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23日，西夏故都银川出刊的《宁夏日报》头版以醒目标题《西夏皇裔今尚在》刊出消息。26日该报周末版（第125期）头版套色用整版篇幅隆重推出题为《1994年秋冬之际，一位名叫李培业的“布衣”在古城西安他的家中，捧出九本族谱，口称“我是西夏皇裔”》的长篇报道。《宁夏日报》的编辑语称：这是“撞上了一条‘大鱼’”；“更应该是震惊世界的一个重大发现……”。27日《银川晚报》套色头版刊载《西夏皇裔今尚在，千古之谜终揭开》。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每日电讯报》、《文摘报》、《西安日报》等都陆续刊登了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报道了一位大夏国23世皇孙李培业及其10部（一说9部）《大夏皇族世谱》面世的消息。一时间在神州大地上，把已经够热的“西夏热”，让新闻传媒炒得更加沸沸扬扬。
我在惊喜中认真拜读过这一篇篇报道后，愈来愈感到不安，因为没有亲见“族谱”，不便评论。只是觉得把本该属于严肃的学术问题，当作社会新闻爆炒，以制造轰动效应固然不对；凭“族谱”拥有者的身份似乎也该懂得，如果不再作为“祖传秘方”，愿公诸于世，即便是私家“族谱”也已经成为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何况又是一部王朝的皇族世谱呢！还要说出授权谁来“发表”，不与谁人“合作”，还要“经公安部门审定，以便进一步研究”云云，岂不滑稽。
1995年8月在宁夏银川召开的第一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读到了李培业教授提交大会的论文：《西夏皇族后裔考》（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和李培业、李业兄弟合写的《民间西夏史学家李鸿仪先生》一文，对10部《西夏李氏世谱》的时代、修撰与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10部《西夏李氏世谱》分别是：1.清乾隆二十年（1755）李凝宵撰《湟郡李氏家谱》；2.乾隆年间李魁莲抄本《李氏家谱》；3.道光丁未年（1847）王学尹撰《李氏家乘》；4.光绪十七年（1891）李遴才抄《李氏历代世系图考》。以下均为李鸿仪所撰：5.《海东李氏家谱》（1923）；6.《海东李氏家乘》（1925）；7.《李氏世系表》（1935）；8.《西夏李氏世谱》（1937）；9.《鲜卑族源流通考》（1961）；10.《李氏世谱》（1961）。
李鸿仪（1897—1972），字一如，青海乐都人。1916年高小毕业后即于本地任小学教师。1919年入甘肃一师，毕业后仍从事小学教育。1953年病休。从1915年起，课余研治《西夏李氏世谱》，深及西夏史学。一生收集和撰写家谱15部。“****”劫余幸存10部。早在一师读书时，因“翻阅土司官谱，为祖先开拓青海事迹所感动”，“及暑假旋里，道经享堂，亲谒祖墓，详录碑铭。始知族谱之载晋王者，不免以讹传讹矣”。于是远搜近采，广为裒辑，详阅诸史，旁及稗官野史，各门家谱。“经十余寒暑之考究，列为图考，编成西夏李氏世谱。凡各史乘确凿者原录之，世系错讹者订正之，原谱残缺者补充之，世系中断者完善之。使我族之谱，灿然详备。”李培业兄弟在文章中称，是其父李鸿仪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李土司系西夏皇族后裔的观点，驳斥了川口土司族谱的沙陀晋王说。在所修纂的家谱中完全删除了沙陀晋王的世系”。李鸿仪还汇集有《西夏实录》一部，撰成《西夏史略》一部（4册）于“****”中遗失。
作为一个学习和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工作者，我除表示对前辈学者的敬佩仰慕之情外，对这一场平地掀起的发现西夏皇裔族谱的风潮及已能知道《族谱》的一些内容，发表如下的看法：
A.有关青海李氏早期修撰的《族谱》内容及其对李氏族属的研究，早在三四十年代我国治西北史的学者如庄学本、卫聚贤、陈秉渊、童秀清、陈寄生、周振鹤、许公武等早已注意到并撰文探讨其族属世系。80年初，又有芊一之、辛存文、李文实、吕建福、陈玉书、周伟洲等一批研究西北民族史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进行探讨，其中包括了同李鸿仪先生和今日《族谱》拥有者持同样观点的文章。1982年10月，由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印发的《土族族源讨论集》收录了有关讨论的文章。这是稍微注意青海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的人都会知道的，何必在临到世纪之末了，还要对此大惊小怪呢！
B.关于青海李土司的族属与世系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至今未有定论。明代碑铭与家谱具言其始祖乃党项拓跋思恭，唐赐李姓，其后世长西夏，夏亡，其后人赏哥元封鄯善王，子孙传袭。传至族裔李天俞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重修《李氏宗谱》时，置沙陀晋王李克用与党项羌李思恭于一谱，且于世系表中把同一时代之李思恭叙为李克用的曾孙，殊为大谬，显系李天俞伪造历史。为此，李鸿仪先生于1923年开始修族谱即“完全删除了沙陀晋王的世系”。80年代的学者论著在涉及族世的问题时也指出其谬误，但大多数的文章是在否定李土司族属既非沙陀族李克用一系，又非党项羌李思恭一系，而多方论证李土司与历史上久居青海的吐谷浑有关。
C.由于我迄今还未能见到《族谱》，对李鸿仪先生所撰《族谱》中的族属与世系，即从西夏远祖拓跋思恭开始记到西夏末帝李为十六世，又从李之子赏哥记到明末土司李天俞为十二世。最晚写出的家谱（1961）记到作者为二十三世（李培业《西夏皇族后裔考》），且不去讨论。关键的问题是，如果青海李氏确系“西夏皇裔”，就必须首先弄清楚西夏末帝李与赏哥的传承关系，即赏哥是否是西夏末帝李之子。
据《西夏皇族后裔考》一文中称：李鸿仪先生1937年所撰之“《西夏李氏世谱》记载，西夏末帝李之子赏哥，初镇守朔方（陕西靖边），嗣以金吾职守灵州（宁夏灵武）。及元，为元歧王府教授，后以都指挥职驻节西宁州，卒赠鄯善王，为肇基西宁之始祖”。
先看西夏亡国前三帝：神宗遵顼传位于子德旺，自号上皇。公元1226年遵顼死，年64岁。献宗德旺于蒙古大军深入夏境后，惊悸病故，年46岁。1226年7月，国人立献宗弟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为帝。第二年，公元1227年6月，李出城投降蒙古。“举族随蒙古军次萨里川。蒙古主卒，诸将恐为变，执杀之”。
史籍未留下末帝李的生卒年与有无子嗣的记载。遵顼二子，长德任，已立太子，后被废囚禁灵州，夏亡时“有子名惟忠，方7岁”。次德旺，是为献宗。公元1226年“病卒，年46岁……国人立其弟清平郡王子南平王”。如果这时德旺弟清平郡王也以46岁计，其子南平王李不过二十岁左右，则夏亡时末帝李有无子嗣尚成问题。如有与德任子李惟忠同辈兄弟也不过六七岁。关于李的子嗣可以推知有以下几种可能：
①夏亡时，李尚无子嗣；
②夏亡时，李已有子嗣，李举族投降蒙古军时都被杀死；
③夏亡时，李之子不过10岁，即赏哥。如果入元“为元歧王府教授，后以都指挥职驻节西宁州”是指赏哥，据《元史·诸王表》，元代于仁宗延四年（1317）始封歧王，赏哥于这一年就进歧王府就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耄耋之年了，是不可能的。那末，夏亡前不足十岁的赏哥在西夏“初镇守朔方”，“嗣以金吾职守灵州”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我认为，赏哥为夏末帝李之子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至于青海李氏的族属还是可以讨论的，也不排除赏哥是西夏某族或皇裔之后的可能。但如果据10部《族谱》去认定“李氏为西夏国主后裔”，赏哥为李之子，《族谱》的最后一代“为南平王二十三世孙”则证据不足。
其实，西夏后裔今尚在，这也是有“族谱”为证的。试举几例：
其一，著名的元代西夏后裔唐兀人余阙，其祖上世居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庐州（今安徽合肥），后称庐州人。余阙为元统元年（1333）进士，入翰林院，奉诏参与修撰宋、辽、金三史，历任朝中要职，后以淮西宣慰副使、兼都元帅镇守安庆。至正十八年（1358）农民起义军攻破安庆，余阙为元死节，封豳国公，谥忠宣。传世有《青阳文集》。据史载，余阙死后尚留一妾生之襁褓中幼子，名余渊，后中明洪武丙子（1396）举人。渊子宗。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和宁夏博物馆吴峰云曾亲赴安徽考察，在合肥果真找到了余阙的后人余章元、余国铨两位老人，对余阙后人的聚居点进行了调查。在合肥小南门外二里桥余氏后人余华珍、余华龙兄弟处访得他们珍藏的木刻本《余氏宗谱》。该谱系民国十九年（1930）重修。此支余氏于明崇祯年间以前已有宗谱传世，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光绪二十年（1894）都曾重修过。该谱虽已残损，仍保留了自一世沙剌臧卜至25世，即从元代至今六百多年间合肥余氏主要支系的传承关系。结束合肥考察后，史、吴二人又在安庆地区桐城县洪涛山访得居住在大关和莲花塘的余阙后代21世余佳、24世余有恒。在州铺公社莲塘余君龙家又访得一部《洪涛山余氏宗谱》，木刻本，于民国五年（1916）重修。其中收录了从明代至民国五年洪涛山余氏后裔六次修谱的叙录。第一次由余阙九世孙余枕（号月泉）倡议并主持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0）撰修，以下分别于清康熙四十年（1704），乾隆元年（1736）、嘉庆十年（1805）、同治十三年（1874）重修。根据这次调查与访得的两种《余氏宗谱》，可以查明余阙的后人现今居住在安徽境内的有肥东县的山王乡、长丰县下塘集、寿县余集、肥西县将军岭、南陵县洪罗店、六安县西南乡、南陵县西乡、凤台县余圩子等地，估计人数在五千以上。据《宗谱》提供的线索，安徽余氏后裔还分别迁往河北、河南、陕西、江苏、江西等省。
1995年春，我到江南出差，于便中来访安庆。闻城西“大观亭”是余阙为元殉职后的安葬之地。明太祖朱元璋曾谕知在此建忠臣庙祭祀余阙等忠臣之士。嘉靖时知府陆钶于此建大观亭，历代多次重修。据说，大观亭因位踞山上，背倚龙眠山，前临长江，境界开阔，气象雄伟，故得“大观”之名。历代文士墨客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赞美诗篇。吴名凤《游大观亭记》中曾说：“亭据山巅，在忠宣墓侧，为皖省第一名胜之区。”抗日战争时期大观亭遭到破坏倒塌，至今已片瓦无存。遗址已改建为大观小学。我来凭吊，已找不到一点历史痕迹了。向当地人士询及安庆余姓情况时，竟说：“他们自认本是西夏人”，惜无暇深究。至此，我联想到，1994年夏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工作时，刚从台湾回国的俄国著名西夏学家克恰诺夫教授告诉我，他在台湾讲学时，一位来听讲的女士竟对他说：她是西夏后人，当时一笑，也未去深究。
其二，再介绍一支西夏灭亡后进入河南的西夏遗民。我的大学历史系同窗，今任职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任崇岳教授，在80年代中期已多次撰文介绍河南北部濮阳市郊的一支自称曾是蒙古族的杨姓汉族居民情况。这一支杨姓居民集中居住在濮阳城东约五十里的柳屯乡，分布在杨十八郎、西杨十八郎、南杨庄、东杨庄、刘庄、焦村、单十八郎、季十八郎、大寨、清河头、小集、陈庄等十余个自然村中。此缘于村民们发现家藏的《杨氏家谱》和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所立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后，认为其先世本蒙古族人。因而出现了这一批杨姓居民的民族成份问题而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吸引了不少人来此调查。任崇岳教授等证之以史籍和族人杨崇善所撰《述善集》，搞清了当地杨姓居民，本西夏党项人，夏亡后其始祖唐兀台降元，随蒙古军攻金。子闾马于至元八年（1272）以色目人唐兀氏身份充当蒙古军户，次年随元军参加过攻取襄樊的战役，大约六年后解甲归田，卜居濮阳县东。其部属唐兀军士都相继卜宅而居，购置田产。据《述善集》记载，闾马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竟成了一个“子姓僮奴，食者万指”的豪绅地主。闾马的子孙一直没有脱离军户籍，其中有些人还做过百夫长之类的低级军官，元天历年间（1328—1329）还曾应召入伍。据明嘉靖十三年（1534）《开州志》卷一载：“十八郎寨，即十八郎里，相传元设千户屯兵于诸寨，因名。”可见闾马家族是从濮阳屯田开始发迹的。
据濮阳《杨氏家谱》记载，杨氏家族从始祖唐兀台到3世达海用元赐唐兀姓，4世崇喜则唐兀、杨氏并用。从5世以后至今已28世，独用杨姓。从4世起，改用汉名，崇喜字象贤，他的13个同辈兄弟也分别以“贤”取字，如思贤、师贤、齐贤、敬贤、继贤、绍贤……等等。杨氏从3世起同汉族婚媾，从6世起已全部娶汉族人为妻，如今螽斯蕃衍已28世，杨姓今已完全汉化。由于发现了此地杨姓居民家家户户仍保存的《杨氏家谱》，而毗邻而居的汉人则无此家谱；又有杨姓居民妥善保存下来的《唐兀公碑铭》都充分证实了此地居住的3500余杨姓居民应是西夏遗民的后裔。
其三，据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所著《四川古史考察札记》一书记载，他于70年代在四川合江县考察时，在县志办公室同志陪同下，在焦滩公社六角大队余锡龄老人家中访得一部《余氏族谱》，该《谱总》的《附录传闻》记有：“相传始祖自元将鼎革，举家避难入蜀，至泸北之凤桥分散。有遗言曰：‘本是元朝宰相家，洪君（红巾？）赶散入西涯。泸阳岸上相分手，凤桥头边插柳丫。铁木改作姓余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若有一人不认祖，身生白癞丧场沙’。言考铁木二字，自元太祖姓奇渥温氏，名铁木真，非姓也；铁木改姓之说，毫无考据。惟忠烈（宣）公，蒙古之唐兀氏，公慕华姓名，遂姓余名阙。守安庆，与陈友谅战屡月，皆胜，兵尽援绝，城乃陷。公及夫人、子女、婢仆俱尽节。谥忠烈（宣），立庙于安庆城外。改姓之说，仅此足据。然自忠烈（宣）以下，无世次名讳相接可证，何敢冒认自诬。而吾族之人，无论老幼贤愚，皆能诵此遗言，虽有小异，大略相同。更有九子十进士，六部五尚书之说。似吾祖有默启而然者。故附录之。”
此附录中多有舛误，如余阙死后谥忠宣，误为“忠烈”等，但说明四川合江之《余氏族谱》族人为余阙之后。但这里有一问题必须加以说明，即该《附录》中所记：安庆城陷后，余阙“公及夫人、子女、婢仆俱尽节”的问题。余阙死后是否留下子嗣，据《青阳先生文集》卷末所附彭韶跋称：“余中宣公死后无子”。我在前文述及余阙后人时说，余阙死后，留下一襁褓幼子是据明宋濂之《宋学士全集》所载：《余左丞传·附记》“濂既作余廷心传，又见其门人汪河，言当廷心死时，其妾满堂生一子，甫弃水滨，有伪万户杜某呼曰：‘此必余参政子，是种也良，不可杀’。竟捐所钞诸物，怀子以去。今三岁矣，人或戏子曰：‘汝父何在’？子横指拂喉曰：‘如此矣’”。宋濂和余阙是同时代人，比余阙小七岁，主编《元史》并为余阙作传，对余阙家事知之甚详，此事当为可信。
合江《余氏族谱》，木刻本。谱中所列历朝帝系，起于明洪武，迄于清道光。故推知该谱重修于道光年间（1821—1850）。此为西夏后裔今存四川境内之一例。
据胡昭曦教授同书记载，1981年他在四川犍为县进行社会调查时，在该县城关镇一位余姓老先生家又访得一部名为《蒙族源流》的族谱。该族谱为手抄本，主要记述一支所谓蒙古族余姓后裔余德意（根七公）五房，起自元末迄于民国的世系传承。历代为该族谱作序者有明朝贡生余朝宗，博士余玺、余子魁，庠生余汶，清朝康熙十五年（1676）余发，清文林郎余之亮，资阳教谕余文元，成都府教谕余续等。故知余氏之族谱，或称《蒙族源流》至迟至明代已修成。现存《蒙族源流》谱止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此当是民国年间抄本。
在族谱《蒙古源流》中多附会“铁木改余”之说。我认为此余姓仍与余阙之元唐兀氏一系有关，绝非“铁木真”蒙古部族之后。但在元末明初入川之蒙古族为逃避农民起义军之打击和明朝对蒙古贵族实行“诛九族”的镇压措施，可以设想有一部分从湖广地区迁入四川的蒙古族附唐兀氏之大族“余”为姓，以求生存。这是很值得研究讨论的，此不详述。这部分余姓规模颇大，有十支族人进入四川，因“人多影大，难以同行”，遂到泸州后，“各散四方”。其中有“秀一公这支回到安徽休宁，其余九支留在四川。留在四川者分布甚广，计有洪雅、乐山、成都、华阳、内江、宜宾、泸州、荣县、长宁、隆昌、犍为、井研、仁寿、叙宁、富顺、青神、忠州（忠县）、长寿、纳溪、马湖府、自流井等地”（《四川古史考察札记》）。除犍为根七公余德意一支五房见于《源流》外，其他支派系繁衍情况，尚未见到全面材料。我于1990年秋在成都期间，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教授手中见到他搜集的西昌《余氏族谱》，并允为复制。该族谱所叙余姓源流同四川地区所见《蒙古源流》、《余氏家谱》内容都大体一致，说明余氏的后人也繁衍到了四川的西昌地区。李绍明教授在1988年第四期的《四川文物》上发表了《传为蒙古族之西昌〈余氏族谱〉考辨》一文。该文介绍了他于1982年在西昌礼州发现的《余氏族谱》，并根据胡昭曦教授介绍的合江《余氏族谱》和犍为余氏《蒙族源流》，以及《四川省志·民族志》所载满莹《彭水县向家坝村蒙古族调查》和李教授在泸定沈村调查的余氏口碑资料等，综合考订，认为所有这些地方的余氏一族“来源极可能与元人余阙有关，而与元朝皇室无涉”，并指出“余阙系出自西夏之党项羌人，并不否认其后裔有部分已成蒙古族这一客观事实”。
西夏灭亡后的党项羌族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被融合了，由党项姓氏改为余姓，是融入蒙古族抑或汉族，或由蒙古族而为汉族，总归作为西夏的党项羌族是不存在了。中华多民族大家庭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过程，大抵如此。
本书初版（前五章）于1997年12月，至今快12个年头了。12年来，作者虽退休赋闲在家，但仍不忘记在《小传》中说过的：不吝“余热”，“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承诺。岁月无情，这架小车已经被磨损得轮残架倾，摇摇欲坠，快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摆进博物馆了。
十余年来，作者在“寻找被遗忘的王朝”的崎岖小路上艰难地迈步，跨越沟沟坎坎和一个个人为设置的障碍，有所前进。也有多少次则是在权势和霸道面前，在小人无耻而又自得的讪笑面前绕路而行。在一个小小的纯学术领域内，几个得天独厚的人物，上演着一幕幕闹剧和悲喜剧。如果一一记录下来是十分劳神的。我仅在本书修订再版之机，补充一点正经事儿。其余还是留给后世研究中国学术腐败史的专家们去咀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