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总理衙门看到了赫德条陈有详加研究的价值，但并没有把它及时地上报朝廷，因为它是非正式的即不是由某国政府的代表提出的。然而阿礼国的照会和威妥玛的备忘录毕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威妥玛比赫德更详细地回顾了新近的中国历史，指出叛乱的蔓延、秘密会社的发展和其他许多衰败的征象。他对1845年以来在邸报上所发表的奏议和上谕作了研究，发现它们无不把民众的骚动和政府的虚弱，首先归咎于官员的无能，其次归咎于自然灾害。威妥玛并不否认这些原因，但他指责说，问题在于中国官员从未考虑过要去克服它们，相反，他们认为一盛一衰的循环仍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中国官员总是得意洋洋地指出，鉴往知来，每当乱极之时，必有圣贤者出，拨乱反正。
威妥玛说，即便中国人的循环论的观点用于解释中国的过去是正确的，但19世纪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了。难道中国官员没有看到，如今的内外事务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吗？如果现在仍允许循环论起作用，由于西方将进行干涉以保护自身的利益，那么出现的就不仅仅是衰败了。“一旦有一个国家进行干涉，其余所有的国家都将竞相效尤。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人们就会问，中国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完整吗？是否会被各国所瓜分呢”？
在进行了直接的威吓之后，威妥玛指出希望依然存在：衰败并非不可避免。从总体上看，士绅是忠诚的，而匪徒不过是些贱民。只要中国能在某些方面接受外国的劝告，灾难性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
威妥玛否认了其时存在的这样一种责难：各国政府的兴趣更多的是在于控制中国而不是革新中国。他重申英国没有领土野心。他举出1860年的事例说，当时的英国和法国本可以为所欲为，但事实上他们却是帮助了中国政府反对其内部的敌人，并在签订了条约之后即迅速撤出了他们的军队。当然，这一切促进了贸易，但它决不是为了要达到对领土的控制。
威妥玛的具体建议和赫德大致相同，中国需要富裕的财政收入、国内和平与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阻止外国的侵略。只要通过改革、经济现代化、现代的军队训练、外国贷款，以及建立医学和其他各种学校，这些是能够达到的。中国驻海外的使团可以越过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团与他们的本国政府交涉，从而保护中国的国际利益。
威妥玛备忘录的结论，是向中国提出了一个富有情感的劝告：缅甸、印度支那和俄属亚洲的被征服当引以为戒；抛弃复古思想与西方世界并进；先借西方的帮助谋求中国富强，再进而求自立。“总之，只要向前进，你们就能够重新繁荣和强盛，故步自封，无所作为，则必将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
这里必须提到条陈中有关经济发展的建议。赫德、威妥玛和阿礼国都在寻求一种“权宜之计”。他们向总理衙门强调近代化的长远的重要性；而对于他们自己的商人和本国政府，却是强调急躁和轻率地规划中国近代化的内在的危险性。这是一种策略，其自相矛盾仅是一种表面的现象。
总理衙门对这些条陈的反应是值得注意的。在1866年4月1日的一份奏折中，总理衙门指责威妥玛和赫德的条陈是一种威胁性的声明。但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指出，这些条陈包含有某些有价值的建议，应当交所有的政府高级官员加以讨论。奏折的表达方式虽是曲折的，但其含义却十分明显：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们和其他衙门的同僚一样，对这些条陈深感厌恶，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必须重视它们，以便制定某些积极的政策。[57]军机处的态度是：政府未便轻信威妥玛和赫德的动机，我固须暂为羁縻，但不可过于将就。[58]
朝廷在汇总了各处奏报之后，下了一道上谕总结此次讨论，并且指令10位高级官员“仍合通盘大局，或目前即可设施，或陆续斟酌办理，或各处均属阻滞断不可行”[59]，务必条分缕析，悉心妥议，专折速行密奏。总理衙门不希望由于反驳威妥玛和赫德的某些次要的抱怨，诸如中国拖延兑现答应外国人进入潮州城、建造教堂、开放货栈和建立海关的许诺，而淆乱了对根本问题的讨论。因此，同日即4月1日，在一份奏折的附片中，总理衙门奏请饬下各地官员务将中外交涉事未了结各案，迅为逐件责催，不可再事迟缓。[60]
各地评议威妥玛—赫德条陈的复奏，在总的基调和具体的肯定上都是不同的。人人都赞成自强，人人都讨厌传教士的活动。对后者除非涉及特定的条约义务，威妥玛与赫德都不曾提到，人人都对铁路心怀疑虑，视之为外国人浸透和控制的工具。同时，也有人却从另一角度来理解这些条陈。对任何外国人的建议都怀疑的官文和马新贻，将这些条陈说成是外国人惧怕中国的证据。官文断言威妥玛和赫德纯粹是在为他们自己和其他一些非经商的外国人谋求有利可图的顾问职位；他认为中国不妨宽大为怀，于此无须加以揭穿。马新贻则说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是中国人民，据此即可制敌于死命。
崇厚的见解则全然相反。他以海关的成功、军队训练方法和军备为例，说明许多外国的方法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左宗棠既没有崇厚那样的热情，也没有官文和马新贻那样的敌意。他对轮船着了迷，却与他的同僚一样惧怕铁路。他认为其他的外国器物固然有趣，却是无用的玩物，“我们是否拥有它们，这无关紧要”。他奏报说，在福州造船厂有一位法国技术顾问曾给他看了一台电报机，他很喜欢，便买下来存在福州衙门的仓库里了！在左看来，轮船是外国人的资本，也只有轮船才能伤害中国；一旦中国也能制造轮船，西方自然黔驴技穷。瑞麟、蒋益澧和刘坤一对近代技术持类似的观点：铁路是不祥之物，但诸如轮船和西方的武器之类却是十分有用的。此外像电报、织机这样的器械，又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无关乎治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奏复者中持有这样一种意见：向海外派驻使节可能有益于中国；皇上接见在京外国公使的礼节作某些通融也未尝不可。但是马新贻表示强烈反对，这显然是由于他误解了称外国公使为“全权大臣”这个提法。他争辩说，这样外国公使就将成中国的统治者，相反中国的公使却是徒有虚名。
复奏者极力指出，条陈中关于内政改革的许多建议，实则有的正在考虑之中，有的则已经在实行了。需要的不是“变更”，而是“变通”与“整顿”。如同瑞麟和蒋益澧提出的那样，在统治中（“政治”）须区别“政”与“治”，前者的根本在于遵从民意（即儒教社会必须保存）；而“治”即“管理”，那纯粹是方式问题，可以因时因地而异。
根据此种分析，他们普遍赞成继续去调整赋税，削减胥吏的权力，裁减军队及改进其素质，增加官俸，和统一货币，但是对于官员是否回本省任职，存在意见分歧。
没有人接受赫德对儒生治国论的根本批评。赫德认为，如同中国人自己所承认的那样，科考的内容过于文学化了；他建议应当由专门人才而不是由非专门人才的“贤人”来治国。瑞麟、蒋益澧认为赫德之见无非是坐井观天罢了。科举制度造就能臣名儒，自唐宋以来已有明证，即在今日不也出现了像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骆秉璋、李鸿章和沈葆桢这样的人才吗？古代从未有过高级官吏因不知财、兵而遭申诉的先例。这样微末之事自有低级官员处理，犹如教堂里的祭坛专归仆役料理一般。
有不少人像威妥玛、赫德一样，站在中国与西方的世界之间。他们对中国的许多传统表示钦慕，但是他们并没有脱离自己的时代。他们理解19世纪的意义和工业革命的无情力量。他们总是试图对两种文化冲突所产生的力量加以控制和引导，但常常难得如愿以偿。[61]
英国外交官们没有放弃采取某些特殊的策略，如同在谈判修订《天津条约》中所做的那样。不过他们的策略必须接受谈判背后显然存在的政治见解的检验。这些政治见解在许多英国外交官的通信中曾经讨论过，但表达得最为充分的却是威妥玛—赫德的条陈。
英国为修约所做的准备
《天津条约》规定十年后可以修约。在这约期将届之时，阿礼国给他自己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说服总理衙门对影响外交事务的某些方面实行有限的改革；另一方面说服英国商人按照中国人的意愿对自己的要求作某些调整。他在第一方面的最初努力便是支持威妥玛—赫德的建议。为了实现第二方面的目的，1867年暮春，他开始巡视各通商口岸，详细了解商人们的观点。在每一口岸，人们都能畅所欲言，并且在此后的三年中，这些意见在许多会议上和一系列的请愿书里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述。
一般说来，这些五花八门的文件都是大同小异的，惟有牛庄的现状令人满意。[62]在所有其他口岸，“外国人彼此交谈时，没有比抱怨中国政府的缺点更丰富的话题了”[63]。商人们认为这些“缺点”即便不是违背了《天津条约》的具体条款，也是违背了它的精神。他们希望有一位新的和富有进取心的英国公使，能够迫使中国人依照商人们解释的那样遵守条约的规定。上海总商会认为：
“条约”的目的，是要通过向外国资本和技术提供生产与消费的天地，以及通过促进中国人民和欧洲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将进步的因素引进我们的贸易关系。而此前这种贸易关系一直受到了不胜枚举的人为的和不公正的障碍之桎梏。
首要的不是新的权益，而是“对既经让予的权益的确认和扩大”。按商会的说法，阿礼国对肆无忌惮违反条约的外国人进行了处罚，但是他对于中国违反条约主要条款却不置一词。“维护中国政府的尊严与威信似乎较之维护其与外国政府订立的条约的精神或正义的要求更重要。任何一个条约，不管它如何措词，“如果它所承诺的权益没能得到严格的和清醒的保护，以防止某个政府处心积虑和恬不知耻的破坏”，都必定要失败。加律治、马哲逊和英国殖民部持同样的观点：《天津条约》基本上是好的，它所规定的权益应当逐步加以扩充。但是，事实正相反，许多已经承诺的权益现在又被中国取消了；“现在忍耐给英国造成的损失较之带来的益处为多”[64]。
商人们的具体要求是，在内地自由居住并享有“连续治外法权”的权利[65]；据此，首要的目标就是要重构中国的地方税收制度，以便利对外贸易；中国应根据欧洲原则制定一部成文的民事法典；轮船有在所有内河航行的权利，黄河与长江一样完全开放通商；外商应有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和采矿的权利，进口食盐的权利；统一中国货币；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在国际租界外国市政委员会有独立的司法权；扩大包括协议关税在内的领事权力。
随着商人们不断发泄他们的怨气，每一份新的请愿书总是较前变得愈加愤激和提出更多的要求，以至于最后《北华捷报》嘲笑某些抱怨者言过其实。它指出，事实上外国人的地位近几年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善，但是外国人从不知满足，也不知感激；他们的座右铭是：“咆哮着接受每一项让步”。
此刻，……将采取一重要的步骤，我们不仅要从中悄然获益，而且要力申我们其他的不满，以便持久不衰地保持那种对中国人及其罪恶的可贵的愤懑情绪。正是这种情绪使我们推行开放“中央王国”、于彼此都有利的计划。
商人们的抱怨还涉及诸如囤放待税货物的货栈，收回已付关税、吨位税、改进港口设施和海岸照明一类技术性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的问题。但是商人们主要的要求都带有革命的性质，以至于不可能通过单纯的施加压力和一味坚持所能奏效的。如同阿礼国对商人们所说的那样：
这些议案不是必须以完全控制这个国家的主权为前提，就是必须以该政府的自愿合作为前提。第一种情况意味着一个庞大帝国的解体；第二种情况则意味着必须在缔约双方的高层间达成一项共同的协定。请愿者们所想的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呢。[66]
商人们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们虽然不曾建议要派远征军征服中国，但他们也全然没有考虑过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修改过的条约条款必须求得中国政府的认可；既然不能征服，那么英国官员们可采取的惟一方针，只能是巧妙地谈判和说服。事实上在通商口岸并不“承认”中国政府，而商人们在看到阿礼国提出的方案后，写道：
修订就是要对条约的条款作共同的调整，因此，中国政府的志愿与进步，文明和商务的利益，必须等量齐观。条约果真按照此种精神修订，就别想有任何满意的结果。……如果我们将自己对华贸易的抱负限定在为中国政府所“自动给与或愿意让与”的范围之内，那么整个商务仍旧只要两三个获准住在澳门的商人来管理也就够了；同样，每年于收获季节卑躬屈膝地在广州呆上一两个月光景，这也是可以容忍的了。[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