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对王国维去清华任教之事也极为热心，先应胡適之请下了诏书，到天津后，他仍惦记此事，让罗振玉问王国维是否已去清华。据罗振玉说，溥仪曾说：“我无养贤之赀，清华为我暂时养贤，亦稍慰我心。”
李恩绩回忆，王国维的书不是整整齐齐地堆在书架上，而是摆得到处都是。桌子的每一只角上，茶几上，椅子上，床上，甚至于地上，都摊着翻开的书。要等他把正在起草的一篇著作告竣了，才把四处散落的书整理一下，但下一篇文章要动笔之前，书又随处堆放了。
王国维憎恶冯玉祥，他搜集了许多对“二马”（即冯）的负面评价，送到日本人辻听花处，要求他登载在报纸上。如果没有登载，他便写信催促：“前天我要辻听花登载，怎么还没载呢？”
王国维疼爱孩子，孩子们小的时候，他一闲下来就抱着孩子，一个大了，接着抱另一个。到清华任教时，最小的六儿子已六七岁了。没有孩子可抱，王国维就养了一只狮子猫，毛长得很长，体形也大，而且善解人意。只要有人一叫它，它就跳到人身上。王国维有空坐下时，总是呼-声猫咪，它就跳到他的膝盖上，任王国维用手抚弄它的长毛，在他的膝上打起呼噜来。
在清华园时，王国维的几个年幼的孩子颇为淘气，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潘丽正怕他们吵扰了王国维，就拿着一把尺子将他们赶回后院去。但他们却躲在王国维背后，而疼爱子女的王国维则一手持卷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让潘丽正啼笑皆非。
赵万里是王国维夫人表姐的长子，只是素无往来。他由王国维八十一岁的远房叔叔推荐，拜王国维为师，住在王家，之后又担任清华助教。他第一次由人领到王家，见到王国维即叩头行礼，奉上两条大前门香烟。他对王国维执礼甚恭。第一次见面时，他回答王的问题，毕恭毕敬远远地站在王面前，身体呈150度向前躬着，两手贴身靠拢，王说一句，他答一句：“是！”问他什么话，他轻声回答，话说完了，倒退着出来，头也不抬一下。他对王国维的夫人不称表姨母而称师母，态度也极为恭敬。王国维去世后，他将王国维的著作编撰整理，编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并撰写了《王静安先生年谱》。
王国维在清华任教，但他却从来没有去过颐和园，他笑着说：“吾自来此，未窥颐和园，顽朴可羞。”孰料1927年他选择在颐和园的鱼藻轩前投湖自尽。
王国维自杀前几日，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德国人颜复礼博士奉德国政府的命令，聘请王国维担任“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法国的伯希和博士亦在此时致函王国维索取王所著的《鞑靼考》。但信未寄到，王国维已辞世。
恩怨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浙江同乡，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不仅仅是同乡、儿女亲家，更是老师、挚友，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谈二人相识的经历：1898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没有见到人，一直走到楼上，只有一小房间里有人边看《文选·两都赋》，边自斟自酌。罗进而问询，乃知其为《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两人对坐攀谈，罗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遂劝他加入东文学社学习，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王面露难色，说：“奈生计何！”罗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罗振玉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一生的重大活动以及学术研究方向均与罗振玉发生着密切联系。留学日本，系罗资助；到南通师范学院任教，系罗推荐；在废帝跟前当差，亦是罗所推荐。甚至学术研究方向，也与罗振玉不无关系。据刘蕙孙回忆，王国维原本兴趣在西方哲学，罗振玉力劝其转向国学。对于罗振玉的知遇之恩，王国维一直非常感激，他曾写诗称颂罗振玉道：“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徐中舒在《王静安先生传》中亦记载：“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将藏书运到日本，寄存于京都大学，共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他古器物千余品，名之大云书库。罗邀约王国难共同整理编目，这样王国维便有了固定收入。1913年春天，王国维移居吉田田丁神乐冈八番地，与罗振玉新建的永慕园相去不远。罗守巽追忆：“观堂每晨必由直路至永慕园，像上班一样。穿上白、下淡青两折圆长衫，头带辫发，至伯父家，共研文史；仆辈称他为’王老爷‘。”王夫人于1914年回国后，王国维与长子王潜明次年再到日本，便住在罗家，以节省开支。
有研究者认为，罗振玉善于钻营，他在提携王国维的同时，也利用王国维为其做事。王国维埋首学术，处处听罗所言，鲁迅说王“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有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所作，比如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便是王的研究成果；也有人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亦是被罗氏逼债所致。
一次，王国维到罗振常处，让罗振常赶紧通知罗振玉，说国民党要抓捕罗振玉。王国维平日勉强能说普通话，但情急之下，海宁乡音便出来了。罗振常听了半天才明白其意，忙通知罗振玉，罗振玉避往天津。
1919年，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娶罗振玉三女罗孝纯为妻。1926年9月，年仅27岁的王潜明因病去世。王国维深为悲痛，赶赴上海料理长子后事，谁知却与罗振玉发生矛盾，至死不解。
矛盾发生后，罗振玉携女儿返回天津，二人打起笔墨官司，他们大约三天致对方一封信，从发生龃龉到断交，仅20天。从书信往来的内容来看，矛盾的起因是王潜明的抚恤金及生前存款。罗孝纯回天津后，王国维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生活，先将次子王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给王潜明，并将海关发给王潜明恤金等遗款，请人通过银行全数汇到天津给罗孝纯。但罗孝纯却拒收这部分款项。
罗振玉几次不领情，将钱退回。对此，王国维气愤异常，10月31日，王国维再次致函罗振玉，认为罗孝纯不收王潜明遗款“是蔑视他人人格也”。最后，罗振玉将钱收下，但他颇为恼怒，给王国维发出断交信，虽在信中说断交“殊非我心所欲”，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罗振玉的侄女罗守巽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
据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回忆说，姑母（罗孝纯）婚后与王国维的继室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婆媳感情冷淡。潜明病亡后，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与同样赶到上海的罗振玉发生争执。“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据陈鸿祥《王国维年谱》中罗振玉次女罗仲安的回忆说，1916年，王国维自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租住了“房价低廉”、“屋亦宽敞’的”闸库门“三楼底楼的一处寓所。此处房屋是闹市中的静僻之地，荒寂阴森，连木工等苦力搬进去一日便要迁走，而且，此处还经常”见鬼“。罗曾写信给王说：“公寓有鬼，信否？若然，是宜移居。……弟平日不信鬼，然近来有人亲见过，至是乃不得不信矣。”王潜明与罗孝纯结婚后，二人便住在这“鬼屋”中，王国维北上后，二人依然居住于此，故罗振玉对于王使爱女爱婿居住于此，极为不满。不久，王潜明果然病亡，罗遂“迁怒”亲家夫妇，但此语实难出口，只能携女“大归”，以泄其胸中所蓄怒意。
研究者认为，“罗王交恶”，表面上看起因于王潜明“遗款”问题，但这仅仅是导火索，之前罗振玉就对王国维不满，只是引而不发而已。罗引荐王入******，是希望通过王，时时掌握******内的动向，让王向溥仪进言，并拉拢溥仪倚重的洋教师庄士敦。罗拥护升允，而希望扳倒郑孝胥。因升允生活困窘，罗不仅自己支助升允，还要求王也出资支助，王未出资，罗便直接将王寄存于他处的一幅画标价一百元出售，准备得款后赠给升允。但王国维对******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感兴趣，对罗打击政敌的行为反应消极，而引发了罗的不满。
1923年5月，王国维入溥仪的******不久，在给罗振玉的信中提到，他准备将自己的《观堂集林》进呈溥仪。罗亦趁此将他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两书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郑孝胥等人有矛盾，便复函告诉罗振玉，为避嫌疑，等过一段时间再呈交溥仪。罗极为恼怒，当即复信王国维不必代呈，将原书交人带回天津。
一次，罗振玉和推荐王国维入“南书房”的升允，要联名上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奏折。王国维回京以后，听到了关于升、罗二人“结党”排除异己的议论。他怕贸然将二人的奏折递上对二人不利，便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直接致信荣源（溥仪岳父，婉容父亲）。王国维本是一番好意，却又引来罗振玉误会。
王国维发现自己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后，萌生退意，他致函罗振玉道：“观之欲请假者，一则因前文未递，愧对师友；二则因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变为私意，亦无从言报称，譬如禁御设馆一事近亦不能言，言之又变为公之设计矣。”所以，他准备“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罗振玉回信说：“来书言圣断可喜。……高见与弟十九不合，倘亦不能谓然，于入直之事恐亦无甚关系矣。”第二天，罗振玉又写信说，“昨作答时忧愤已极”，“劝公之北来，不免蛇足”。
王国维的长女王东明并不同意其母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这种说法，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之辞。她认为罗、王交恶“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王东明回忆说：“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道……”
王东明读到罗振玉给王国维的“绝交书”后，感慨万分地说：“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王国维沉潭当天，赵万里给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极为悲痛，马上派其子赴京奔丧。据王国维的三子王贞明写给王次子王高明的信中说，罗本拟亲来京奔丧，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让自己的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所写。对此，王贞明说：“原来这‘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个儿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后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为王举行公祭，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前来吊唁，罗还在天津《日日新闻》报发表《祭王忠悫公文》一文，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结束后，罗振玉赴京参与处理王国维后事。他奉溥仪“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赏银两千元，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丽正，自己又送上葬礼银一千元。
王国维去世后，罗振玉为王国维校理和编辑遗著，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罗晚年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黯淡
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
1926年9月，王国维年仅27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面对此打击，王国维悲痛异常，郁郁寡欢。处理长子丧事的过程中，王国维又与亲家罗振玉决裂，这更导致了王国维的落寞。此一连串的事件对王打击甚大，他给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信中，提及“弟秋闻长子之丧，心绪恶劣”。据说，他时常发呆，见人就要诉说自己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