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二月下旬，我率大连电视台《访美杂谈》摄制组访问了美国。四十天的采访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在旧金山唐人街，忽然听见从街边一间商铺里，传来熟悉的歌声。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呦，月亮那个还是那个月亮，
山也还是那座山呦，梁也还是那道梁……
我停下脚步，看着眼前的各国游客，看着一家家华人商铺里那琳琅满目散发着浓郁东方色彩的工艺品和土特产时，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大连电视台电视剧部，是由一群忠诚于电视剧创作事业的年轻人所组成的。三个责任编辑，除我以外，李隆恩和高满堂早我一年进台。李隆恩长我两岁，北京人，其弟，即北京人艺著名的剧作家李隆云先生。高满堂，小我九岁。一年前，还是一位年轻气盛的中学语文教员。调进电视台后，当年就写了一部单本剧《荒岛琴声》，播出后反响还不错。青年导演石学海，是一位铁道兵转业的文艺干部。导演陈雨田“**********”前就是一位长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后调旅大市话剧团。陈导年龄稍大些，是一位外柔内刚的六十年代的电影工作者。制片主任陈克则是一位社会交际广泛、工作能力极强的美术工作者。对运动镜头和光影几近痴迷的摄像师李汝健，多年之后，成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的佼佼者。而三十年笔耕不辍的高满堂更以《大工匠》、《闯关东》、《家有九凤》、《北风那个吹》、《我的娜塔莎》等优秀作品，成为当今国内电视剧创作的一面旗帜。
负责电视剧生产的副台长孙建业是一位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才华横溢，文艺基础扎实，虽是一位台级领导，却每日必到电视剧部与我们一起侃大山谈创作，没有半点领导架子。
“之所以先后调进三位责任编辑，就是力争从剧本抓起。因为这一行里有句名言，即‘一剧之本’。有了好剧本，才能拍出好作品。这一点，就拜托三位了。”孙建业说罢举起酒杯：“来，为了大连电视台的电视事业，干杯！”
那天，在高满堂家，我们一直喝到深夜。高满堂当时住在车家村的一处简易房里，那是一片十分狼藉的棚户区。由于公共厕所离他家起码也有一里地，而且没有电灯，所以如厕时大家不得不拿着手电，骑着自行车一路前往，正赶上是开春解冻的季节，一路虽泥泞不堪，心情却少有的痛快。
不久，陈雨田交给李隆恩和我一篇孙少山新近发表的短篇小说《八百米深处》。
“试着把它改成电视剧。”陈雨田微笑的眼光里，含着少许的怀疑。
那是一篇反映地震之后，五个被埋在地层深处的矿工顽强求生的文学作品。我和李隆恩讨论了几天之后，老李让我执笔，开始了我的第一部剧本创作。
一周之后，剧本交给了陈雨田。不久，听孙建业说：“陈导看过后，只说了一句话：‘这小子会写电视剧。’”
电视剧《八百米深处》是在阜新矿务局拍摄的。这期间，我亲身体验了电视剧创作的全过程，体验了这中间的艰辛与快乐。《八百米深处》的成功，完成了我从纯文学创作到电视剧本创作的转型。因此，我也不无遗憾地告别了文坛，开始了我一生中最终确定的事业。那一年，我已经四十周岁了。
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时代隔断的十分躁动的历史时期。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许多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当时依然犹抱琵琶半掩面。
最早的市场经济是从夜市开始的。每天华灯初上的时候，许多摊贩便推着货车扛着包裹，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像山间溪流一样，汇向天津街商店即将打烊的街道上。在这里，人们看到了浙江的皮鞋、广州的服装、上海的搪瓷脸盆、北京的尼龙丝袜，甚至可以买到号称进口的太阳镜、呼啦圈，买到日本的录音机、美国的牛仔裤。在工商和治安部门多次制止无效的情况下，市政府公开表示允许小商品自由进入市场。而且，从原来的夜市，扩大成了半永久式的摊亭。那些南北闯荡的个体商贩，从此有了自己名正言顺的社会地位，而个中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几年下来，从街谈巷议中得知。就在这些不顾个人体面与尊严，成天扯破嗓子招揽生意的个体户里，有人竟已资产过万了。人们震惊的同时，一个让人羡慕的名词从此诞生了，那就是“万元户”。要知道，市五金交电那时出售的一辆罗马尼亚小轿车，也不过才四千多块钱呀。
直到这时，八十年代的人们才开始懂得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劳动最光荣”，劳动会赢得财富，劳动会赢得人们的尊敬。
于是，依旧在结核医院电工班的王辉，又琢磨如何赢得财富了。
王辉有一手烹饪的好手艺。一个晴朗的周日，王辉与检验科新来的检验师龚岩，从一早就开始忙碌了。他们从早市采购了鲜菜、蘑菇和牛肉，然后，精心做起了王辉最拿手的咖喱饭。为了这一事业，不久前，王辉已托朋友买了两千个一次性饭盒和两千双一次性筷子。
将近中午的时候，大汗淋漓的王辉和龚岩在一番精心梳理之后，终于推着自行车上路了。之前两个人就算过了，除去成本，五十盒咖喱饭起码能挣一百块钱，即便二一添作五平分，这也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啊。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在海港客运站人头攒动的候客大厅里，王辉不顾个人体面和尊严，扯着嗓子开始叫卖了。
坐在那里等船的山东老客，奇怪地看着他们。半天，从怀里掏出个饼子，啃了起来。王辉和龚岩彻底崩溃了，加上包括城管警察在内的无数人的驱逐，王辉终于沉不住气了：“快走，去老虎滩公园，去晚了，饭口儿赶不上了。”
两人蹬着车子便朝老虎滩赶去。那时，山屏街一带正在修路，待两个人筋疲力尽地赶到老虎滩公园的时候，海滩上的游人已零落可数了。
“可惜了，这顿饭。”王辉愤愤地说。
晚饭前，王辉给我家送来了八盒咖喱饭。平心而论，那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咖喱饭。
一晃二十七年过去了，直到今天，王辉那一千九百五十个一次性饭盒和一千九百五十双一次性筷子，仍堆放在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一间废弃的库房里。那饭盒幸亏不是可降解的环保餐具，否则，这么多年了，放在那潮湿阴暗的库房里，说不定早就化为灰烬了。
改革开放其实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它不但改造了山河，强盛了国家，也让每一个中国人，从心灵深处得以升华和历练。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让早已习惯了传统的革命化的清贫生活的中国人，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像初学游泳的人们，面对无边的海洋。
一九八七年秋天，《辽宁日报》一篇通讯，让我产生了创作冲动。在征得孙建业的同意后，这年十月初，我踏上了北去辽宁清源县的火车，开始了一次心情抑郁的采访。
清源县二道河村是抚顺东隅一个毗邻吉林的小村庄。时值仲秋，一望无际的长白山余脉五彩斑斓层林尽染，收获后的稻田里，一群群白鹭已鸣叫着开始起程朝温暖的南方飞去。在这里我采访了“养鸭大王”杨智玉的遗孀，采访了杨智玉生前好友刘长城。
这是一个至今仍令人思考的故事，也是我至今不愿意再去回顾的往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杨智玉，清源县二道沟村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年农民。
杨智玉出身贫寒，初中毕业后，曾在抚顺当过临时工。改革开放初期，在当地鞭炮厂、长石矿、红砖厂等乡办企业当过采购员，一时走南闯北成了一个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八十年代初，杨智玉与妻子开起了豆腐房。这期间，一心寻找脱贫致富之路的杨智玉，每年都从订阅的大量报纸中收集信息。同时他自费考察过铁岭的养鸡场、吉林的多种经营、黑龙江的甜叶菊种植技术等。
一九八一年，杨智玉决定饲养康鸭。他与妻子起早贪黑，托土坯，推河沙，盖鸭舍。但一连几次，种鸭的出蛋率极低，养种鸭的计划也就此泡汤了。恰恰在这时，《辽宁日报》上的一则广告吸引了他。在他的争取下，清源县畜牧局和县多种经营办帮他从黑山县购得迪鸭一百四十只。杨智玉养鸭的事业从此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为了摆脱中间人从中赚取暴利，杨智玉把现金绑在老闺女的身上，拉着孩子去了广州。在那里，他用十八元一只的单价，一次购得幼鸭三千二百四十只，租了六辆长途货车，经过八天七夜的长途跋涉，硬是将幼鸭运回了清源。回家一算，扣去所有成本，这一趟杨智玉获利十万元。
清源的迪鸭被炒作成了神话，一时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客户，疯如潮涌。县里乡里走后门购迪鸭的白条子如雪片飞向杨智玉的鸭舍。有一段时间，杨智玉垄断了整个东北地区的迪鸭市场。成了全国闻名的养鸭大王。
杨智玉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出名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敬老院的老人们、学校的孩子们和依旧贫困的乡亲们。他给敬老院送去了大彩电，给每个五保户一百元钱，同时承诺投资小学校舍建设，进而负责全村的农业税赋。
在获得大批订单之后，这一年的十二月，杨智玉再一次携货款奔赴广州。这一次他订了两千只大鸭。为避免一路风寒出现不必要的损失，这个长白山里挖参种粮的庄稼人，在沈阳空军的支持下，竟创下了租直升机运送迪鸭的全国先例。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当一架草绿色的军用直升机，在三堆篝火的引导下，轰然降落在村东收获过的稻田里的时候，闻风赶来的方圆几十里地的乡亲们，无不欢呼雀跃，声震云霄。
然而，噩梦却偏偏从这一时刻开始了。
吉林省某农场预先订下的一万只鸭的合同，几次去电不见回复。在同一时间里，几乎所有订鸭的人都悄悄撕毁了合同，一直与杨智玉合作的伙伴，也将所有的债务都推到杨智玉身上一走了之。此刻，杨智玉才知道，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很多买主都已甩开自己，自谋种鸭了。况且迪鸭因终端市场不大，导致更大的矛盾随之暴露无遗。杨智玉没有学过经济学，他不清楚垄断是如何形成的，更不懂得垄断是如何被打破的。在连买饲料都拿不出钱的困窘下，杨智玉不得不挥泪大甩卖了。此刻，人间冷暖瞬间变化，债主盈门，朋友反目，银行贷款全部冻结，让杨智玉彻底绝望了。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这个为摆脱贫困，勇于在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里奋力搏击的东北汉子，在给儿子剃完头后，怀揣着县人大代表的证书，在清源火车站，迎着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结束了自己三十四岁的年轻生命。噩耗传来，住在蛤蟆塘的一位老人，连夜赶到二道沟村，一进杨智玉家的院子，老人就拍着大腿痛心疾首地哭着说：“瞎了！瞎了！这个庄稼院的好后生！”
二道沟村应该是一个发展多种经营的好地方，这里丘陵起伏，水源丰沛，空气纯净，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无论是种植还是养殖，都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好地方。只养鸭却很难成规模，原因很简单：东北人更愿意吃鸡。
在这个悲壮的故事中，杨智玉没有错，乡亲们也没有错，媒体的记者没有错，一直支持他的县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也没有错。错就错在中国农民还没有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学会戏水；错就错在我们忽略了改革开放过程的凶险与化解凶险的冷静与理性。
孙建业听我汇报了杨智玉的故事后，颇有感慨：“这个题材，电视剧创作不了，但从前到后，倒是一部难得的纪录片的题材。”
八十年代中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逐渐感受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变革。这些变革当中，有那么多不适应的成分，更有些变革，直接伤害了个人的信仰。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在市电影发行公司小剧院首映时，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那是一次范围不大的看片会（当时还没有首映式），出席看片会的，除全市影视界、文化界和新闻界的朋友外，还有部分有关部门的老领导。
随着一声高亢的唢呐奏鸣，影片以其独特的魅力将人们带到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小剧场里一片肃然。
但意料之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日本兵逼着一个中国人将抗日分子活剥人皮的时候，从剧场前排终于爆发出一声怒吼：“这是干什么？”在放映机的强光下，一位德高望重的市宣传工作的老领导，怒不可遏地站起身来：“这是长敌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这是卖国的行为！大毒草！”
在场所有的人，都被老领导这义正辞严的斥责给镇住了，但——“闭嘴吧！”黑暗中紧跟着传来另一种不同的声音，声音洪亮，且毫不隐晦。
“不愿意看，你出去！”
“出去！”
“出去！”……
在放映机强光照射下，老人倔强地站了片刻，便拄着拐杖，弓着身子离开了会场。“对不起，打搅大家了。”这是一位很有素养的老一代党的宣传工作者，望着他的背影，我久久陷入沉思。
当然，《红高粱》只是一部电影，那位老领导也只不过是因为一部电影看得不舒服而生气了，而改革开放真正向更深层次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让人不舒服的事情，正在身边发生。
还是在文学院的时候，有一次，辽宁省作家协会组织我们参观了一家中美合资的工厂，即蜚声一时的生产犀牛牌刀片的吉利工厂。
这里所说的刀片，就是男人日常生活必备的刮脸刀。
在车间的流水线旁，该厂的厂长，一个操着上海口音的中年人，口若悬河地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的产品，他说犀牛牌刀片的核心技术在于一种新的涂塑工艺，这种工艺不仅可以大大延长刀片的寿命，更让使用者在刮胡子时感到十分惬意。一句话，犀牛牌刀片是对传统刀片的一个挑战，任何一种刀片，在它面前都会从市场败下阵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