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曾任新亚书院院长。
关键词：
潜沉、成就、传道、风华、推重、礼遇、不谐、宗主、爱国、家风、养性、修身、端方、雅趣、逸事、婚姻、抉择、痛楚、魂归、品评
潜沉
钱穆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因体弱多病，三次参加乡试都在考场中病倒，不待考试结束便打道回府，故此后便绝迹科场。他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光耀门楣。钱穆12岁时，年仅41岁的父亲撒手人寰，临终前嘱咐钱穆：“汝当好好读书。”父亲故去后，留下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只能靠义庄接济度日。母亲却咬牙坚持让孩子继续读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不忍令其遽尔弃学。”钱穆得以继续求学。
钱穆在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读初小一年级时，教体操的老师钱伯圭是革命党人，思想激进。一日，他问钱穆：“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回答是。钱伯圭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由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它们学习。”钱伯圭的话对年仅十岁的钱穆震动极大，多年后他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一日，某同学问国文老师顾子重：“钱穆近作一文，开首即用”呜呼“二字，而先生倍加称赏，为何？”顾言：“欧阳修《新五代史》诸序论，不皆以呜呼二字开始吗？”于是同学们都嘲笑钱穆：“你作文也能学欧阳修！”顾子重听闻后，严肃地对学生们说：“你们莫轻作戏谑，此生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钱穆骤闻震撼，自此牢记老师的教诲，升入中学后，时时诵读韩愈的文章。八十岁时，钱穆回忆说：“余之正式知有学问，自顾此一语始。”
1907年，钱穆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一次，史地老师吕思勉出考卷，一共四题，每题二十五分。钱穆对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问题兴趣极浓，便先答此题，谁知下笔不能休，一直写到考试结束，不得不交卷。吕思勉阅卷时，一些同学趴在窗外偷看。改到钱穆的试卷时，吕在卷后加批语。按说考卷无须发回，故一般只批分数，不加批语。但吕的批语，竟然写了一张纸，又加一张纸，手中的铅笔，写久了须再削，吕为省事，用小刀将铅笔劈成两半，夹着铅条边抽边写。铅条易淡，写着写着便写不出颜色来，吕便蘸着桌上茶杯中的茶水书写。纸遇水而破，吕便以手拍纸，使其服帖，仍书不辍。钱穆此卷只答一题，竟得七十五分。日后，吕思勉与钱穆俱成史学大家，二人长函往来探讨学问，最后一次通信，吕在信中对钱说：“君学可比朱子，余则如象山，尽可有此异同。”
年终大考前，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全体向学校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做些改动，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学生以集体退学相要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屠元博谈判，为校方所拒。遭拒后，钱穆填写了退学书，未参加考试，自动退学。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除钱穆外，还有常州张寿昆（日后《国故》月刊的创办人之一），江阴刘寿彭（即日后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刘半农），校长的三弟，以及一位姓张的同学。
钱穆虽然退学，但校长屠元博对钱极为赏识，推荐他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钟英中学停办，钱穆只能辍学回家。1912年元旦，钱穆独自在长兄钱挚创办的又新小学闭门读《孟子》。因他上学时，每篇文字大约过眼三遍即能背诵，于是规定自己半日读《梁惠王章句》上，能背诵后才归家午膳，午后，又去又新闭户读《梁惠王章句》下。如是七日，读毕《孟子》七篇。
上大学无望后，钱穆遂矢志自学，发奋苦读。夏天为防蚊叮咬，他便效仿父亲当年读书的方法，将双脚置于瓮中。钱自述，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此后，钱穆在乡村执教的十年间，苦读国学著作，颇有所得。
1913年，钱穆在报上看到北大入学考试必考书目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遂勤读夏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此书书后详细抄录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不加减一字，篇幅几乎占到全书三分之一以上。钱穆自此慢慢悟到年表对研究史学的重要性。十年后，他写《先秦诸子系年》时，更改《史记》六国年表，便是受了夏氏的影响。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钱穆一时无法得到，梦寐求之。某晚，钱穆梦见登一小楼，所藏皆章氏书，有世所未见者。二十余年后，钱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竟然真的见到了梦中所见的章氏未为世人所知之书。
1914年，钱穆在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和无锡荡口镇鸿模小学两校兼课，每周乘船往返梅村荡口两镇。周四下午四时，钱穆自梅村上船，历两小时到荡口，翌日下午四时返回。沿途湖泊连绵，秋水长天，一望无际。八十岁时，钱穆回忆：“犹忆第一次上船，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
钱穆边教《论语》课，边读《马氏文通》。他仿照《马氏文通》体例，写成《论语文解》一书，投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同意出版，并赠书百部。钱穆去信与商务磋商，将赠书百部改成赠商务书券百圆。书券寄来后，钱穆到无锡城中一个书店，买回经史子集四部中自己所缺的部分。自此，他的学问又有进益。
早年，钱穆研习《墨子》，觉得浙江官书局本的《墨子》错误百出，遂逐条批驳，写成《读墨闇解》一书，自以为颇有心得。当他读到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一书后，深叹“如初生婴儿对七八十老人，差距太远”。他又觉得《墨子闲诂》有解释未尽惬意之处，便改写《墨经闇解》一书，逐条改写孙解中未惬意之处。他将《墨子》原文逐条写下，装在衣兜中，一人在郊外散步时，随手从口袋中取出一条，边散步边思索。思索无结果，又换一条，所思所得积攒下十几条。因最终他并未将经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此书亦未写成。但这两册书稿，他“常存行箧中”，至老未忍抛弃，“偶一检阅，当时孤陋幼稚独学无友之艰苦情况，犹涌现心头。既以自惭，亦以自奋”。
钱穆读曾国藩家书时，看到曾说其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到尾通读。从此，钱便要求自己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通读完毕之后才去读另一本。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艰难之书，晚上读史，上下午读闲杂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
梅村四小新聘了一位教师朱怀天，安排与钱穆同一寝室。钱穆告诉朱：“出校门有两路，一左向，过小桥，即市区，可吃馄饨饮绍兴酒，佐以花生塘里鱼，课毕，同事皆往，想君亦已随行多日。一右向，越围墙田野村庄散步塍间，仰天俯地，畅怀悦目。余一人率右行。君今与余同室，愿仍左行，抑改右行？”朱立刻言，愿改右行。于是二人相视而笑，遂为友。自此，黄昏前二人必相偕校外散步，入夜两人各自规定的读书时间完毕，又同在院中小憩，始就寝。周六二人连夜批改完作文，周日相偕远行，“或竟日，或半日，择丛林群石间，无人处，亦坐亦卧，畅论无所不至，迄夜方归”。
成就
钱穆一生勤奋著书立说，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钱穆认为：“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其《刘向歆父子年谱》中即贯彻这一主张，打破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成书前，史学界多采康有为的说法，即刘歆伪造诸经。钱穆在书中，力证康说之谬，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书之前，各大学的课程原来都采用康说，而此书刊印后，这年新学年开学，各大学均改采钱说。
抗战爆发后，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累的五六大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随北大一起南下。这些笔记日后成为钱的著作《国史大纲》的基础，其中新意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
抗战期间，钱穆到四川宜良县城西郊的岩泉寺隐居，专心撰写《国史大纲》一书，耗时整整一年。在准备写书之前，钱穆曾到岩泉寺考察，他见寺中环境清幽，古朴干净，心中甚喜。同来友人问道：“此楼真静僻，游人所不至，君一人独居，能耐此寂寞否？”钱笑曰：“居此正好一心写吾书。寂寞不耐亦得耐。窃愿尽一年，此书写成。”钱穆在寺中独居一室，有时数日不发一言。此期间，陈寅恪曾来访，他觉得此地风景优美，但太过清幽，笑说：“然使我一人在此，非得神经病不可。”其间有联大学生来邀钱穆赴昆明讲演，钱穆道：“汝等已来此，亲见此环境，尚开口作此请，岂不无聊。”诸生无言而去。
某日，钱穆独居楼上，专心著书。恰逢几个女学生到岩泉寺游玩，见楼下无人，便上楼参观，逐个房间窥探，忽见左侧房中有人，惊声尖叫，踉跄狂奔下楼，逃窜而去。钱穆亦不意有人，警悚而起。
1965年，钱穆向香港中文大学提出辞职，从此，他沉潜书斋，专心治学。钱用七年时间写就了《朱子新学案》一书。在书中，钱穆对朱熹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梳理。他将朱熹的学术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去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地位，解决了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关于朱熹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杨联陞读此书后，赞叹不已，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钱穆晚年目力日弱，只能靠夫人胡美琦为其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再让胡诵读，口授订正。他在夫人的帮助下，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
胡美琦回忆：“他（钱穆）73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1989年9月，钱穆到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一天，钱穆高兴地对胡美琦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明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又说：“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天人合一观钱穆早就讲过多次，胡美琦以为他记忆力衰退了，提醒说：“天人合一观不是你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钱穆听罢有些不开心，说道：“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之后，钱穆又提到要写文章讲“天人合一观”，胡美琦提醒他以前早写过了，钱穆对于胡始终没能了解他，颇觉失望，他长叹一声说：“学术是不能乡愿的。我从前所讲的和现在所想讲，大不相同。我从前虽讲到天人合一观的重要性，我现在才澈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个观念上。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你懂吗？”
钱穆的最后一篇文章写于临终前三个月，他在文中对自己“彻悟”儒家的“天人合一”，感到“快慰”。他在生前多次说：“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传道
钱穆在乡村小学任教10年，在中学任教8年，此后一直在大学任教。他最怀念在小学任教的生活，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晚年，他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