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苛
吴宓性情急躁，有一段时间“动辄发怒，或倒卧地上”。其好友吴芳吉认为：“此人做事过于认真，又责人太严。处世之道，大概对待小人容易，对待君子甚难。因君子之人，事事计较，道德愈高而气量愈小，雨僧正受此病。是以难自打算，此后生活仍只独立自营，不可与之共事。因与共事，则容易得罪，反伤多年交情，不如两地神交可长久也。”
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不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做讲演。演讲完毕，张彭春（字仲述）当场发难，将吴宓讽刺戏弄一番。当时，吴宓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学生郑朝宗回忆说：“吴先生是我生平所见最为稀奇古怪的一个人，他的身上充满着种种矛盾，其尖锐的程度似乎只有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差可比拟。从外表看，他和堂吉诃德也颇相似，貌古身瘦，只是身材不及后者之高。温源宁教授在英文《中国评论》周刊上给他写肖像，说‘脑袋形如炸弹’，里面装着火药，随时可爆炸。这篇小文使吴先生咨嗟累日。其实，他为人性躁心慈，一事不顺意会咆哮如雷，事过之后又会认真道歉，他身边有个忠实的工友吴延增，起初我以为他是吴氏家僮，后来才知道是学校派来侍候吴先生的一个普通工友。那吴延增颇识几个字，常替吴先生抄写稿件，有时我们上工字厅，听见吴先生在屋里大声呵斥吴延增，怪他办事不细心，那态度是够粗暴的。然而吴延增却从来不在背后埋怨吴先生，他常涕泪交颐地告诉我们吴先生为人如何善良，这几天情绪又怎样不安宁，等等。这使我想起了堂吉诃德和桑丘，班沙那一对奇怪的主仆。”
吴宓一生在不停地修正自己，与内心的自我作斗争，以至于一生严谨。20世纪30年代初，吴宓去欧洲进修前，同人为他饯行，朱自清喝得酩酊大醉，席间呕吐不止。吴宓见后感叹万千，觉得自己为人太拘谨，喝酒从不敢过量，颇羡慕别人能有一醉方休的豪情。
在西南联大时，沈有鼎与吴宓同室而居。吴宓不喜沈有鼎，认为他不讲卫生，又自私。沈看到吴宓等室友勤奋用功，喃喃自语道：“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闻此言，斥道：“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
一些西南联大的教授为了解决物价飞涨入不敷出的问题，便自己动手种菜，吴宓对此颇为反感，他在日记中记载：“侗（注：李继侗）等冒雨锄地，壤成，不留路径。”“近日侗与总（注：陈岱孙）自晨至夕，皆在宓窗外伏地种菜，宓殊厌恨之。”
姚文青到成都看望吴宓，坐定后，探怀出烟，觅火柴不得。吴宓说：“宓不吸烟，原无此物。在昆明时，亦不愿朋友在宓室内吸烟，故于壁上特书‘请勿吸烟’四字以告。”姚戏曰：“倘有人偶然犯禁，将若之何？”吴答：“若未注意，宓即指壁上告之。”姚再问：“告而独不听，奈何？”答：“宓即直语之曰：‘君非吾友，请出可也。”姚笑曰：“余今日几犯禁被逐矣。”
吴宓对闻一多素无好感，闻被杀害时，吴宓在燕京大学任教。噩耗传来，西南联大师生发起捐款，也向在外的校友募捐。吴宓未予理会。此后，联大成都校友在祠堂街开会追悼闻一多，请朱自清、吴宓报告闻一多生平。吴宓看见报纸上的通知，“乃走避之”。
1964年，吴宓到成都开省政协会议，姚文青到旅馆看望他，吴对姚说，西师领导，以其年老丧偶，力劝其与故妻陈心一复婚，三女与陈亦同意。姚以为他思想已有转变，故言：“我等交往多年，于君婚姻问题，知君素志，始终未曾一提。今既承下问，余以为君年已高，即有采薪之忧。组织上纵有照顾，亦不过送君入医院，终不若左右有人照应为善也。心一和令嫒既已同意，愿君行之勿疑。”不意吴宓闻言大怒，斥姚道：“不料交往多年，竟出此言！倘复如是，当即绝交！”说话时并以拳击姚背。姚笑道：“余倘还手，恐君鸡肋吃不消。此事承君垂询，因以己意相告，自问无开罪之处，何怒为？”吴俯首无言，既而曰：“明午请君便餐。”次日姚到餐馆，吴宓便开口道歉：“昨夕诚粗暴一些，望君勿介。”
1972年，吴宓写信给姚文青，详述不能与陈心一复婚的原因，并抄示《鹊桥仙》词一首，题曰“怀念海伦”，并加了小注。其词曰：“死埋长侧[邹兰芳]，生离偶遇[陈心一]，消息独君[毛彦文]全断[知于1949年到美，1957年犹生存，已入天主教而已]。爱君深亦负君多，孰知晓[一作谁解得]吾情最恋？碧空难翥[不能乘飞机去]，黄泉奠透[不能穿地球中心，直达美洲]，此世何缘重见？天涯飘泊曼姝娘，望故国沧桑几换！”（按：中括号中内容为吴宓自注）
当时姚文青正因小病住院，出院回家后即给吴回信，告知不能及时复书的原因。不久，吴宓来信云：“近来亲友，仍多劝余复婚。余愤甚，无计可施，乃于静夜在室中焚香祷神，咒诅其人速死，并一一列举姓名：某某已死，某某经咒沮后身患癌症，不久当死；犹可恨者，老友凫公（潘伯鹰）亦有信来，劝余复婚。宓当年和毛彦文恋爱及与陈心一离婚，伯鹰当时极表同情，且加赞助。今乃出尔反尔，更不可恕，因于神前咒之。继知为其夫人之意，伯鹰为媚后妻，故作违心之论，情似可原，但余咒诅已出，无法收回，伯鹰近已重病住院，生命危在旦夕耳。惟于吾兄并未咒诅，盖当时痛斥殴击，愤气已消，但吾兄终不应出是言，此次住院，殆上苍略示薄罚耳。”此函遍传成都朋友，莫不引为笑谈。
不苟
吴宓有绅士风范。小偷偷走他的西服，他就改穿旧式的长袍和夹克。他走路总是抬头挺胸，持手杖，坚持走直而窄的路，绝不为抄近路横穿草坪。他笃正守时，与人约好下午三点见面，他总会在两点五十前就到达，但出于礼节，他会等到三点整始叩友门。
汪曾祺回忆吴宓：“他走路很快，总是提了一根很粗的黄藤手杖。这根手杖不是为了助行，而是为了矫正学生的步态。有的学生走路忽东忽西，挡在吴先生的前面，吴先生就用手杖把他拨正。吴先生走路是笔直的，总是匆匆忙忙的。他似乎没有逍遥闲步的时候。”
1938年，在蒙自，吴宓与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等人租住在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为之命名“天南精舍”。大家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写道：“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吴宓）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
吴宓在日记中曾记载一梦：“是夜，多噩梦。若侍父同攀登黑暗之高塔之内侧，达顶，得巨金。宓父子均决定不取此金。但下塔后，记其金之所在地名于某书之页角上。适有某某恶徒，再三探询，宓均未承认。但以其他问题，多言之失，无意中取某书示此恶徒，致于页角上发现所记藏金地址。恶徒即挟逼宓往导取此金。宓拒之甚力，恶徒恫以将伤害吾父，且数人以刃及枪逼我，持我肩背。宓大呼’杀人‘。连呼，无应者，遂惊醒。”
抗战期间，吴宓曾到乐山的武汉大学讲学。乐山工商界的陕西同乡，准备举办联合公宴招待吴宓，遭吴拒绝。众人便请姚文青代邀。姚对吴说：“众以同乡情谊，敬君学品，初非有求于君，何必峻拒？”吴这才答应。这日，众人先至，吴到来时，见室中烟雾弥漫，色颇不怿。众人请吴讲话，吴谢绝，终席无-言。姚低声对吴说，不要拂大家的意思，吴沉思片刻，对姚说：“还是不说的好。”饭罢，有人以法币贬值，问及国家经济情况，吴答：“余未研究，无从奉告。”另一人说：“吾等商人，在国难中，请吴先生将做人道理讲一讲。”答：“我想就是’不苟‘二字。”众旋辞去。此时，姚文青在武大读书的次子姚应禄及同学多人，环立室外，欲一觇领吴先生风采高论。吴宓召入，训语多时，学生等伴送之回寓。
1944年，吴宓去宝鸡访友，买的是三等车票，上车后没有座位，只能站在走道上。送行的妹夫王俊生在铁路职工学校教书，持免费乘车证，便把他带到二等车厢内的空位坐下。待到查票时，查票员说：“这是三等票，不能乘二等厢。”王即出示证件并向查票员说明，查票员点头认可。查票员走后，吴宓极为生气：“我们是三等票，为什么要坐二等车！”愤然返回三等车厢。
一次，吴宓看见一名国民党军官正举枪打鸟，上前劝阻道：“子弹最好留下打日本人，打鸟太可惜了。”军官一时不知吴的底细，不发一言。此时正有几个学生经过，向吴宓鞠躬问好，军官方知其为一穷教授，便要上前发难。吴宓见状，忙与学生一起离开了。
武大学生孙法理回忆，吴宓写讲义的纸张各异，“有剖开的信封，有购物的包装，也有大小不同的连史纸或毛边纸，仿佛是从各种纸张上裁下来的’边角废料‘。分成参差不齐的若干沓：这一沓是A.丁尼逊的《格克斯利大厅》的介绍，那一沓是但丁的《神曲》的讲述（还用粗大的线条画上倒漏斗形的天堂、涤罪界和地狱示意图），诸如此类，每讲完一讲便发下一沓，让大家传看”。孙当时19岁，还很调皮，有时便去挑剔那墨笔字体，却发现的确几乎是一笔不苟。
1948年，法国驻汉口领事派仆人给吴宓送请柬，仆人到吴宅时，吴正和客人聊天，仆人将门拍得砰砰作响，喊道：“哪个是姓吴的，出来接东西，我是法国领事派来的！”吴宓非常生气，怒斥仆人无理，仆人也不甘示弱，出言不逊。吴生气地说：“我要打你！”随即拿出手杖，“啪”地打在桌子上打了一下，然后举杖走向仆人。仆人见状，慌不择路，边跑边说：“你敢打！我到法国人那里告你去！”吴宓追出门去嚷道：“去告诉你们领事，让他明天来给我赔礼道歉！”仆人只好逡巡走去，一面喃喃说道：“好大的教授，哎呀，这老头儿真厉害啊！”仆人走后，客问吴宓：“倘若他耍野蛮对您无礼，那怎么办呢？”吴说：“不会的，给洋人当差跑腿的最没人品，对洋人卑躬摇尾，对中国人则是恫吓欺凌，但谁要是显出厉害，他就怕了，正所谓是色厉而内荏的小人服强欺弱。”客再问：“他若不跑开，您真的会打他吗？”答：“我怎么能打人呢，而且用不着打。我把手杖在桌上大敲一下，他就得逃跑。”然后风趣地接着说：“此一敲，乃打草惊蛇之计也！”宾主哈哈大笑。
在西南师院任中文系主任时，吴宓总是提着手杖，行色匆匆，路上有人挡住说事，吴宓便说：“什么事？快说！两分钟！”说着看住表，两分钟一到，不管对方说没说完，拔脚就走。
吴宓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习惯，他送给别人的钱不求归还，借给别人的钱却要催还，这自有他的理由：“我应当催他还，这是帮助他，怕他万一忘掉成为品德上的污点。”一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向吴宓借了五元钱，说好一周归还。但一周过去了，该教师却未还钱，吴宓直接上门向其讨回欠款。那位教师很不高兴，逢人就说：“吴宓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讨。”吴宓则说：“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他提高道德修养。”
凡接到学生请教学术问题或诗文理解问题的信，吴宓总是详细作答，蝇头小楷，往往数页。如果来信中提到的是非学术专题的求助，或有关职业、生活、日常事务等问题，吴宓常不另外作复，而是在原信上加批注后寄回，这样做，既经济，又清楚，各有针对，一目了然。他的批注也很详细，行间或眉批长行细字，重要处用红墨、朱墨兼施，强调之处还加小圆点或加圈，以促注意，实在写不下则另加纸条附贴笺边，一封信的实际内容可以相当于一两小时的面谈。
吴宓改正自己写错的字时，总是把错字整个涂成长方形，四角齐整，一痕不露，然后把改正的字规规矩矩写在旁边，使看的人绝对不会感到混淆导致误会。无论书写文章、讲义、信札，不论汉文英文都是工楷。写时精神完全集中而速度很快。倘受到不停烦扰，他就会一下子止笔，勃然大怒，给人以巨大难堪。书写信封时，地址、姓名全用整齐清晰的楷书，从较大的字体到较小的字体，连两词三词的间隔都似经考虑留空适当，外文字母及数目字排列及笔画粗细有似刻印。他说一封信往往要经过“长途跋涉”，多少邮工收、检、转、送付出辛劳，如果信封上字迹不清楚或字体不规范，就是给他们制造烦难与苦恼。“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随时随地想到如何给别人以便利而不给别人添麻烦。把邮票贴到盖邮戳最顺手的上角，不是远比贴在背后教人翻转寻找为好吗？门牌号码中一个潦草数目字就可能使得投递人来回跑很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