194，1939．
（18）A．T．van Leeuwen．Christianity in World History：The Meeting of the Faiths of East and West，trans．H．H．Hoskins．London：Edinburgh House Press，1964，p．165．
（19）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Central Committee（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中心委员会）．Minutes and Reports of the Twentieth Meeting． Heraklion，Crete，Greece．Geneva：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67，p．190．
（20）Stanley Samartha．The Progress and Promise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s．Journalof Ecumeni-cal Studies 9：473 -474，1972．
（21）Christians in Dialogue with Men of Other Faith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56：339， 1967．
（22）Ibid．，pp．339 -340．
（23）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4th Assembly，Uppsala，Drafts for Sections：Prepared for the Fourth Assembly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68．Geneva：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68，p．29．
（24）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4th Assembly，Uppsala，1968，The Uppsala Report 1968．Geneva：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68，p．29．
（25）我因这两段中的材料，还有其他地方的帮助，感谢卡尔·F．·哈伦克罗伊茨（Carl F．Hallen-creutz）的两本书：New Approaches to Men of Other Faiths：1938-1968．Geneva：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70和Dialogue and Community：Ecumenical Issues in Inter-Religious Relationships．Uppsala，Sweden：Swedish Institute of Missionary Research，1977．
（26）Stanley Samartha．“Dialogue as a Continuing Christian Concern，”in Living Faiths an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ed．Stanley Samartha．Geneva：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71，pp．153-154． Also in John Hick and Brian Hebblethwaite，eds．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80．
（27）Hallencreutz，Dialogue and Community，p．100．
（28）The Authority of Faith，The Madras Series．New York：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1939，p．194．
（29）1978年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Colombo）由基督徒和佛教徒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宗教之维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参见S．J．Samartha，D．Lynn de Silva，eds．Man in Nature：Guest or Engineer．Co-lombo：The Ecumenical Institute for Study and Dialogue，1979，p．50．
（30）Samartha．Living Faiths an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1979，p．50．
（31）Ibid．，p．34．
（32）Ibid．，p．42．
（33）参见“Declaration on the Relation of the Church to Non Christian Religions，Vatican Ⅱ，Nostra Aetate，28 Oct．1965，”in Vatican Council Ⅱ：The Conciliar and Post Conciliar Documents，ed．Austin Flannery，trans．Fr．Killian．Collegeville，Minnesota：Liturgical Press，1975，pp．738-742．
（34）Hans Kung．The World Religions in God's Plan of Salvation，in Christian Revelation and World Religions，ed．Joseph Neuner．London：Burns & Oates．Cited in Attitudes towards Other Religions：Some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s，ed．Owen C．Thomas．New York：Harper & Row，1967，p．216．
（35）Hallencreutz．Dialogue and Community，p．50．
（36）卡尔·拉纳至少自1961年以来就已经使用了这个术语。参见“Christianity and Non-Christian Religions”，成为一个演讲的注解，该演讲于1961年4月28日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做出，并发表于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Vol．5．New York：Seabury Press，1966．
（37）Hans Kung．On Being a Christian，trans．Edward Quine．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 Co．，1976，p．98．
（38）Religion．Rome：Marella Ed．，1970，cited in Hallencreutz，Dialogue and Community，p．69．
（39）Guidelines for a Dialogue between Muslims and Christians．Rome，1969，pp．135-37，cited in Hallencreutz，Dialogue and Community，p．70．
（40）John Paul Ⅱ．The Redeemer of the Human Race，The Pope Speaks 24：115，1979．
（41）Ibid．，p．118．
（42）Pietro Rossano．Aroman Catholic Perspective，in Christ's Lordship and Religious Pluralism，ed．Gerald H．Anderson and Thomas F．Stransky．Maryknoll，N．Y．：Orbis Books，1981，p．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