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柏生在《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中回忆，1927年的4、5月间，北伐军攻下徐州，同时冯玉祥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北京感到极度的恐慌。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日晚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住所，谈及时局，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时与国民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离京避难去了。
谢国桢回忆6月1日晚与王国维谈话的情形说：“先生……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著之久矣。”
姜亮夫回忆，当时，很多人都劝王国维剪发，而梁启超突然去天津后，王国维心中更是惶恐。这期间，姜亮夫去看望王国维两三次，一次（大约为农历四月二十八）去后，王国维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姜亮夫说：“你别管这些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这是形式。”王国维似乎觉得有些道理。
6月1日，即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又去了王国维家中。王国维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劝了劝王国维。离开王家后，姜亮夫将王的话告诉了陈寅恪，陈本来要去看王国维，但因为马上要去城里未婚妻家，故打算晚些再去。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看望王国维，王显得颇为忧愤。金梁回忆说：“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当时王国维大概已有了自沉的想法。
王国维沉湖的原因，学界大概总结了以下说法：
一为“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早在冯玉祥逼宫时，他便有自杀“完节”的想法。梁启超坚持此说，并将王国维比作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清华校长曹云祥及吴宓、金梁、杨钟羲等人也均持此说，罗振玉更是伪造遗折，坚定认为王为殉清。
而在此之前，王国维便有过多次自杀的想法。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之际，王国维曾邀罗振玉、柯劭忞共沉于神武门御沟，自杀殉清。王国维的家人在回忆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
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指出王国维自沉鱼藻轩前有其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
鲁迅也持此观点，他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遗老有别，王在清华任教，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至于“愚忠”到“殉清”程度。而且王的遗嘱中未提及溥仪一字，故当时即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死后，罗、王已生嫌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史达亦认为是逼债，郭沫若也赞成。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兵临城下，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因其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为当时许多人所鄙夷，认为不符合王国维立身处世之道。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是以“尸谏”劝阻溥仪，让溥仪不要听从罗振玉等人之言东渡日本，并认为王、罗决裂的真正原因便在此。
五为“文化殉节”说。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诗》中写道：“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陈寅恪认为，1924年冯玉祥逼宫，陈寅恪视为侮辱，他在遗书中说“义无再辱”，是不想第二次受冯玉祥部之辱。
陈寅恪的《挽王静安先生》，最先认为王国维自沉是“殉清”，但后来他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在序中第一次提出王“殉文化”说。两年后，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又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最后一种说法是综合说，认为上述“诸因素”皆有。
而王国维的后辈们则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有关。1983年8月王国维三子王贞明和长女王东明在台湾发表《父亲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间留不住》，他们认为：“父亲自尽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还拒收恤金……面对罗振玉这位数十年培植资助他的挚友和共同研究学问的伙伴，是一件痛苦的事。……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对于王国维“殉清”之说，他们认为：“其实父亲只是一颗棋，也是他（指罗振玉）预布的羽翼……渐渐地父亲感觉到已卷入”浑浊世界’的大旋涡，必须脱身出来，因此婉拒代缮奏章，代递奏折，代为进言，并表示‘闭门授徒以自给’，以求心安理得，罗氏对父亲的态度颇为不满……“王东明又说：“王氏后人大都秉性沉默，且有不少流寓海外的，不能广集多方意见，仅凭罗氏家人之言做成结论，自有偏差。”
王国维的孙子王庆山同意姑母和三叔的看法，他认为二人的说法可信。因为王贞明是当年在北京时王国维身边最亲近的儿子，父亡之时，他最早一个奔赴出事地点，最早读到父亲遗书，手头又握有第一手资料；王东明是王国维最宠爱的女儿，相处时间最长，最熟悉其性格和内心世界。
王庆山说，1968年他回家探亲时，父亲王高明（王国维次子）曾告诉他：“我们王家长子娶的是罗家的小女儿，最根本的是你大伯与伯母的婚姻是不平等的。你祖父对这门罗王联姻并不赞成，只是因为我们生活靠罗支助，所以他出于无奈，才同意这门亲事。我们王家人不求名利，又爱自责。当年祖父对大儿子的死，十分难过，又自感对不起。”
与王国维相交近三十年的马衡在《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说：“但这个环境也就不知不觉把他造成一个遗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情，也是他自己深抱隐痛的一点。岂明君说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思想中的冲突与情神的苦闷，我以为是能真知王先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