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在美国常进行徒步旅行。他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头，一路西行，远到皮斯费德（Pittsfield），途中便住宿在便宜的小旅馆。
1917年，刘半农率先以“她”字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三年后，刘写了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由赵元任谱曲，广为传唱，从此“她”字也借着歌曲被人们广为接受。
罗素的女友勃拉克在师大演讲时，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赵元任一时口误，翻译成“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哄堂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赵元任只好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赵元任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这个称呼来源于清华校内高层。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赵元任号宣重，但自到美国留学后就一直没再使用。他归国任教于清华时，有人请客，送来请柬，上面写的是“赵宣重先生”，赵便当着送信人的面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上“已故”二字。自此之后，再没有人称呼他为“宣重”。
祖父为赵元任起号叫重远。此号赵一直没有使用，知者甚少。一次，赵住在南京中央饭店，为避免有人骚扰，便登记为“赵重远”。结果一天吴稚晖竟找上门来。赵很是诧异，吴稚晖解释说，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就知道赵重远即为赵元任，因为论语有言“任重而道远”。
1927年，王力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为梁启超、赵元任。由于时间不足，王力只写了两章。梁阅后大为赞赏，批曰：“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息快见。”“卓越千古，推倒一时。”而赵元任专找瑕疵，其中有一句评语：“未熟通其文，断不可言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读后顿悟，从此最后六字成其座右铭。
赵元任颇有痴气。女儿如兰出生后，赵元任负责看孩子。他弹钢琴时，总是将女儿的小床放在钢琴旁边，孩子就听着音乐在小床上一面哼一面摇。有一次如兰忽然不摇了，停在那儿脸涨得通红，原来她是要大便，赵元任说别动，等他把这一段弹完了再来弄！等到赵元任弹完了再看，如兰拉得一床一身都是。杨步伟看了又好气又好笑，问赵元任为什么不早点叫她，赵元任说，一个孩子的音乐教育要早打好基础，所以不可以把整段的乐曲随便中断。
另一次，赵元任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1932年，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开年会，大家提议去看日全食。赵元任向来对天文兴趣浓厚，欣然同意。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飞快，以至于车后的一个手提箱掉了他们都不知道。后面的车拼命按喇叭试图提醒他们，但他们以为自己超速，警察追来，就开得更快了。等他们知道掉了东西，返头找回，再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晚，日全食也快结束了。大家都觉得扫兴，同车的韩权华说：“怎么已经完啦？”赵元任的女儿如兰、新那说：“就看这么一点儿啊？”三女儿莱痕思媚则说：“太阳真难看，一个黑脸长了些白胡子！”只有赵元任依旧高兴地大叫：“看Corona，corona（日冕）！”
赵元任到中研院语言所后，曾组织了一个小剧团。有一次在协和大礼堂表演话剧《挂号信》，剧本是赵元任在美国时所写，演出前剧团还在北平的电车头上打了广告，熊佛西和赵元任两个人亲自上台表演。预演的第一天赵元任戴了两副眼镜，熊表演时忽然看见赵的怪样子，大笑不止，根本没法继续演下去了。
赵元任喜欢小发明，赵家四处布有大大小小的“机关”。书房、卧室里，东拉根绳子，西扯个滑轮，连炉门上也装了“机关”。早晨，赵元任不用起床，伸手一拉，炉门就“自动”打开，等他起床时，火已经旺了，屋子也烧暖和了。赵家里有一个老式冰箱（非电冰箱），赵元任的女儿儿时常常忘记关上门，赵元任就装上“机关”，门一开冰箱里的灯就亮了，如果没有关上门，灯就一直亮着，这样她们就不会忘记关门了。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随清华南下长沙，闲来无事时，就拿着照相机到处拍照。赵当时使用一部双头的法国相机，为了节省胶卷，他用一只手捂住镜头的半边，只用另半边拍照，这样每张底片就可以拍两次。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令，凡可疑之人都以间谍看待，格杀勿论。警察见赵举止可疑，上前问话，赵未理睬，他们就认为赵是日本人，听不懂中文。但这警察常见赵进出于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家中，又住在警察厅厅长的楼上，未敢轻举妄动，只是向省里报告。省政府正召开省务会议，时任财政厅厅长的尹任先是赵元任的老朋友，忙对何键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经农也赶紧去询问赵元任，赵如实以告，才消除了误会。
随着抗战深入，史语所再次南迁。途经广西桂林时，他们一时很难找到旅馆，只能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小旅馆内。第二天，章元善让赵元任和他一起去拜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赵元任颇为反感，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赵元任只好与章同去。见到黄旭初后，黄开口便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要和你谈谈天。”赵、章二人莫名其妙。黄接着请二人去他休息室内，二人更觉莫名其妙，以为黄有什么秘密要和二人讲。进去一看，二人不觉大笑。原来黄的床前放了一套赵元任录制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正在唱机上转动。黄解释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去办公。”
爱侣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有着离经叛道的性格，与赵性格迥异，但二人却携手走过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宣称：“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兰仙，小名传弟，学名韵卿，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其生父是杨家长子，育有九个子女，杨步伟最小。养父是他的二叔，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叔，出生前由生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姑姑家的表弟。
一周岁时，家里让杨步伟“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便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到遭父母一顿责骂，斥她对圣人不恭。
杨步伟顽劣调皮，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杨步伟自小便有许多诨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从这些绰号就能看出她自小的性格。叫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就敢干。她还曾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曾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当时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担任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小杨步伟便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捉弄黎。黎元洪并不气恼，只是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算是对她弄湿了被子的责罚。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打了五下，理直气壮地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进入南京旅宁学堂学习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16岁时，家里为杨步伟定下婚期，让她和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完婚。她坚决要退婚，并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由于杨步伟的坚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取消婚约，但让她立誓终身不嫁。生父则被气得半死，扬言要将她抓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平息此事。退婚后，杨步伟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才是我自己的人”。
“步伟”之名，为杨步伟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所起。少时，林贯虹便看出杨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就叫步伟吧。”杨步伟并不接受。日后，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林，杨正式易名为“步伟”。
林贯虹病逝后，为将她的遗体送回福建老家安葬，杨步伟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支助死者亲属。由此，她又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1919年，安徽督军兼第一、第四军军长柏文蔚，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开办崇实学校，请当时只有20岁的杨步伟担任校长。杨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并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们二人及去世同学林贯虹，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又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遂称“仁”，“森仁医院”之名便由此而来。
婚后，杨步伟不再经营医院，但她却闲不下来。在清华的四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400元，与其他两位教授夫人合伙成立“三太公司”，开办“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也不介意，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然而“小桥食社”非但没有赢利，最后还落个赔本关门，杨作联自嘲道：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小饭馆关门后，杨步伟又开始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并开办了“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后，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被指控为“窝匪罪”，最后在胡適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解决教职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开办“成志小学”，请杨步伟担任董事长。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又想办汽车公司，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杨步伟性格直爽，话语利落，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50寿诞时，置酒席宴请清华大学的同仁，杨步伟坚持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数十年来，赵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留学生们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烹饪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到美国多年，英文却一直学不好。傅斯年在美国时，听见杨和美国人说话，说得异常流利但错误百出，傅斯年感慨：“赵太太真胆大！”杨反问他：“我哪样事不胆大！”
在美国时，杨步伟做全职太太，平常无事可干，赵元任就让她译书。杨步伟就开始翻译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的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译名曰《女子应有的知识》。杨步伟一遇到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就问赵元任，问得多了，赵元任便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杨不愿意，说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有一天翻译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子（ova），杨步伟译成了鸡蛋。赵元任见后，乐不可支，以后常常拿这事开杨步伟的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杂记赵家》。胡適看了，称赞她说：“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结识杨步伟，从此便爱上了她。当时赵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做翻译。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迟到了，因为语言不通，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元任说：“看到我和女孩子（指杨步伟）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1年6月2日，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新式婚礼，他们除了租一间房屋外，一概从简。
婚礼这天，二人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了张照片，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结婚通知书，通知书附照片一张，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二人打电话将胡適和朱徵请到家中，由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制的结婚证书，请胡、朱二人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