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毕雨进入云南大学后，高年级的学生写了“尗疋”两个字让他读，他张口结舌。此时高年级的同学告诉他，他刚进校时，上届同学也曾写这两个字让他认，他错读成“卡疋”，倒没有人笑话，因为谁都读不出来。这位同学又告诉李，这两个字是刘文典先生的字，读作“叔雅”，而同学们背地里也叫刘先生“卡疋”（音“卡特”）先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昵称。
知遇
刘文典曾撰写一篇名为“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胡適为“我的朋友胡適之”，并称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胡適自然是最早的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適在日记里记载：“刘叔雅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功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胡適还写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適努力的结果，胡将文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帮助他与商务印书馆交涉。刘对好友也极为信任，写信给胡適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对于刘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適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写给胡的信，大都是让胡为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在信中，刘不是让胡適替他找工作，就是为他的书稿和商务印书馆交涉，或者是找胡適借钱、提供其他帮助等等。
刘文典因校勘《淮南子》曾向北大借款六百元钱，到期却无力还债。当时他的书还没有出版，他便给胡適写信诉苦，让胡帮他向张元济预支稿费，他在信中说：“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元济）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几日后，刘文典再次写信催促胡適：“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在胡適的帮助下，不多日，刘文典便领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
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不肯支付剩余的五十元稿费，而北大因经费紧张不能按时发薪，山穷水尽的刘文典只好再次求助胡適：“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际，刘文典请胡適为该书作序，并提出序要用文言文：“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胡適向来对刘文典有求必应，遂用文言文作序言一篇，将无数溢美之词送给了刘文典：“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
《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胡適的这篇文言文序文，竟然引发了一场小风波，有人说胡適主张复古了。曹聚仁回忆说，1922年沈信卿等人发起复古运动，“恰巧，那时有几个新文人偶尔也用古文来写作，如胡適《淮南鸿烈集解》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序文，都是用古文写的。他们便借为口实”。
刘文典对胡適对他的帮助也感激涕零，他在给胡適的信中说：“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刘文典校完《淮南子》后，便开始校勘《论衡》。刘文典对于校勘《论衡》并无太多信心，他便写信征求胡適的意见。胡適对刘文典的决定表示支持后，刘文典便坚持不懈，将《论衡》校勘完毕。
《论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书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却迟迟没有动作。刘文典心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请胡適出面与商务印书馆交涉。不久，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就写信告诉刘，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適与刘文典细谈。
商务印书馆出版刘文典《论衡》一书，支付给刘的稿费较低。刘文典交稿时便有所保留，删除了一些内容。事后，刘在给胡適的信中说：“不厂（北大教授单不厂）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信寄出后，刘许久未收到胡的复信，他心中很是担忧，生怕胡责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许久之后，他终于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之事，接着，胡適说：“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胡適的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刘文典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写信告诉胡適，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
被迫辞去安大校长一职后，失业的刘文典又求助胡適，他在给胡的信中说：“老大哥！弟虽不肖，究竟是个读书人，在那样秽浊的地方，和那些不成东西的人胡缠，试问精神上如何过得？现在环顾一班故旧，最爱我的只有你，能救我出那个恶劣环境的也只有你。务请把我的事不要忘记了。千万不要自己躲在第五国际的租界上，舒舒服服地讲学读书，把一个老朋友丢在WC里而受罪啊！”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胡適在考虑自己去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好友刘文典，他准备安排刘一家去美国。他为刘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处，甚至为他们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適的邀请，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除了偶尔向学生提及他“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过胡適。20世纪50年代，批胡运动如火如荼，刘文典没有任何口头、书面形式地对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