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航空调查发现了200多个类似的圆圈散布在欧洲各地，但是戈瑟克圆圈是其中20个已经发掘的遗迹里最古老和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它的功能在今天仍一目了然。尽管称它为德国的史前巨石柱（英国一座古太阳观测遗址），但它最起码早于巨石柱2000年，根据此地发现的陶瓷器碎片的直线纹路，这座天文台修建于公元前4900年前后。
最让人惊奇的是天文台的两个至日门（观察冬至、夏至日出日落的门）之间大约100度的跨度，与在距此25千米处内布拉附近发现的青铜圆盘上的夹角不谋而合。内布拉圆盘直径32厘米，制造于公元前1600年，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对星空进行客观描绘的作品。它描绘了娥眉月，满月，昴宿星团的七颗星，其他的一些恒星和几个弧形，它们都是由镶嵌在它上面的金叶构成的。
内布拉圆盘上有两个方向相反的弧代表日出和日落的位置，两弧的最低点相距97.5度，代表着德国中心地区冬至的日出和日落，最高点代表的则是夏至的日出和日落。由于过去几千年里太阳在至日的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现在日出和日落的夹角已经比圆盘制造时和天文台建造时大，分别大1.6和2.8度。
在天文台周围一些土木结构的房屋遗址附近，发现了各式各样的渔叉，和明显驯养山羊、绵羊、猪、牛的迹象。大约在建造这个观日台的500年前，农民到达这里定居。尽管这些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仅仅观测太阳的运动，但大约1000年后，他们就学会了计算月运周期，划分星座。昴宿星团春季离开、秋季出现在北方的天空，跟庄稼的生长周期相同。圆盘大概就是一种在戈瑟克及其周边地区用来观测昴宿星团来决定种植和收割的工具。
戈瑟克遗址的第三个门的功用仍是未解之谜。它指向北方，但不完全是，可能没有什么天文学上的意义，因为这仅仅是一个观日台。除了陶器碎片和箭头外，还挖掘出了牛头骨和人的骸骨。
最古老的天文钟
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诞生在我国。它是我国北宋天文学家苏颂、韩公廉等人建造的“水运仪象台”，它能用多种形式反映及观测天体的运行。
“水运仪象台”是一部复杂的机械装置，整个机械系统是利用漏壶流水作动力，使仪器经常保持一个恒定的速度，和天体运行保持一致。又通过一套复杂的齿轮系统获得所需要的各种运动又能以多种形式计时、报时。
欧洲人把这种仪器称为“天文钟”。水运仪象台高约十二米，宽七米，分作三层。上层放浑仪，用来观测日从而达到既能演示天象，月星辰的位置。中层放浑象，它是一个球体，在球面布列天体的星宿位置。下层设木阁，又分成五层。每层有门，到一定时刻，门中有木人出来报时。木阁后面装着漏壶和机械系统，起到控制水轮运转速度的作用。
后世的钟表就是从这里演变出来的。苏颂在1088～1094年所著《新仪象法要》，详细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构造，反映了当时开封天文学和机械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
水运仪象台有以下突出贡献：首先，为了观测上的方便，屋顶做成活动的，这就是今天天文台圆顶的祖先。其次，浑象一昼夜自转一圈，不仅形象地演示了天的变化，也是现代天文台的跟踪机械——转仪钟的祖先。再次，所创造发明的“天关”、“天衡”和“天锁”等部件组成的杠杆装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擒纵器”，为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因而它又是钟表的祖先。
这座利用水力运转的仪器象台，是远远早于欧洲同类装置的一项重大发明。国际上曾对它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最早的观象台
陶寺文化遗址被国家文物部门定为国家级的重大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陶寺文化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城东北七八千米、崇山西麓的陶寺、中梁、宋村、东坡沟和沟西等村之间。东西长有200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300万平方米，是个超大型遗址。遗址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78～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发掘考察，曾发掘出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贵族墓地，从而确定了陶寺文化。
1999年至2001年间，在陶寺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已经确定，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
通过不断的发掘，发现了该遗址早中期的宫殿区，还发现了中期王级贵族大墓。在中期小城祭祀区发现了可能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这就是我们姑妄称之的“东坡沟”观象台。
这座尚未进行考古命名的可能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就“坐落”在东坡沟村，位于陶寺城址的东南位置。发掘工地可见有三层夯力结构，形状为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圆形平台。台座顶部有一个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方向，呈扇状辐射着13个土坑。
据考古人员介绍，这座平台原有13根夯土柱，古代人利用两柱之间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日出，并依据日光影可以推测出一年的12个节气，经与现在农历时间比较，实地模拟观测后，节气时令精确度十分高。上层台基夯土柱缝的主要功能之一可能是观象授时，由此来指导农民及时耕种。从发掘现场的发现判断，这座平台还被当时的人们用于祭祀。
这座建筑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单体建筑，面积约为1400平方米，建筑形状十分奇特，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可能因其集观测与祭祀功能于一体，建筑的规模及其气势，以及基坑处理的工程浩大，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上层台基夯土柱有观象授时功能，那么它将使我们得以管窥陶寺文化的天文学知识系统，则可证实《尚书·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可将观象授时的考古实证上推到距今4100年，这将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座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的原始社会末期，它显然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的巨石阵观测台（公元前1680年）还要早近500年，因此，陶寺城址中的这座观象台无疑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最古老的星表
星表是把测量出的若干恒星的坐标（常常还连同其他特性）汇编而成的。它是天文学上一种很重要的工具。我国古代曾经多次测编过星表。
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魏国石申写了《天文》一书，因为这部书有很高的价值，后人尊称为《石氏星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希腊最早的星表，是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时测编的，比石申晚得多。
《石氏星经》共八卷，但已经在宋代以后失传，今天我们只能从一部唐代的天文学书籍《开元占经》里见到《石氏星经》的一些片段摘录。从这些片段中我们可以辑录出一份石氏星表来。其中有二十八宿距星（每一宿中取作定位置的标志星叫做这一宿的距星）和其他一些恒星共一百十五颗的赤道坐标位置。
石氏星表的赤道坐标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二十八宿距星的，叫做距度和去极度。距度就是本宿距星和下宿距星之间的赤经差；去极度就是距星赤纬的余角。还有一种是二十八宿之外的其他星。叫做入宿度和去极度。所谓入宿度就是这颗星离本宿距星的赤经差。
不论哪一种方式，它的实质和现代天文学上广泛使用的赤道坐标系是一致的。而在欧洲，赤道坐标系的广泛使用却是在16世纪开始的。
“石氏星表”是后世进行许多天体测量的基础。诸如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都要用到其中二十八宿距离的数据。因此，它是我国天文历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数据。
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氏星表也是战国到秦汉时期天文历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挂历诞生
挂历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西欧。当时法国商人利用它来馈赠顾客，借以促进生意兴隆。
最早的带图挂历共有12页，上面附有记事栏。挂历图案主要是一些复制的欧洲名画，以满足人民欣赏艺术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末，挂历图案成为摄影艺术作品，以美女照为主要内容。几年后，逐渐演变为儿童照和动物照片。
到了20世记40年代，巴黎的汽车轮胎商请著名摄影师顾鲍物·弗瑞曼拍摄了一幅美女驾驶汽车的照片，用来宣传自己的产品。这样，人与商品相结合的广告挂历出现了。
20世记80年代，挂历进入鼎盛时期，内容越来越丰富。专门制作挂历的商家，拥有自己的职业模特、摄影师、化妆师、设计人员、美术指导、客户代表，等等。现在，挂历已经成为新年前的馈赠佳品。
人造卫星的诞生
1957年10月4日，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诞生于苏联。它是由科学家科罗寥夫主持设计的。
科罗寥夫25岁时，就编写出版了《火箭发动机》一书。26岁时，他参与设计成功了苏联第一枚液体火箭。27岁时，他又出版了《火箭飞行》。29岁时，他和别人一起成功设计了苏联第一代喷气式飞机。
1957年10月4日，科罗寥夫大胆决策，采用捆绑式火箭，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湛蓝的天空，从此开创了人造卫星的太空时代。这颗人造卫星名叫人造地球卫星1号，它在天空中运行92天，绕地球约1400圈，行程6000万千米，于1958年1月4日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