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缘》之被再认识，首先应该归功于陈寅恪教授。陈教授在1954年写了《论再生缘》一文，他对于《再生缘》前十七卷的作者陈端生，作了相当详细的考察，对于《再生缘》的艺术价值评价极高。他认为弹词这种体裁，事实上是长篇叙事诗，而《再生缘》是弹词中最杰出的作品，它可以和印度、希腊的有名的大史诗相比。他很欣赏陈端生的诗才，认为是“绝世才华”，其功力不亚于杜甫。
我不想否认，我是看到陈教授这样高度的评价才开始阅读《再生缘》的。虽然我也尊重弹词，我也认为这种形式就是长篇叙事诗，虽然我早就知道孟丽君这个故事，在评弹和剧曲中曾受到大众的欢迎，但我阅读《再生缘》却是最近半年多来的事。
1960年12月初旬，金灿然同志把《论再生缘》一文给我看了。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使我感受到高度的惊讶。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更那样欣赏《再生缘》，而我们这些素来宣扬人民文学的人，却把《再生缘》这样一部书，完全忽视了。于是我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当然，我也是想来检验一下：陈教授的评价究竟是否正确。
我开始读到的板本，可能和陈教授所听人诵读的板本相同，是道光三十年（1850）三益堂的翻刻本，错落很多。像弹词这一类的书，尽管受到民间读者广泛的欢迎，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它的遭受雅人们鄙视，比之章回体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弹词的刻本，一般是很不讲究的。像三益堂本的《再生缘》，那真可以说是错字连篇，脱叶满卷。然而，尽管这样。原书的吸引力真强。它竟使我这年近古稀的人感受到在十几岁时阅读《水浒传》和《红楼梦》那样的着迷。
这的确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学遗产，而却长久地被人遗忘了。不仅《再生缘》被人看成废纸，作为蠹鱼和老鼠的殖民地，连陈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样，迹近湮灭者已经一百多年。无怪乎陈寅恪先生要那样地感伤而至于流泪：“彤管声名终寂寂……怅望千秋泪湿巾。”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好罢，就让我来弥补这项缺陷吧。如果能够找到初刻本或者抄本，我倒很愿意对于原书加以整理，使它复活转来。
我很高兴，我的这个愿望很快就得到满足。在今年的4月初旬，靠着北京图书馆的同志们的帮助，在已经捐献给国家的郑振铎同志的藏书中发现了《再生缘》抄本一部，共二十卷，估计是嘉庆年间的抄本。这在目前恐怕是海内孤本了。当然，我很希望它不是孤本，希望能有更多的抄本出现，以便作更周密的核校。譬如说，陈端生的原稿本如果能够被发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好，那真要算是人间瑰宝了。
把郑藏抄本和三益堂本来进行核对，首先发现的一个事实是：虽然同是二十卷，但只有陈端生原著的前十七卷是相同的，而后三卷的续作则完全不同。三益堂本的后三卷是一般流传的梁德绳（楚生）所续，而抄本后三卷的续作者在书中称为“交香主人”。交香主人究竟是谁，不得而知。但她的续作比梁德绳的续作更坏，那不仅是“狗尾续貂”，简直是“鼠尾续貂”了。我所希望核校的也只是陈端生原著的前十七卷，有了这前十七卷的抄本，我的愿望便满足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了。
没有想出好事竟会成双。在得见抄本之后不两个月，我又见到了初刻本。这是阿英同志的藏书，他在5月下旬亲自送到我处。书是道光二年（1822）宝仁堂刊行的，证以书前作于道光元年季秋的侯芝的序文，确实是初刻本无疑。核对的结果，不仅证明了道光三十年三益堂本完全是翻刻，而在道光三十年以后的几种刻本都只是辗转的翻刻而已。初刻本实际也并不精，同样是错字连篇、脱叶满卷。但它比翻刻本毕竟要好些。它使我知道：初刻本也不过如是，而在翻刻中在所难免地又增加了一些错误。因此《再生缘》的核校工作，在得到抄本和初刻本之后，便得到双重的保障了。
抄本和刻本是互有出入的。有的固然是刻本的夺误，这所占的百分比很大；但有的却是抄本的夺误，这是由于刻本所据的抄本有所不同。既然互有出入，因而相得益彰。在核校时，既可以依据抄本来更正刻本，也可以依据刻本来裁夺抄本。这样核校的结果，可以说是综合了抄本和刻本的好处，而削减了抄本和刻本的坏处。
最后的核校工作是从6月初旬开始的。中华书局有意将《再生缘》前十七卷重印出来，因此编辑部的同志们便进行了严密的校阅。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所采取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在一个砧本上把三种本子的异同标示出来，最后由我来决定去取。这三种本子是：我的初校本，郑藏抄本和宝仁堂初刻本。我的初校本，有很大部分是在得见抄本之前以意校改的，在既得见抄本之后，我也没有工夫来作字斟句酌的核对。这一次用三种本子来合校，在编辑部方面真真是做到了严格、严密、严肃的地步。工作进行了将近两个月，我似乎可以代表同志们负责地说：《再生缘》是认真地得到“再生”了！
在核校过程中，基本上是以抄本为主。但抄本有夺误，或者词句较刻本有逊色时，则依据刻本。原作的体裁是很谨严的，它严格地遵守着七言排律的作法，字句平仄几乎一丝不苟。正因为这样，凡是对旧诗有素养的人，看到平仄的合辙与否，便容易辨别出抄本或刻本有无错落。但有时抄本和刻本有了同样的夺误，那就无可依据，我便只好在好些地方以意添改了。我有时也把原书改动了一些，因为有些词句太不妥当或者前后不统一。我相信这大部分可能是在传抄中或者传刻中的错误，有失作者原意。像那样的地方，作者如果再生，她也会加以改动的。不过凡我有所添改或改动的地方，我大抵加了注，以表明责任。标注的作用，有时也在表示抄本和刻本的异同，有时也在解释书中所用的典故。但无关宏旨的地方，我也省却了标注的麻烦。如果细大不捐地都要标注出来，那会写成十几万字的校勘记了。那有什么必要呢？
就这样，从去年12月以来，到最后核校完毕为止，我算把《再生缘》反复读了四遍。我每读一遍都感觉到津津有味，证明了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他把它比之于印度、希腊的古史诗，那是从作品的形式来说的。如果从叙事的生动严密、波浪层出，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写上来说，我觉得陈端生的本领比之十八九世纪英法的大作家们，如英国的司考特（Scott，1771-1832）、法国的斯汤达（Stendhal，1783-1842）和巴尔塞克（Balzac，1799-1850），实际上也未遑多让。他们三位都比她要稍晚一些，都是在成熟的年龄以散文的形式来从事创作的，而陈端生则不然，她用的是诗歌形式，而开始创作时只有十八九岁。这应该说是更加难能可贵的。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她是生在封建社会的铁桶山河里的一位女诗人，却敢于写作为上层人士所鄙视的民间文学——弹词，这本身就带有相当强烈的叛逆性。以前的雅人们曾因为她写了弹词而看不起她，连她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自称为“髫年戏笔殊堪笑”而听其自生自灭，但在今天，价值却要倒逆过来了。正因为她敢于写弹词，写的时候既那么年青，而所写出的成绩又那么杰出，我们是应该加倍地予以重视的。我们的民族，在两百年前曾经产生了这样一位杰出的女诗人，难道不应该感到自豪吗？
经过了仔细的阅读和研究，我已经陆续地写出了好几篇关于陈瑞生和《再生缘》的文章。我还为陈端生写了一个《年谱》，把她的一生基本上弄清楚了。这个《年谱》是我对于陈端生的研究的总结，我现在把它和几篇研究文章（其中有张德钧同志的两篇），收录在本书的卷首，以供读者参考。有几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都有了一些较重要的添改，应该以本书所收录者为定稿。在我撰述和添改这些文章时，先后曾得到不少同志们的帮助。阿英同志、历史研究所的张德钧同志、人民大学的冯其庸同志、山东大学的关德栋同志和其他的同志，对我提供了资料和意见，我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北京图书馆、中央档案馆、《光明日报》编辑部、中华书局编辑部都帮了很大的忙，我也同样表示感谢。
因此，《再生缘》之得以再生，是在严密意义上的一项集体工作。
郭沫若
1961年7月29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61年8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时题为《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作者生前所编《再生缘》一书，当时因故未能付印。2002年11月，书稿始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现据该版本编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