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说赵元任“生性滑稽”，即使做学问也是如此。赵元任在谈到中国语言的五声问题（阴阳上去入），为了便于分辨，发明了一句“荤油炒菜吃”来解说。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辗转镇江、丹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回到北京后，他将搜集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此书出版时，语音符号准备采用国际音标，但当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本书成为研究吴语和方言的珍贵文献资料，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1948年，赵元任在《国语入门》一书中，讲到语尾助词“吧”字，幽默地举例说明它不宜和“王”、“鸡”这两个字合用。如问人姓时务必不能说：“你姓王吧？”在请人吃鸡时，更万万不能说：“请你吃****！”
1949年以后，胡適仍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的诗词他也认真阅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便去问赵元任，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韵，赵回答否。
赵元任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现代方言，从《康熙字典》的两万多字中挑选出两千字，作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行文用这两千字就够了。他的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思虑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赵新那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岁高龄的赵元任，每天还坚持坐在书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1981年，回到北京的赵元任曾感慨道：“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赵元任赞同汉字简化，但他觉得简化不能太过，如“關”字简化为“关”，结果是“无门可关”，实在不成体统。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陈就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长大了，想学国语，就通过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进行学习，后来迷上了音乐，便迷上了赵元任的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梁漱溟在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曾谈到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在家时常妇唱夫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曾选修音乐，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专攻过和声学、作曲法，教过音乐、音乐欣赏、中国音乐等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適《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等。
少时，赵元任曾将牵牛花摘下当作号角吹，甚至曾试图以之吹奏乐曲。
赵元任节拍感绝佳，儿时曾看祖父升堂审案，打犯人板子，便弄通了衙役们计数的特别办法：有的数一拍，有的数半拍，有的数省略……他便留心听衙役们到底有没有作弊跳着数的事情。听了很多次，他发现衙役们没有一回数错，也没有一回数漏。他告诉大人此事，大人总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赵元任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花220美元分期付款（分6年）买了一架旧钢琴，而当时他的留学官费每月才60美元。为了买到廉价的音乐票，他和爱好音乐的同学半夜起床去排队买票。一次，赵元任凌晨两点起床去替换早已在售票处排队的同学邹秉文，直至六点半，别的同学才来替换他。
1920年，赵元任作歌曲《尽力中华》，采用了和尚放焰口（一种佛教法事）时唱的调子，稍加改编，并配以和声。
赵元任常随手取身边的小东西做乐器。一次在清华的同乐会上，赵元任取十多只茶杯，然后敲打倾听音调，七音调正后，他用茶杯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又一次游西湖，在一家木鱼店内，赵元任在每个木鱼上敲一记，很快选出十几个小木鱼，以半音相间凑成一套乐器。他用这套“木鱼琴”，可以奏出各种乐曲。
一次，赵家宴客，饭罢，赵元任不让把盘子、筷子和碗收走，他拿起一根筷子，一个一个地敲，从餐具中挑出do、re、mi、fa、so…的音来，但找来找去，就是差一个音怎么也找不到。赵元任抬头看见了玻璃灯罩，灵机一动，取下来敲了一下，说也巧，正好补上了这个缺的音，大家全乐了。
赵元任的孩子们学英文字母、国语罗马字、注音符号等，赵元任就教他们唱，歌学会了，字母拼音也跟着会了。他不仅教孩子们唱字母拼音，还将九九乘法表谱上曲，让孩子们边唱边背。他还从女儿们的课本中调出课文，谱上曲，配上和声，教孩子们唱。
赵元任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和他的女儿们，有机会便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音乐作品。
在赵元任的音乐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家庭创作的，他常为女儿写歌，并教她们演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时间，也不放过。他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进行创作修改。长女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东奔西跑，钢琴丢了，天黑了也没有电灯，但他们的家庭合唱团却越唱越起劲。一到天黑，赵家的合唱团就开始唱起来了。赵元任的两个小女儿年纪小，嗓音尖，就唱女高音；赵元任则唱男低音；二女儿赵新那是女中音；大女儿赵如兰则补上第四声部。
著名音乐家萧友梅这样评价赵元任说：“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了一个******。”萧还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温润
赵元任自小聪明、好学，从初中便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一度沾染恶习：抽烟、嗜酒、****等。但他后来努力改变恶习，并以父亲为自己命名寓意告诫勉励自己：“元任，任重道远。”
在南京高等学堂预科读书时，赵元任与章元善同学，他们相互勉励，刻苦读书。因二人卧榻顶头相接，两人便将枕头以绳连接，先起床者拉动绳索，然后二人同时起床，到操场上练习英语发声。
1927年春天，赵元任曾到江、浙两省做吴语调查。他经常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借宿在农民家中。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太疲乏，两人上车后便躺在长板座上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这节四等车厢被扔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夫人杨步伟结婚时，只对杨提出一个要求：别逼他做官。一次，赵从欧洲到上海，当时东南大学正闹学潮，双方相持不下，都想让自己一方的人担任校长，而赵与双方关系都不错，故双方都能接受他出任校长。于是，杨杏佛和胡刚复二人日夜追着赵，邀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吓得赵元任连夜乘船北逃。丁文江在天津迎接，船到港后，丁先到头等舱去接，不见；又至二等舱，仍不见赵一行的踪影；正诧异之际，竟然看见赵从统舱钻了出来。丁骂他为何如此省钱，赵如实以告，是为逃任校长之故，丁又好气又好笑，直骂他没出息。
清华大学也曾让赵元任担任校长，他断然拒绝，后罗家伦出任了清华校长。此后，清华闹学潮，赶走了罗家伦。有关方面再次希望赵元任出任校长一职。赵再次拒任，托翁文灏暂代，并推荐时任清华留美监督的梅贻琦。翁文灏代了两个月还未见梅回来，找到赵元任，追问如何办？赵说：“我去替他就可以把他请回来。”于是赵元任亲自赴美担任清华留学监督，换回了梅贻琦。
杨杏佛请赵元任到中研院做研究员，赵同意了，但他和杨杏佛约定不任行政职务，杨杏佛则要求赵永不许辞职，赵元任笑说，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变了，也不准我离去吗？未料一语成谶，杨不久被人暗杀。
赵元任到中研院，傅斯年说他在研究院一日，赵元任一日不能离院，他知道赵不做行政职务，不喜与人争权，所以屡次有人提议让赵做总干事，傅斯年总是阻止，以至于有人认为傅斯年嫉贤妒能，并且有些人设法离间二人。这件事杨步伟晚年写回忆录时记叙了下来，此时傅斯年已经去世。
1946年夏，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连发五次电报催促赵元任回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赵回电：“干不了。谢谢！”朱无奈，只能打电报给杨步伟，让杨劝赵就职。杨回电说：“我从不要元任做行政事。”并对丈夫说，只有暂不回国，等风波过去再回。未料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73年赵元任夫妇才回到大陆。
赵元任不喜穿礼服。赵婚后初到美国时，生活很是艰难，遂到妇女俱乐部去演讲赚外快，贴补家用。在美国演讲必须穿晚礼服，赵元任不管这些，直接穿着便服去演讲。俱乐部主席很是为难，在开讲前问赵要不要租件礼服换一下，赵说一定要换我就不讲了。主席只得将就他。1946年，赵元任代表联教组织到法国去开会，为了国家形象，才勉强同意，其他时间能不穿礼服时就不穿，自己也从来不购置。
赵元任生活朴素，不讲究穿戴。他一直自己开车，买东西，做饭，补衣服，许多家务事都是自己动手。他钉扣子的方法独到，用一根大针穿上四根线，把线的两端合起来打上结就成了八股线，只一针就把扣子钉上了。
逸事
少年时，赵元任爱好科学，兴趣广泛。他儿时就动手制作简易的电话；上学后，制作过望远镜和显微镜；还实验用食盐和冰棍混合达到-20℃；并半夜去观察彗星。赵一生热爱摄影，他的足迹跨越大江南北，横穿美洲大陆，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一声拍下4000余幅照片。
在南京读书时，赵元任醉心革命。当时光绪和慈禧先后逝世，全国举哀，跪在祭坛前的赵元任和同学们高声大笑。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赵元任异常高兴，他称辛亥革命为“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
赵元任赴美留学前，需要剪掉辫子，剪辫时，理发师问了他两次，以便确定赵是不是要那么做。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宴请他们。他看到赵元任等人改换衣着后说：“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
赵元任有女性气质，他自承，少年时，他对男性朋友也会产生爱慕之心，如对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堂及在哈佛的胡正修，曾颇为亲近。
在美国读书时，赵元任醉心于学问，对生活心不在焉。他很久不理发，一次在牛津街，走在他身后的一个男孩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他也不打招呼，于是到康奈尔大学的第二年，他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
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赵元任还会犯心不在焉的毛病。一天，他于11点钟走出物理大楼，一些学生正走进去，他们问：“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赵说：“当然要来上课！”课是12点开始，赵便计划到体育馆做一小时的运动，但运动结束回到物理大楼准备上课时，课室已空无一人。原来他早错过上课时间了。
一次，赵元任坐公共汽车回家，车到站，他忘了下车，等车开动时，他反而走下来，一下就摔倒在大街上了，摔断了右手和肩膀，只好打上石膏绷带，由此还发烧两个多月。
在耶鲁大学任教时，赵元任开车出门总是挨罚，给他送罚单的警察说：“老送罚单给你，我都不好意思了。”后来他离开耶鲁大学时，杨步伟对警察开玩笑说：“因为你们给车开的罚单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离开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