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美
罗振玉评价王国维：“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令人久敬不衰。”“先生的学问，是用文字、声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约，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刚刚适可而止。”
罗振玉挽王国维：“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梁启超挽王国维：“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
梁启超这样评价王国维：“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作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一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的全体。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梁盛赞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又评价道：“静安先生平时对时局悲观，看得很深刻，他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采取激烈的对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又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我们要说，殷虚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郭沫若将王国维与鲁迅进行比较后说：“我所感觉着的，是王国维和鲁迅相同的地方太多。”郭氏认为，鲁迅和王国维有相同的人生和求学经历，如幼年家况都很不好；都赴日本留学；都受过一年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王国维学习物理学，鲁迅习医）；都喜欢文艺和哲学，都曾醉心过尼采；都先从事教育工作，而后参加教育行政工作（王国维任清朝的学部总司务行走，鲁迅到民国教育部工作），到晚年又从事大学教育。不仅如此，他们的“思想历程和治学的方法及态度，也差不多有同样令人惊异的相似”。他们都曾“想要成为物理学家或医学家的志愿虽然没有达到，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功。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者百代的后学”。两位先生都富于理性，养成了科学的头脑，“但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偏枯，他们是厚于感情，而特别是笃于友谊的”。不同的是，“鲁迅先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而王国维先生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竟成为了时代的牺牲”。“王国维好像还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而鲁迅则是一个伟大的完成”。
王国维自沉后，梁漱溟闻讯赶去：“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陈寅恪挽王国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共一死。五千年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研究者们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评价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顾颉刚评价王国维说：“静安先生……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三十五岁以前，他在学问上不曾做过什么大贡献，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惟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那波利贞在《王国维君殉节追悼会》一文中评价王国维说：“作为学界名宿、中国完人，他临终的悲壮、他冠绝千古的学与德，谁能不联想到楚屈原。”
缪钺在《诗词散论·王静安与叔本华》中评价王国维道：“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牗，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
李泽厚分析王国维道：“（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生的毁灭来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